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记忆》浮生芳华若梦

2、解放之初，父母仙去 父亲在刚解

　　父亲在刚解放时因没去司令部，是向王陵基请了长假，所以一直在家，解放后，当地的老百姓对父亲还是比较熟悉，特别是欢喜庵的人，都知道伏营长，但是父亲在司令部的职务、军衔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了。相安无事，就到土地改革，我们家当时还住在陈家院子，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城市贫民，全家五口人，分了两分土地，共四亩七分七厘，分得欢喜庵庙子前铺面一间，（瓦房）共30平方左右，然后呢、父母亲商量就做起开饭铺的生意，生意还不错，就是劳累，母亲就是劳累过度，结果就病倒了，在病倒后，父亲就把母亲送到了华西医院去治疗，结果检查母亲得了拓骨瘤，经开刀手朮后住院，当时花了很多钱，最后并发了败血症，于1953年农历腊月初八病逝。
　　时年母亲刚满过36岁，37岁不到就去逝了，当时我12岁，妹妹9岁，兄弟4岁，就这样母亲就走了，当时买不到棺材，只有在欢喜庵买了一个火匣子，装殓，埋在我们分的田的上面，即何仕林后面修家院下面的竹林埋了。当时的凄惨状可想而知，埋母亲时，兄弟打着引魂藩，我抱着灵牌，街上看着的人无不落泪，安埋完母亲后，我们父子四人很久不愿离去，当时兄弟还小，还不懂事，说我们走了，为什么把妈妈一个人留在这里，引得大家又哭了一场。记得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因为是军人，虽伤心流泪，但从不哭啼，因为战场死人，看的多了，只有默默接受，所以也只流泪不哭出声，我当时也一样，看到昭觉寺枪毙人也看的多，所以泣不出声。
　　记得1950年青龙场开公审大会审判恶霸地主，易隆致，当时母亲带着我，在现在昭觉寺前的一块大田收割了水稻，还有谷草开公审大会，审完了当场枪毙，母亲不让我看，把我抱在怀里，把我头蒙住怕我看到死人晚上睡觉害怕，可是50年下半年至冬天，昭觉寺天天都要用汽车拉人来枪毙，少7～8，多者一次性62个，就连我们街上一个卖菜的叫杨少基，因为有发报机，结果查下来是特务，当时龙潭寺有特务土匪与解放军打，才知道是□□留下来的军统特务，杨少基也枪毙在昭觉寺。
　　杨少基儿子叫杨东林是我同学，也住在欢喜庵，我们斜对面卖茶的，这还是母亲生前的事，从青龙场回来后，母亲就再也不怕我去看死人了。当时在昭觉寺看到的死人太多，不说几千人，恐怕一千多人还是有的，因为从土地改革，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压□□的运动中，凡是作恶多端，有杀过共产党的，地主恶霸，□□分子，都是枪毙了的，在镇压□□期间，当地政府知道父亲是国民党保团的，来找父亲，我们当时已分田和做饭馆生意，叫我父亲写自传（即坦白交待书），父亲就把他从12岁起，写到成都后，王陵基调到保安司令部的任职情况和成都战役时在家的情况作了一个详细的交待，再以后就从沒有问过父亲了，因为父亲对人很坦诚，虽当了官，但没有架子，对邻居对街上凡是认识的人，都是笑脸对。就是对下级官兵，都没有做过过分的事。记得在昭觉寺住期间，胡宗南部的一个人开小差，逃跑，被捉回来，因为该人听说要打成都战役，家有老有小，怕死后无人照料老小，可能拉兵来的，就开小差逃跑，抓回来后就要受军法处置，大雄宝殿右侧有个操场，就在操场前，叫两个兵把逃兵按住，一人按头一人按脚，另外一个人用竹扁担用力打，那人打一声叫一声，很凄惨，父亲听见后就去了操场找到那个营长，因那营长早就认识父亲，父亲听说情况后就说，当兵也不容易，况且战事在即，要稳住军心，打久了伤了腿，怎能走路打仗，那营长听后放了那个逃兵，那逃兵听说父亲讲情，就跑到父亲面前千恩万谢。
