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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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一个假日的午后，我像往常一样驾车去慕尼黑拜访哥哥冯斯德。在战争末期的时候，即使母亲用贵族的身份一保再保，哥哥终究还是迫于纳粹政府的压力参加了国防军，被送往诺曼底前线保卫即将陷落的德意志祖国。多亏上帝保佑，一年后他平安归来后，还被军事法庭释放。那之后原本安静温柔的他却变得孤僻狂躁，医生说是战争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我一直认为哥哥的身体状况不应该独居，然而拗不过他一味坚持，我为了安心，只好保持着定期对他的探望。
不过我今天过来，不仅是看望他一个人。我按下门铃，令人惊讶的是开门的居然是哥哥，现在是上午十点钟，他居然起床啦。
“什么事？”他冷漠地开口，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招待客人的打算，“亲爱的哥哥，好久不见。我是来探望你的，最近身体还好吗？“我微笑地回答。
冯斯德终于让开了身子，我立即跟进去，仔细地观察他的居所来评估他的生活质量：地板十分整洁，那几件孤零零的老旧家具还待在它们原本的位置上，白色的墙壁泛着冷光。我很满意，这样的干净程度对于独身男人来讲很难得。
初春的天气一点也不暖和，屋里比外面更为阴冷，狭小的窗子里满是天空堆积的阴云，天气总是不放晴。
我们兄妹两个对坐在沙发上，相望无言，横亘在我们之间的不是茶几而是一条沉默的冰河。
“那个孩子怎么样？“我率先开口，询问那个东方女孩的情况，哥哥的表情略有缓和，他点了点头，又指了指楼上。
我上了楼，听见洗衣房中传来声音，走近一看是她正在卖力地清洗着一件男士风衣，她回头看见我，便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站起身来向我问好。
“上午好，伯雷斯小姐，你要喝点东西吗？”她微笑着问我，我摆摆手。“不用啦，你忙你的吧。”她点头，转过身又开始工作。我又问道：“你还适应吗？我哥哥他有没有对你发脾气？”
“怎么会？伯雷斯先生人很好。”她连忙说，似乎很怕我担心。
第一次遇见这个女孩，是在法兰克福的大车站。一周前，我去接出差回来的丈夫，她正巧和丈夫同一个车厢，摇摇地下了火车，那瘦小的身躯在一群高大的欧洲人中尤为扎眼。
我与丈夫拥抱在一起，互吻脸颊。正要嘘寒问暖，丈夫却叫我在原地等候，他要马上去回一个工作上的电话。
过了好一会儿，丈夫还没回来。一个清澈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我抬头对上那双深褐色的眼睛，是那个亚洲女孩。
“亲爱的小姐，很抱歉打扰了你。”她胆怯地对上我的目光，语气温和。“您知道去往慕尼黑的站口在哪个方向吗？”
她就站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我开始打量她：个子不太高，身着一件半旧的西式女服，乌黑及腰的长发披散着，白净的脸面上神情疲惫，眼角似乎带着泪痕。
她的英语还算标准，看样子是个日本女孩子，听说日本被美军炸的满目疮痍。我想了一下，既然好久没去慕尼黑探望哥哥，何不一会儿和丈夫一起去，顺便捎这个女孩子一道。
“你去哪里？我正巧一会儿要开汽车去慕尼黑，也许可以捎你一程。”我用英语礼貌地回答她。
她听后显得十分高兴，毫无防备的样子，连连感谢着我。正巧丈夫也回来了，我们便一起上了车。
我从后视镜看向车后座的她，她局促不安地卷着衣角。“孩子，你去慕尼黑哪呢？”
她听后，立马从衣服深处掏出一张字条递过来，“在这个地址，小姐。我姑妈家。”
我看了一眼字条，被吓了一跳。
“你来自日本吗？”
“中国。”
我感到诧异。
“家里......一直不太平，老是打仗。”她说，语气里满是哀伤。
“中国不是战胜国吗？日本已经投降了，还打什么仗呢？”丈夫突然插嘴道。
“是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战争。”她解释道。她大抵不知道“内战”这个词语。
“唉，别提战争了......我哥哥他还病着...”我用德语对丈夫说。
“其实......我...姑妈可能......”她突然哽咽起来，她小心翼翼地说，“慕尼黑西部被炸成废墟，嗯......车上有人用英语这么说，是真的吗？”
