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我认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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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周小成是自己认的罪？”
说这话的时候，柯跃尘正站在图书馆顶楼的露台上，扒着栏杆往下看。
从五六层楼的高度俯瞰脚下，排练室小门前那几棵白杨树高大耸立，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驻扎在灰白的落叶上。
他收回脑袋，转身靠在栏杆上，因为烟瘾发作，右手习惯性插进放烟的口袋里，扑空后又无措地拔出来：“没罪为什么要认？那些都算不上直接证据，更何况他连确切的杀人动机都没有！”
指纹和脚印只能说明周小成在排练室小门外逗留过，既不代表他进到了门内，也无法证明就是案发当天留下的。
易垒没有立刻回答，他取出只绿色纸袋，从中倒出块绿色方片，撕开外衣递过来。
是一块口香糖。
入口后，薄荷味在舌尖蔓延，竟有尼古丁进入身体般的舒缓感，跟平时吃的那些不太一样。
“你那时人在莫愁，不清楚浦口这边的事。”易垒面朝反方向站定，天阴着，他脸上却粼粼闪烁，仿佛倒映着湖水的光，“当年许多人亲眼目睹，案发当晚，周小成和孙一凡在图书馆门前大打出手，两败俱伤。”
“你是说......”柯跃尘咀嚼的动作渐渐慢下来，“他俩在学校里打架？”
“嗯，就在案发前一小时左右。”易垒说，“监控画面里周小成穿的鞋与案发现场的脚印一致，而门把手上除了有他的指纹，还有他的血。”
“可清者自清，既然他没做过，那为什么要认？”
周小成的为人柯跃尘是了解的，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原生家庭。
他一路看着周小成苦读、换专业、考证、找工作，知道他是一个把前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
这样一个人，又怎会不知“校内斗殴”这根一触即死的高压线，又怎会心甘情愿地葬送自己的前程和性命？
易垒却笑了一下，问：“你对律师这个职业有多了解？”
关于这一点，柯跃尘无法下定论。
他平时很少接触律师，就算朋友引荐，也仅限于酒桌上吹牛拍马，不涉足行业深层内幕。
倒是以前，易垒实习时遇到的事，让他对这个群体的部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非就是有人追名，有人逐利，有人名利皆难以割舍。
但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因为哪行哪业没有这样的人存在呢？
“试想一下——”易垒望着明镜般的湖面，“你每天面对审讯，看见那些不利证据一一指向自己，而你只能独自面对这一切，你早已筋疲力尽，可这样的日子却永远看不到头。”
“那我也不至于认罪！”柯跃尘说。
“确实不至于。可巨债之下，你本该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本该挣钱给弟弟读书，本该让操劳了半辈子的母亲享一享清福。但你却反过来成了无底洞般的拖累，你的弟弟早早辍学进入社会，你的母亲拖着病躯去医院卖血，就为了那点无足轻重的律师费。”
阳光忽然闪了一下，把易垒的脸和他僵硬的嘴角映射得格外分明：“这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认罪可以结束这一切，你会怎么做？”
在他的目光逼视下，柯跃尘嗫喏不能言。
几年前他在内蒙摔断腿，那会儿首先要面对的不是病痛，而是巨额手术费。
不算治疗费、药费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单一个接骨手术的价格就远超四位数，不是一个穷游的学生能够负担的。
但穷人自有穷人的活法。
那时柯跃尘的选择是，放弃手术，只对伤口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此话一出，身边顿时有人说他疯了，说他为了这么点钱竟然要舍一条腿。
疯当然没疯，柯跃尘并非不知道后果，只是从小到大见惯了类似的事，习以为常了而已。
记得老家有个男孩跟他年纪相仿，圆头圆脑，其貌不扬，唯独一张紫到发黑的脸蛋让人过目难忘。
听大人们说，男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大概率活不到十五岁。
时年七八岁的柯跃尘搞不懂，为什么明知男孩有病，他的家人却不带他去医院治疗。
直到隔壁王婶婶跟他妈闲聊：“那娃老子没了，亲娘跑了，屋里头只有个七十多的奶奶，哪有钱给他治病啊！”
那是柯跃尘第一次知道，原来没钱可以不治病。
后来某天，他果然就没见到那个穿着破棉袄的男孩，从院子里探出黑黢黢的脑袋了。
再后来，身边发生的事又陆续让他明白，没钱不光可以不治病，还可以不上学，不吃饭，甚至，不要命。
钱是桶上的板，若在要紧部位缺失，便会让一切可能的选择流走，剩下那唯一可以选择的，叫做无可奈何。
所以对于柯跃尘来说，不做手术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接受——只不过断一条腿站不起来而已，既不要命，也不影响以后拍照写字。
只要还能拍照和写字，就够了。
穷人自有穷人的想法，五年前的周小成或许也抱着类似的决心——只要能结束这一切，就够了。