　　父亲一生为人，看起来有威严，但心很仁慈所以在清匪反霸中没受到什么惩罚，1952年春，建立互助组，当时我们欢喜庵叫路北乡欢喜庵村七组，父亲还被选为互助组组长，别看父亲当兵几十年，但对农活真算是一把好手，插秧打谷、挖地、浇水、垒红苕轮子，样样都做的比别人好，五三年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又吸收父亲为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还被评为先进互助组组长，父亲还传授阆中的农业技术。有很多农民跟着学，还带年轻人教打谷子，插秧，因为父亲在家栽秧子就是栽线，在成都也一样，父亲在前面栽线，后面跟着好多年轻人在学插秧技术，父亲还带着好多徒弟。
　　我们当时住在欢喜庵，我们的房子是昭觉寺的附属是尼姑庵，所以叫欢喜庵，前面五间鋪面，我们住的当中，记得左边谭婆婆即谭文富之母，依次是王卖报，即王永生之父，彭婆婆丈夫，右边是莫裁缝，即莫国义父亲，依次是杨铁匠，打剃头刀，后面住黄娃，即刘文彬母亲，吴家院子，吴顺有是当时的农会主席，在前面是林涝糟，大涝糟是林康伦父亲，小涝糟是林左伦父亲，对面有何家院子，张辉有，李胖子是拉车拉中杠杠的，我因年龄还不太大，但很得那些小伙伴喜爱。
　　我是在50年下半年到将军碑读的书，当时9岁一开始上学报名报的四册，入学考试，算术考的零分，因为以前从没有学过，但还是收了我，我们的班主任叫黄老师，有五十多岁，校长是个女的，一脸大麻子，叫但得敏，才上学都不认识，我们欢喜庵去上学的有谭文富、林康林、林水伦、林左伦、何仕水、何仕玖、还有赵宏恩。黄老师很会教人，在期末考试后，我成绩飞跃，成为全班第二名，语文考了90分，算术考了95分。到第二年春季，本来该读五册，因当时学校人数太少，二年级四册升学的只有三个人，即我在内，该五册的就读六册，不及格的留级的不多，黄老师就叫我跳级读六册，我就只好读六册，就这样我就读六册，到51年下半年读七册，52年下半年读到驷马桥读高级小学，（驷马桥小学后改为成都三十三中）在驷马桥小学读到高小二册期间，我们的校长可年轻了，才20岁，还是共产党员，因当时缺乏教育人才，更缺乏领导人才，我们的校长姓张，人也漂亮，班主任姓秦，教导主任关雄，都是女的，在上高小期间，我们将军碑去的有我，谭文富、曾茂元、张志蓉，戴漱仪，我最小，但我成绩最好。记得当时我们班主任秦老师还专门把我叫到讲台前面向同学们表扬我，要同学们都向我学习，我当时除成绩好外，唱歌也可以，在唱歌方面我是我们驷马桥小学第二名，还得了学校的奖励，我们的教导主任关雄按风琴，我唱了一首歌给全校听，赢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可是就是下学期，也就是高小三册时，母亲病倒了，去华西医院检查住院，当时弟妹都还小，我就不能再去上学了，要在家照看弟妹，病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到了腊月，母亲于腊月初八去世，就从母亲去世后我就再也没上过学了。
　　从母亲死后，我们家就父子四人，父亲当时已59岁，由于当兵期间，战场上的原因父亲就有咳嗽病的老毛病再加上年老了，心中有一种想法，如果他也死了孩子们怎么办？我才十二岁，弟妹都小，于是他就写信给阆中的刘大妈，向她说明原因，要带我们回他老家石滩乡长观岭伏家山，刘大妈是当然高兴，从父亲当兵走已几十年没见过面了，就写回信同意了让我们回阆中，当时父亲就着手回阆中的准备，一是当时我们分的四亩七分七厘田，还种植了小麦，胡豆，就把青苗折算给当时的农会主席吴顺友，他们分别给点钱，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又把当时不能带走的家具，除好的贵重的值钱的东西卖了外，其余都送了人，当然房子是分给我们的是带不走的，这样我们父子四人便二月间大概是二十四、五就动身回阆中。因为母亲生病住院，当时的华西医院很好，但费用很，父亲为治母亲的病就把所有积蓄都花完了。