我沉默不语，复杂地看了她微红的眼睛一下。
“姑妈就住在那里。”她脸色惨白，我努力想着安慰的话，却再难出口。
到正午了，阴天总归是透亮了一些，太阳依旧躲在云后面。车窗外成片的枯枝急速掠过，春风也不能使它们返生。广袤无垠的田野空无一物，一直蔓延到天边，难以掩盖的破败充斥在这里每一处。
“那你还要留在慕尼黑吗？”我心里很难受，询问她的去处，争取再帮帮她。
“在哪里，不都是一样的吗？”她轻轻地反问道。“其实也并没那么糟糕，如果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可以留下来了。”
“可是，谁会用我呢？”她绝望地对自己说。
我感到我的心拧了一下，“你会照顾人吗？”
她突然看向我，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你会照顾人吗？”我一字一顿地说道，“照顾一个有患有战争后遗症的独身男人，你愿意吗？”
“我的英文名字叫瑞格莱塔，请叫我瑞格，小姐。”她没有正面回答，她的目光充满希望。
没错，我希望这个小姑娘能去照顾一下哥哥，这也许是个疯狂的想法。我的工作眼看又要调动，更加不方便过来了。以前也想过找其他人来照顾他，男人的话完全不行。年轻的女人又时常因冯斯德的俊美和身份揣上其他心思，年老的女人又总是要兼顾自己的家庭。如今这个极小的，尽管是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起码不会无故生事。
“咱们家虽然没落了，但也短不了你们两个的。”我这样对哥哥说，“权当是让我放心，好吗？”冯斯德没有说话，也没有看瑞格，径直上楼去了。
一切便自然而然地尘埃落定，我与瑞格签订了长期雇佣关系合同，以保证她有充分的理由长时间逗留在德国，直至家乡重归和平。
思绪回到当下，坐在对面的哥哥不见了。瑞格下楼进了厨房，她轻快的身影在厨房里舞动着，就像一只轻快的小鸟。
不一会儿午饭就好了，瑞格端出两份食物摆在餐桌上，餐具裹着布帕搁在桌角的竹筐里，我拿了两副，它们洁净得发亮。
午饭只有几片白香肠、烤土豆片和蘑菇汤，原本寒碜的食物被摆的卖相很好。这个孩子的能力的确很出色，连哥哥也挑不出她的毛病来。
“对不起。外面的商店就只能买得到这个。也许是我的问题吗？”瑞格低着头试探着问我，“不不不，现在确实也就只有这些.....你已经做的很好了。”
冯斯德看起来胃口颇佳，几乎吃掉了盘子里的所有食物。如此下来我便完全放心了，一连好几个月都没去慕尼黑。
一日下班回家，看见信封里罕见地躺了一封信，打开看原来是瑞格写的。她向我报备冯斯德的状况，说他爱吃甜品店的泡芙，还给了瑞格一些零花钱，而她用这些钱买了一些花装饰阳台。
我没有想到她还会读写英语。
三天后，我又来到哥哥的住处，是瑞格打电话叫我来的，说冯斯德病了。我进了屋，一双通红的眼睛无助地望着我，像极了初见那天的模样。她先开了口，用了德语，嗓音沙哑，“伯雷斯先生病了，他手脚发凉，嘴里却嚷着热。我让他一定盖好被子，他不听我的。”瑞格低下头，“可是这件事说到底还是要怪我。”
我连忙追问。瑞格继续说，“我上午整理仓库时，不小心弄掉了一个黑盒子，里面掉出来这个。响声太大，他过来看是什么，一件这个东西，他就晕倒了，嘴里喊着一些话，我并没听懂。瑞格从身后拿出了一个黑盒子打开来，里面赫然一枚带有纳粹标志的黑十字勋章。
听说战争末期发下来的勋章，只含有一个意义—让佩戴它的士兵为德意志的尊严与荣誉慨然献出生命。一阵苦楚莫名涌上心头，我想到1945年的冬天，哥哥虚弱地敲响房门那时落魄潦倒的样子：形容枯槁，身着单衣，大了一圈的军服上清晰可见俘虏的编码。
“这是有关战争的东西，对吧？”瑞格惭愧地说道，“我把他扶到床上，便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她合上盒子，放了回去。
“这不怪你，不知者无罪。”我安慰她道，心里还是有些责怪她的鲁莽行为。我走上楼去看哥哥，他正□□地躺在床上。
见了这一幕我下了一大跳，立马将一旁的毯子盖在他身上，“哥哥，你注意一点。”我对他说。
瑞格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来，哥哥拒绝了。“屋里这么冷，您不能不盖被。”她又对哥哥说道。冯斯德纹丝不动，她叹了口气又把被子给他盖上。
第二天早上哥哥就好了许多，吃完了早饭，瑞格脸上又充满笑容。我向他二人告别，离开了......就这样日复一日，祖国在所有人的努力与奋斗中重建着，渐渐恢复生气，甚至可以看到一些从前的辉煌，时间来到1952年。
