《爱与欲》木吉水亢

3、最后一面A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这里的学期很短，从一月到四月底，紧锣密鼓地从每周一上到周六，然后进入漫长的五个月暑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学生可以上半年课再放假半年，心头震撼难以言喻。上次见面的时候，他提到学校几乎不为本地学生提供住宿，我又知道上大学居然可以从家里通勤往返，感慨人与人的生活差距实在太大。每周二上午的课他总是姗姗来迟，大抵也有青年人的懒病，总是睡到最后一刻才肯起来。

　　今天雨势很大，山上路也难行，学生往来匆匆，总是席卷一身水汽。我讨厌雨天，尤其讨厌雨天出门，行走在雨中，难免变得潮湿。我是体温低的人，身体维持正常运转已经很不容易，没有多余的温度来蒸干水汽。下车时，余光扫过教授的身影，我收起伞来与他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我见过许多知名教授，多是风度翩翩，有君子之姿，又或者有些隐隐的傲慢与自赏，总的来说都是或隐或显的自信。有趣的是，如果一个人身上的自信显而易见，他的自我大概已经悄悄膨胀得超出了他的真实水准。不过这或多或少保护了这群文人的生命——对于那些总是向上飘忽的，无法落到地面的思想，最大的仁慈就是允许人们将自己杜撰的部分长久地藏在口袋里，不要轻易示人。

　　但教授并不如此。或许是因为生命中真实的苦难太多，他身上少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他是个干瘪的小老头，头发稀疏，笑得时候脸上爬满皱纹，走路时总是弯着背，将双手背在身后。他习惯在每节课后请学生吃饭，在午餐间隙回应学生好奇的问题，平静地讲述自己坎坷的一生。人类的视角总是千差万别，我听他讲过他的学术生涯，总是以“都还蛮顺利”开头，以“我那时候也很幸运”穿插其间，后又听他的学生讲起，就是“受过许多批评”，“很不容易”云云。

　　我曾经意识到自己和他的学术风格相似得诡异——考虑到我们的学术生命从来没有重叠的痕迹，他的学术风格又独树一帜，这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他四处讲学，吸引了很多狂热的年轻粉丝。但如果你完全地理解了一个人的作品，只剩一些品味上的分歧，他就很难再对你保有神秘，因此我总是与他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但我还是很高兴在此处见到他，与他有了一次单独谈话的机会，因为我正撰写一篇对他的驳论。

　　“我正在写一篇反驳您的文章，”我兴奋地对他说，“其实我原本没有想到会写这样一篇文章，我想写的是另一个人物，还给文档起了那个名字，但是在引文结束以后，我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了您的部分……”我看到他笑起来，但想必不是被我的俏皮话逗笑，而是被我兴高采烈的气氛所感染了，于是我接着说，“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打开那个写着别人名字的文档，然后添一点您的内容进去。”于是我们俩都笑了。

　　“所以你打算怎么写那个人的文章？”他问我。

　　“我打算做一个普遍性的概念，然后把它和另一个概念连接起来。”他听我说到后半句，原本一直倾听的姿态才发生了改变，缓慢又有力地点了一下头。我又说，“不过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普通……现在我还没开始写，或许写了以后会有新的发现。”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教室，我把带有自动关闭功能的门用力顶开，再把三角形的木制阻门器踢过来将门固定好。在我处理这扇门的时候，教授也示意我最好保持课室门打开，显然我们都对空气中的潮湿氛围不太感冒。我回过头来在往常的位置上坐下，他又开口说道，“我有一篇类似的文章，也是这样的观点，”我很快接上，“我看过，那篇文章确实差不多。”

　　他又接着说，“我还没发表，你怎么会看过？”我发现我有时会被他弄得尴尬，但还是很快回答，“但是您报告过，两次，一次在北方，一次在这里。”他很快想起来确有其事，于是接着道，“我可以把它发给你。”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前面反复被我打断的铺垫意味着什么。我有些许惊讶，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对我表达好意——我并不是说他不具有善意，只是一个人如果经历得太多，就很难被一些肤浅的交往所打动。我仍然没有感觉到他释放过对我的明显喜爱，但总之我们的关系比陌生人更近了一步，于是我欣然接受。

　　起初课室里只有我和教授，我们没有太多共同话题，于是他开始检查上课的装置。我则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发呆。今天是最后一节课，又是学生主讲，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冒雨从家里辗转前来，或许我们的最后一面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他总是在上课后才进来，匆匆坐在课室门口的位置，这意味着我还要至少反复看向门口十次才能知道答案。但我很快听到鞋子踩在湿滑地面上的声音，他来了。

　　原来今天他是主讲之一。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在讲台上呆足四十分钟，我没有想到最后一节课还有这么大的惊喜，连带着精神都振奋起来。今天下雨，他破例没有穿袜子，光脚踩着凉鞋在我斜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把右腿搭在左腿上。我的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在看他的小腿，“很直，”我心想。我又走神了一次，这次我把头扭开，但在回到课室的那一瞬间还是发现自己的眼神停留在相同的地方。我第一次感受到男性看到美女时不受控制的本能冲动，身体不是被杂念所控制，而是自己动了起来。

　　在课前准备时间，他走上讲台拷好课间，走下来的时候横穿过我面前。我挥挥手，但他没有看我的方向，于是我只好再尴尬地发声，“嘿……”他终于意识到我在叫他，在我面前停下来。“我在写一篇文章，打算讨论你说的那个问题……”，他有些迷惑，“什么问题？”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编织的语境里说话，于是哽住半秒，又花了三秒的时间仔细回想，“差异性的问题，”我说。

　　他慢慢踱回座位，转身面向我，脸上有明显的笑意，“我等一下也会讲，”他说。我很高兴地问他真的吗，感觉我们之间有了共同的目标。“你想看吗？”我问。我发现我面对他的时候总是很小心，说话前要斟酌再三，确认他的喜好，又总是嘴瓢，显得格外笨拙。分离的焦虑完全催化了我，我知道这是我最不应该对他说的一句话，却是我昨晚躺在床上辗转想到的话。我清楚地知道感性完全占据了我头脑中的支配地位，而本应该阻止一切的理性居然在给它出谋划策。

　　他的反应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脑袋歪向脖子的一侧，在说“我想”的时候音调上扬，脖子略微向上抻起，这是他情绪高涨时的神态。我迅速接上，假装我与他是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把你的邮箱给我，我写完发给你。”我从余光中看到教授面露笑意，心中却充满了羞耻与不安，我不知道这个经历坎坷的小老头是否看出了我的别有用心，但此刻，我的理智已经基本变成感性的奴仆，什么都无法阻止我。

　　于是他拿着手机走到我面前，迟疑地问我“我要怎么……”。我打开邮箱，切换到私人账号，然后把手机递给他，示意他将邮箱地址打在发件框里。或许他原本想要给我发一封邮件，但那不是我的行事风格。等他把地址输好，我看向屏幕，认真记下了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