　　回家的路费就靠卖青苗的钱和东西的钱作四个人的路费，我们第一天由成都动身，坐汽车到绵阳，到绵阳时不过下午两点左右，就住了旅馆，吃了饭后父亲又去安排第二天的行程，绵阳到三台虽不远，但当时的交通不便，虽通汽车，但沒有班车，于是我们就坐马车到三台，第三天又从三台坐马车到盐亭，到盐亭后就没有公路坐汽车和马车了，我们当时的行李就是一口皮箱，装的是父亲的一个像，是江西景德镇的瓷板，由一个画家专门把父亲的戎装军衔职务，都画在上面，而且永不掉色，父亲的这个像片很威严，但很慈祥，胸章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七绥靖区司令部特务团第一营营长伏志德。军衔少校，父亲胸前三个章：一个是抗战荣誉章，一下是抗战胜利纪念，一个是父亲用生死挣来的英雄奖章。另外就是一些照片，有在江西南昌我和爸爸的，另一个是妈妈和妹妹的，妹妹三岁时在成都欢喜庵照的，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妈和各连连长太太，有我，妹妹还有庞永锡家的?娃的，和一些值钱的，这个箱子大概还是有十多斤重由我背着，父亲背的就要重些，有一床毛毯，是抗日战争的战利品。日本毛毯，有筷子头厚、很大，另里面裹着五个湖南湘绣中堂，对子，还有一个布毯子，一个铜盆子，是熟铜造成的，很美观耐用，父亲留下的当然是最好的，恐怕这些东西重量有五十斤左右吧，我们父子四人，弟妹就走路，一天下来就走30里左右的路，从盐亭两天才到富驿，又走了三天才到南部，恰好在路上又碰到下雨，在金峯乡又住了两天躲雨，吃的是红苕稀饭，只有在三台才吃过干饭，一路上兄弟走不动了，父亲就叫了一乘滑芉，把弟弟妹妹抬起走，也把父亲的行李也抬走了，父亲就背皮箱，我就跟着他们跑，你们知道拾滑芉的人跑起来是很快的，有时隔远了就叫抬滑芉的人等我们，这样，抬滑芉的就要求加钱，父亲就叫他们算了，父亲想他们抬的弟妹加上父亲行李中的都是贵重物品，万一他们抬走了怎么办？所以就宁肯慢慢走，也不叫滑芉了。
　　就这样我们走到阆中城就是三月初一了，我们到阆中后，父亲想到伏家山的到阆中一般住东门，我们从南津关过河后，就住在东大街下面高家坎的一个旅馆，然后父亲就发电报给刘大妈，要她找人来接我们，刘大妈就叫宋正富、伏仕明来接我们，可是他们错过了又回到伏家山，说没接到，可刚到家电报又回去了，然后由伏仕明，伏建宜，伏天德三人又返回阆中来接我们，因为伏仕明不认识父亲，伏建宜即在成都期间除认识父亲也认识我，所以他们三日来了我们就在阆中高家坎住了四天了，都到三月初五早上大概九点多十点钟左右，突然有三个人来到我们所住的旅馆问是不是有一老三小住在这里？旅馆的人说有，然后就把他们带来我们住的房间，当然伏建宜一见到父亲和我就喊：“大哥、黑娃、娃机”，其余二人我不认识，就由伏建宜介绍，当介绍到伏天德时父亲很兴奋，因为伏天德的父亲和父亲的父亲是兄弟，伏天德也是当过兵，去过抗日前线，打日本鬼子，父亲就说你还是好，日本鬼子没把你炸死，炸弹没把你炸死，我们弟兄才能见面，都是有福气的，是幸运的，在介绍伏仕明时父亲终于认识幺爹抱的儿子，我也叫大哥，弟妹还小当然不知道这里的激动高兴，就这样，我们就准备回伏家山了，但是有一点也是弟妹不知道的，我们住的旅馆还欠费，于是他们三人把带的钱把住店的欠费结清，我们就向石滩口出发了，这时天德大爹就背父亲的行李，伏建宜就背皮箱，伏仕明就背兄弟，我和父亲就只走路了，父亲就牵着妹妹，我们就出北门巴巴寺，盘龙山，到江家拐，梁山观，一路上他们就说别后往事。