早在1950年，哥哥的病大有好转，已经可以自己出门。凭借战前就已经大学毕业的优渥学历，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工作。瑞格依旧是照顾哥哥的日常起居，在他上班之前端上早餐，下班之前暖起壁炉除此之外就是种种花、学做新菜式、练习读写德语......哥哥每周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不在家，她看上去很无聊。
“瑞格应该去上学，她是个大女孩子了，不该整天围着你这个单身老男人转......”我给冯斯德打电话说，他很赞成我的想法，“还有你，你应该赶紧结婚。”
瑞格同意去上学，我打电话联系了一所慕尼黑的中学，对方同意了让瑞格在那里借读。
“她是您哥哥的女仆不是吗？如果瑞格莱塔小姐以伯雷斯家养女的身份来这里读书，想必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更加接纳她的。”那所学校的负责人对我说道我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这样的安排。
其实早在三年前，瑞格曾经做过回国的打算，还是要从那年的秋天某一日，报纸边栏那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意味着内战结束，瑞格的家乡不会再动乱了。听说她把那个栏目从报纸上剪了下来贴在了房间里，还收听了那天早上的广播，她听见一句模糊不清的话，蜷在沙发里泣不成声。
只是那个时候正值哥哥病情好转的关键时期，单位又实在忙的不可开交。我不想放这孩子离开，她一旦回国是不可能再回来的。见我们对她的暗示无动于衷，她开始向冯斯德表达她强烈的意愿，比如在圣诞节前夕把姜饼和蛋糕买成单人份的。
于是我向公司请假，去往慕尼黑。见到瑞格，把自己的难处和无奈一股脑儿地全倒了出来。她听后默默垂泪，不知是为谁而哭。谁也不能保证中国现在一定是安全的，我对她劝诫道，这样贸然回去十分危险，你应该先给家人寄一封信。
这些年来她似乎也寄过信，可是从来没有收到过回信。而她这次听后依然抬起头，死寂的眼神显出一丝光亮，猛地点了点头。她立刻找来纸笔开始写，不一会儿，她露出了尴尬的神色。
“我好像有点儿不会写汉字了，伯雷斯小姐。”她苦笑着，自怜又可悲。“我要给父亲写信，我希望他可以到车站接我。”她喃喃地说着。
我觉得有些可笑，耸了耸肩，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这也弄不到什么关于汉语的书籍。
最后，她还是把信寄出去了。这之后，她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查看邮箱，那里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封来自遥远的、神秘的东方的信呢？
雪融化成春水，流进莱茵河饥渴的河床里，属于春日的花儿重新绽放。不久后的一天，一封珍贵的信躺在邮筒里。
它真的来了，伴随着春日的温暖它来了。瑞格一定快乐得手舞足蹈，她激动地给我打了电话，“远远地看，信封是牛皮纸做的。”她说。
兴奋过度的她一定飞快地冲向了邮筒，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封信，真漂亮，那一刻它是值得一切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她会一点点地拆开信封外皮，喜悦充斥着她的大脑。可能她并没有注意到上面署名的地址，也许她认为这不重要，也许这是她那短暂的半生犯过的唯一一次粗心。她一把掏出信纸，映入眼帘的不是思念已久，婉约娟秀的父亲的小楷字体，而是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生硬丑陋的德文字母。希望落空，念念不忘终没能盼来回响。
她晕倒在家门口，邻居发现她时，不见那封信，也许早被风卷走了。
至于那该死的寄信者，大概是哥哥的那位挚友，瑞格闭眼前，似乎看清了那样一个名字：亚历山大·冯·尼格罗伐。哥哥听说后，反应与瑞格如出一辙。那个人参加了党卫军，战争结束后杳无音信，也许这封信还是从战俘营里寄来的呢。
自这件事过后，瑞格再没提过回家半个字。又还像当年一样，一心一意照顾哥哥的起居，眼中只有他一个。
再记不清是何时，我认为瑞格已经不再适合单独留在哥哥身边。那天我例行拜访兄长，院门锁着，我站在门口大声呼喊。瑞格很快打开屋门迎接我，披着一件深棕色的羊皮大衣。我经过她时，打量了一下她：她微微拢着那件大了很多的名贵衣服，此时正有滑落之势，一股属于冯斯德身上的洗涤剂香味逸散开来，我感到莫名的不悦。