可惜世间诸事皆因果相连，恐怕周小成自己也没想到，他用认罪帮家里摆脱负担，却也因此让女朋友背上了作伪证的罪名。
从图书馆出来后，两人拾道山林野径，沿途步行。
石路起伏，花丛隐现，山里气温低，好在阳光一改慵懒姿态，变成温暖而热烈地拥抱着大地。
柯跃尘把嘴里的棒棒糖舔得起劲，那玩意儿甜滋滋的不说，含在嘴里还有叼着根烟的错觉。
他已经超过三十个小时没吸烟了，仰仗大律师口袋里那些哄小孩的玩意儿，倒也没觉得很难熬。
闲庭信步间，不远处突地传来一阵高昂的呼喊声。
循声望去，半空中一只足球正高速飞行，几经旋转，消失在众多角逐的身影里。
视野追着球的身影回到地面，只见绿茵场上，少年们衣着齐整，你追我敢，训练有素。
驻足片刻，柯跃尘意识到这些学生是校足球队的成员。
曾几何时，易垒也是校队一员，有着挥汗如雨的训练生涯，亦常常在重大比赛临近时无暇吃饭。
柯跃尘会挑大伙忙着训练的时点出现，然后悄悄潜进操场，在休息区留下干粮和水，以及一架画着兔子的纸飞机。
他不敢在校队训练时正大光明地露面，一来怕被熟人看见，二来不想让易垒知道，他在校队里藏着条“眼线”。
尽管一人分饰“熟人”和“眼线”两角的钱洋同志，本人对此毫不知情。
但如果是正儿八经的比赛反倒没这些顾虑了，那个时候，看台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观众们摇旗呐喊声嘶力竭。
没人担心自己显眼惹人厌，愁的是赛场上的球员看不到自己。
故而那年校队杀进市青年杯决赛的时候，为了让自己在几百号的观众席不那么泯然众人，柯跃尘想了一个办法——戴帽子。
没错，就是易垒送的那顶白山茶棒球帽，虽是香奈儿的限量款，但好在品牌logo并不明显，而白山茶的标志亦足够有辨识度。
当然，关于那场比赛，印象最深的还是赛后，他和易垒去学校外面开房。
“桔子酒店那次，”柯跃尘把嘴里最后一点糖块嚼碎，“你为什么肯让我来？”
那是他们第一次出去开房，正因为是第一次，没有前情提要，没有过往参照，易垒的言听计从才让柯跃尘对自己产生了错误的定位，导致后来在小木屋他掉以轻心，痛失“上位”。
“因为我知道你做不成。”易垒说。
柯跃尘第一反应是，你他妈算计我？
满腔义愤正欲出口，只听易垒又说：“你那天太着急了。”
放屁。
什么着急，那分明是情难自抑。
其实柯跃尘早就忘了自己当时有多色令智昏了，但记得精虫上脑，啊不，是心血来潮的，确实是他本人。
不光如此，为达目的，他还连哄带骗，尽显渣男本色，更是置学校规章制度于不顾，将一干人的利益抛诸脑后。
简直罪大恶极。
所以最后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倒也并不冤枉。
一不小心玩火自焚的老流氓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他耳朵发烫，哼唧半天终于想出一句回击的话：“那、那前几天在我家，不还是做成了！”
易垒点点头，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很认真地看着他：“我认栽。”
这似曾相识的话如一记深锹，铲在板结成块的泥土上，使那些封存已久的记忆如雨后春笋般重见天日。
脑海中不断有只言片语浮现出来，还有鸟儿在蓝天飞翔的画面。
——做只鸟多好啊，可以远走高飞。
——那我可能飞不高也飞不远。
——为什么？
——因为理想不在天边。
柯跃尘听了很想笑，他反问，你的理想不在天边，难道在身边？
易垒也笑，他说，如果一只鸟的理想是笼子，那它只能认栽。
为什么不愿做只鸟？
为什么把笼子当成理想？
为什么不挣脱而是自认倒霉？
为什么当年想不通的问题，答案却在这一刻呼之欲出？
他的理想在身边。
身边。
如晴空一道霹雳当头而下，柯跃尘如梦初醒，不由得后退一步，坐倒在地。
骨骼和地面撞击的动静很大，像枣核砸在光滑的地板上。
可地板却不是光秃秃的景象，那上面，大包小箱倒的倒翻的翻，各色布料呈不规则状分布着，胡伦成大小不一的团。
书房的衣柜明显被人洗劫过，而暴徒本人，此刻正摊坐在五颜六色的布堆上，双手撑地，眼冒金星，嘴里还在无意识地喃喃自语：“我弄丢了......弄丢了......”
有人从外面进来，急切上前，大概因为房间里实在无处下脚，没能成功将他从地上捞起来。
那人不急也不恼，低头理出块干净地方，在旁边陪坐下来。
“什么东西丢了？”
听见易垒的声音，柯跃尘瞬间回神，用力抓住他的手：“理想的爱！我把理想的爱弄丢了！”
易垒目光一闪，嘴唇微动，须臾，他拍拍柯跃尘的手：“没关系，一顶帽子而已，没关系的。”
“不！有关系！”柯跃尘叫嚷着，低头捂住双眼，“我没有丢......没有丢......我只是收起来了......”
但就是找不到了。
那顶帽子，分手后他曾一度无法直视，但又做不到潇洒地弃之，只能在毕业时愤懑地塞进行李箱，以期眼不见，心不烦。
后来几年，他轮番换过好几个住处，每一次搬家都是大大小小的行李，自然不会刻意去检查一顶帽子。
或许帽子真的丢了，像一张纸一页书那样卷在旧衣服旧裤子里，被一起打包处理掉了。
一顶帽子而已，很容易就被卷走了。
“不会的......不会丢的......”
柯跃尘絮叨着，复又蜷起身体趴在地上，扒拉起身边的布料。
他眼眶湿热，视线虚弱到连衣服和裤子都分辨不清，却始终按捺不住颤抖的双手。
直到有人温柔地唤他的名字。
“柯跃尘。”易垒按住他的手，“不找了好不好？”
“你、你相信我！”柯跃尘焦躁地说，“我真的没有丢！”
“嗯，我相信。”
“一定能找到！”
“嗯，一定能找到。”易垒顺着他的话，哄小孩似的，“但我们先来打个赌。”
柯跃尘抬头，茫然地望着他：“赌什么？”
那人将双手抵成一个紧实的圆圈，郑重地戴在他头上：“赌我能帮你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