　　父亲因常常咳嗽，加上妹妹我们一路上走的很慢，只有我觉得轻松，因为再也不背皮箱了，虽然皮箱不重，但我只有十二岁，想起现在的学生背个书包上学，家长还说累，要减少负担，当时我可是背着行李长途跋涉的行路哦，所以我一路领先走在前面，遇到岔路口就等他们来了再走，就是这样，我们走到下午傍晚时才走到二龙场，他们就商量，住店还是投亲，伏建宜就说，伏思聪（伏建宜父亲）的二姐嫁到二龙场杨家边，他的表兄姓杨，就住在风箱垭回首，我们去投亲，因为人太多，住店要给钱，吃饭也要给钱，恰好他们的钱又不多了，因为在阆中给了我们的旅馆费，于是就由伏建宜打前站先去杨家报信，说明来意，杨家在土地改革时定为富农，家中很富有，又知道父亲是由成都回去的而且还是当过大官，就高兴的请我们去他家作客，他的名字叫杨连地，于是我们一行七人员就在他们家住下了，晚上来不及煮肉，当然还是让我们七人都吃的很好，很饱，住宿也安排的可以，恰遇第二天又下雨，我们本来打算吃了早点就回伏家山，一是下雨二是杨连地说几十年未见，又是请不去的客，再三留中午饭后再走，当天中午可办的丰盛了，煮的腊肉，猪身上的各种肉齐全了，就象栽秧一样，我虽然吃过很多豪华大餐，洋菜，素席，这样的席桌我还是第一次品尝，他们还喝酒，我小当然不会，酒足饭饱之后，雨一直下个不停，父亲一行坚决要走，杨连地坚持要留，由于父亲思乡心切，再加上我们从成都出发到阆中已在途中走走停停，已十多天了，于是我们下午三四点才走，雨也下小了，我们走到解元场就快黑了，然后由桃牙子到三忿河，到大角湾，再到伏家山，是从桃牙子下河天就黑了，伏天德走前面，我和伏天德一路，在大角湾又到伏家山的一个宗族的要柏皮火把，我们先去又叫伏森德拿起火把去大角湾接父亲，妹妹和兄弟。
　　当晚回家的时候恐怕是晚上九点左右了。回家后我是第一次见到伏理德我幺爹，袁幺妈，刘大妈和芶嫂子，以及院子里的伏仕隆、伏仕兴、李二嫂、宋嫂嫂、董幺妈、冯大妈等院中父老，他们虽然说明了谁该怎么喊，但我还是记不清，到后来才慢慢认识。
　　回伏家山后，除伏理德幺爹，袁幺妈，伏仕明哥，芶嫂外，其他的都属于同祖的叔伯婶娘，兄弟姐妹，还有一个幺姐姐叫伏仕珍，是伏理德的女儿，为什么叫幺姐，因为刘大妈生的静娃子是大姐婵娃是二姐，袁幺妈生的女所以叫幺姐，伏仕明是抱养的（即从同姓家族中过继的）是伏炳德的小儿子，伏仕珍幺姐嫁到新庙梁宋正富家，隔河相望，如果有要事可在马安梁打啊哈能听到，我们回伏家山后，幺妈就去喊幺姐来了，第二天幺姐伏仕珍就来了，当然还拿来了一些腊肉、大米、白面、鸡蛋等，我当时才知道，老家还有这么多亲戚，叔伯，再后来伏仕珍幺姐就请我们去他们家去耍，走马安梁下河，再走河沟底向上爬坡，我是第一次走这么艰难的路，爸爸倒是走的来，但还是只有慢慢的和幺爹幺妈走，弟妹分别由幺姐和伏仕明背着，下沟后再爬上山顶就到了，他们当时招待的很热情，耍了一天父亲要回伏家山，幺姐再三挽留，但父亲说一定要走，我们父子四个人和幺爹幺妈又回了伏家山，回伏家山后，一些叔伯特别是伏建宜、伏培德、伏森德等因1948年来成都时受过很多恩惠，他们就分别请父亲和我们三兄妹去他们家作客，热情的招待，几天都是乡亲邻居招待，象伏天德、冯大妈，包括伏仕隆，伏述德之子伏仕兴，伏建宜的过继儿子伏仕隆之弟，都请了我们的。
　　回来后不久，我们是农历54年（甲午年）三月初八到的家，大概十四五日父亲就去找当时的村长，村长叫伏赵德，说我们要求给扯土地，并把在成都分田地的土地证都拿给他看过，该土地证在□□期间搜家给抄了，但伏赵德说要请示乡长，现在没有公田，而且已分田地两年多了，最后没结果了就算了，我们回伏家山的时间三月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刘大妈在老家我们的田地还有很多，土地改革时被评为小地主出租，大多数田地都分给了别人，刘大妈只分了三块田，即石板田、堰口田、柚子树田，马山包一块地，粮食本来就不多，加上我们一家四口人回家吃饭，肯定就很缺粮食，加上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外面长大的人，吃不惯农村的酸菜红苕，特别是酸菜，我看着吃酸菜稀饭就想哭，红苕倒是可以，因为甜面，但红苕都不多，又怎能让我一个人吃，兄弟和妹妹当然和我一样，饿起都不想吃酸菜，时间久了，也只有勉强吃了。