注意到我一直盯着她的衣服，“这是伯雷斯先生的，我刚才着急，害怕您冻着...”她神态自若地向我解释道。
我没有回答，径直走进客厅，茶几上摆着一张看起来很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右上角名字区域写着：瑞格莱塔·冯·伯雷斯。我微微皱起眉头，看向瑞格。
“怎么了？伯雷斯小姐，我确实认为我还需要努力......对不起，作为伯雷斯先生的养......”她羞愧地低下头。
“没什么，你很优秀，去泡茶吧。”我不耐烦地打断她。
这时候冯斯德听见响声下了楼，打开了电视，坐在我旁边看起来。令我惊讶的是，瑞格放下茶盘后，一转身竟十分自然地坐在了冯斯德身边，依偎着他的身体看着电视。这一幕令我十分难受，却无法直接开口，不一会儿，瑞格走开了。
我开始小声地劝说哥哥，叫他保持与瑞格之间的距离。他只是随口敷衍了一句知道了，我并不满意他这个回答，“奥蕾格，你想太多了。”他打断了我的喋喋不休，“她就是个孤立无依的小姑娘，她需要个人和她亲近亲近罢了。”
“那也不该是你。她成年了，可是你依旧年轻，并且单身。”我反驳道。
“绕了这么大圈子，你还是想劝我结婚？我都说了我不可能......我不可能爱上任何一个女人的。”他看着我的眼睛，加重了语气。
这次谈话就这么不愉快地结束了。
1956年，最不平静的一年。
我请了年休，一连几天身上不好。我卧在汉堡的郊区别墅里，无聊地看着书。
忽然听见电话响了，是哥哥。他说晚上在家中宴请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务必让我去一趟，语气轻快，我欣然应下。
我到的稍微晚了一点儿。晚餐已经备好，哥哥和客人还有瑞格都在等着我。
“奥蕾格，这位是我的同事，法恩·尼亚克·桑切斯特，法国人。法恩，这是我的妹妹奥蕾格·埃森·冯·伯雷斯。”我们依次落座，哥哥介绍着我们互相认识。“伯雷斯小姐，您好。”那位看起来温和儒雅的桑切斯特率先开了口，我报以礼貌的微笑。“冯斯德，你们兄妹两个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不管在哪个人群里都是异常耀眼呀。”他不住地感叹道。
“大家都这么说过，其实过奖了。”我回答道，切开一块牛肉。“我已经老了，不过我的妹妹，还是配得上这份夸赞的。”哥哥微笑着看向他的客人，眼里尽是掩不住的光亮。我突然意识到什么，但不想确定。这时瑞格端来酒水。桑切斯特一看见她，露出诧异的神色，他大概从来没见过亚洲人。“奥蕾格，你不是一直想要去法国旅游吗？不介意的话你可以问问法恩。也许不久以后某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去周游法国。”哥哥对我说，然后叫瑞格也过来吃饭。
“法国人啊，我家就住在法租界，一上街能看见很多呢。”瑞格突然撇这样一句话，语气有些发冷，我隐隐有些不详的预感，战争，该死的战争。“他们□□了我的乳母，让她怀孕，人们却都说，是她的错。”
气氛瞬间下降至冰点，桑切斯特不满地盯着瑞格，哥哥也局促不安地切着肉块。
宴席不欢而散，桑切斯特吃完后匆匆离开了哥哥家。瑞格若无其事地收拾着餐具，冯斯德躲上楼看书去了。
我突然想到上周瑞格的老师给我打的那通电话，据说是瑞格班上一个法裔男孩经常骚扰她，搞得瑞格十分苦恼，学习成绩也有所下降，让我和哥哥好好安慰她，我当时并没有在意。
可是这并不足以成为她对哥哥的客人无礼的缘由，我向她走去，责备地瞪了她好几眼，她没有与我对视，却感受到了压迫的气氛。“我这个秋天就毕业了，伯雷斯小姐。时间过得好快啊。”她平静地说，“那位桑切斯特先生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温柔，他老是让伯雷斯先生难过，甚至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酗酒。”她靠过来，小声地对我说。
“那也不是你应该担心的事，哥哥会处理好他的社交。”我警告着她的过度干涉行为。
后来我去探望哥哥的那几次，都发现是哥哥自己做的饭，瑞格老是身体抱恙，在房间躺着。
那天我上楼去看她，敲了几下门，没有回应，我便直接打开门，看见她在猛地往柜子里藏什么东西，好像是一条束腰带。我感到巨大的疑惑，我走上前，一把扯掉她堆在肚子上的被子。
她的腹部微微隆起，她的神色难掩慌乱，痛苦地看着我。我立马明白了什么，我立刻转身跑下了楼，我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真让人感到不快。
楼下厨房，冯斯德一无所知，依旧镇定地烧着锅，他看见我过来，“瑞格今年冬天可能会离开了，她经常无缘无故地哭泣。”他突然悲哀地说，“她一定是想家了，奥蕾格，你能对她温柔点吗？像从前那样，为什么不了呢？”
老天，她离开是你我的福分，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可惜善良的哥哥不懂这道理。我们家救助了一个可怜的孤女，不是想要她来残害我们美好的名声的。
56年的冬天，圣诞节前，瑞格离开了，我已经记不清她走向火车的样子。致只记得她那清瘦的背影，一如来时那样，落寞孤寂。
哥哥依旧自己一个人生活，没有结婚。我回到汉堡继续我的生活，和我的丈夫一起。可是我的内心深处，时常会陷入深深的恐惧与不安之中。
一天周日我昏沉地倒在沙发上睡去，梦见一个瘦小的黑影站在我面前。
“奥蕾格·埃森·冯·伯雷斯。”那个黑影呼唤着我，我的头巨痛无比。
“你想过拯救我吗？哪怕一分一秒。”那黑影继续说着，“说实话，你只不过把我看作为一个低贱下作的黄人奴隶。”
不，不是这样的！我不是种族歧视者。
“我的唯一用处，就是代替你和你敬爱的哥哥'相依为命'，不是吗？。”她的声音无比平静，不含一丝委屈或者愤怨。
“你慷慨地把你们家族高贵的姓氏冠以我这个低等的奴隶的名字后面，就是想在毁灭我的时候向大家证明你的无辜罢了。”
不！我们从来都是把你当做家人看待的，你名义上是哥哥的养女，我的侄女。是你自己不够纯真的品格，毁掉了你自己......
沉重的噩梦整天缠绕着我的睡眠，本该美好的梦境深处，净是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1969年7月，不知道出于何种心情与目的，我们举家前往香港旅游。热闹的大街上繁华无比，我与丈夫牵着女儿，哥哥拿着在路边买的糖葫芦逗得她开怀大笑。
我们宿在市中心一个漂亮的酒店里，这家酒店的老板曾经流落青岛时受到过德国人的恩惠，对我们分外热情。
餐桌上，酒店老板拿出珍藏的美酒，酒过三巡，我和哥哥都有些醉了。于是忍不住，在酒桌上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往事，老板看上去没有喝醉，听完我们的叙述后，他的表情微微凝重了。
“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们，这个女人的下场，怕是不会好了。”酒店老板对我们说。“看你们说的那样子，姑妈在德国留学，家里有钱支持的起她的船票，在那个年代上过女子中学的女孩子家......大概率一定是资本家了。”他缓缓地说着。
“资本家？那为什么......”哥哥的目光迷惑，无力地询问道。
“内地自68年起，就开始搞阶级革命，说什么“打倒资本家”，听说，稍有些体面的家庭都......被抓起来，有的在服苦役，有的当众枪毙了。而这个女人，怀着一个混血孩子，满身洋人气息......怕是更不好说了。”
我的眼角湿润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头看哥哥，他转过脸去，手里的酒杯已经洒了。“奥蕾格，这些事为什么都不告诉我呢？”他的语气充满自责，他没有怪我，我知道他在恨他自己的疏忽。
也许我真的做错了，我犯下了罪责，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饭后，我们在街上散步，醒着酒。我的鞋带开了，我蹲下来系鞋带。突然，一个清澈的声音在我头上响起，我抬头一看，一个手里挎着篮子的女孩子出现在我面前，十三四岁光景，身着一件崭新的西式女服，笑眯眯地对我说：“美丽的女士，您要买一束玫瑰花吗？”
突然不知道怎么，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苦楚我的泪水挤满眼眶，流下面颊。
冯斯德走上来，递给她几张港币，“我买两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卖花女孩走掉了，我与冯斯德在前面找了个地方坐下，他静静地望着那束玫瑰，目光有些呆滞。
“我突然想到，”他喃喃地望向天空。
天空很晴朗，云朵休闲地运动着，无比安静。
“那个时候，可真是幸福啊。”
————全文完————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一章（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