　　一晃到了栽秧子季节，有很多比较和父亲好的都要去请吃栽秧会，那就是非常讲究的。吃干饭打幺台，中午大腊肉三块，还有瘦肉等，有的还炸酥肉，父亲因在老家、成都都栽秧栽线，在给伏培德栽秧时他们门前有块大田，父亲自告奋勇去栽线，恰遇那天，秧栽到一半，突然倾盆大雨，父亲仍坚持把线栽完，结果把衣服淋湿透了，中午又吃肉喝酒，结果回家后不久就病倒了，受了风寒入肺，高烧不退，父亲一辈子也是多种都学，虽不精通，但懂得不少，结果请了一个老中医，叫芶昭为父亲看病治疗，芶昭认为父亲高烧不退，是风寒入肺，要出汗，把寒驱出就好了，病人中药里加的尽是热药，如麻黄，桂枝，附子干姜，结果父亲吃药后除满头大汗外，肺上也发了炎，气喘不止，加上我们又经成都回伏家山体力透支，就是回家当晚还淋了大雨，也成父亲风寒入肺，这药一吃后就气喘，你想当时身体本来就瘦弱，肺炎不能消失，病情加重，我记得当时已栽红苕，刘大妈去马山包栽红苕，我在家当时爸爸已不行了，我又小，弟妹更小，我去喊刘大妈，喊了很久没应我，他走后门回去后就发现父亲已昏过去了，她才叫来幺爹幺妈大哥大嫂，把父亲抬到床上去，不久就断气了，时间是54年5月23日，就这样父亲从成都回阆中后才到两个半月就走了，我们就这样父亲母亲相继在半年多一点都去逝了。
　　当时利就稍微懂事一点，妹妹9岁半，兄弟6岁，只能跟着刘大妈度日。
　　父亲在回伏家山后不久，就想着买一棵红杉做棺木，因父亲见多识广，知道红豆树百年不朽，结果还真买着了，当时在水井坡买了一棵红豆树，说是要7元钱，因为我们当时回家后，钱都花光了，就把我们从成都带回来的一个纯铜洗面盆卖给了伏森的，我好像记得是四点五元钱，还差点钱，东拼西凑才凑够，而且在水井坡还把树砍倒了，我听说红豆树又重又硬，树大概有一尺四寸过心，当时剧成了两半截，四五个人都抬不动，就放在水井坡，没抬回来，结果到父亲死后，就说把树改成五寸厚做棺木，找伏才德木匠来说湿木头不能做棺木，父亲又死的这么快，赶不出棺木，当时幺爹就和他们商量，肖山垭，伏贵德有一口棺材放在堂屋里，棺材很好，是柏木八大筒做的，所谓八大筒指的是盖三筒、底三筒、两头是根二尺五过心最下面大的改成两扇做好，所以该棺木还是算比较好的，一些叔伯都说父亲一辈子当了官，也要享受，这样的棺材才划得来。但该棺材是伏贵德的，当时又通知不了，伏贵德即伏显杨爷爷，就叫伏显杨去通知，家里将父亲入殓后埋了再说，然后就将水井坡的红豆树卖给了吴家湾，李家来给伏贵德算棺材钱，当时还不够钱，因为当时八大筒棺材最少要拾伍元以上，红豆树卖了七元钱，加上父亲死后，叔伯香火钱才准备十三元钱，还差两元，结果伏贵德下来后很生气，意思就是没经他同意就把棺材埋了，但经不起幺爹幺妈和伏建宜等一干弟兄的劝说，都说父亲是最好的人，出川打日本，几十年才回伏家山，把一把老骨头带回来了伏家山，自己也做了死的准备，买红豆树做棺材，但因死的突然，虽然裝殓了你的棺材，希望看在我们都是这个堂屋的后代又是弟兄，就谅解吧，最后伏贵德才同意了，况且还有两块钱没给，伏贵德说就当是他送的香火纸钱了，就这样才算了结了，把父亲安埋了，父亲入葬时把我们从江西带回来的，王伴送的一幅湘绣做了遗体的盖被。这个湘绣到66年的□□造反派把父亲的坟墓抛了，把棺材抛开时，父亲的面上除无肌肉外，浑身骨骼很健全，连箱绣依稀可见上面绣艿。
　　当时父亲死后我们兄妹三人虽然都流泪不止，但无一人像別人濠陶大哭，下葬时来了很多人，除我认识的，还有伏家山的长辈、平辈、和晚辈，当时都磕头下跪，我们兄妹是孝子，还要还礼跪下。安埋完父亲后，我们只有同刘大妈生活，也算不容易，父亲20多岁出去当兵，一走几十年，当时虽然养育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夭折的早，两个姐姐眼看成人都在瘟疫中去逝，就刘大妈一人，父亲回来后又才两个半月又死了，因刘大妈还比爸爸大一岁，她是癸巳年的生日，我记不得了，现在父亲死了，又有我们三人都未成年，那个年代，先得是吃穿二字，特别是吃的，因只有她一个人的土地，能打六背谷子，挖十多背红苕，想象一下，六背谷子碾成米也就四佰来斤米，我们一家四口人能吃几个月，还要交40～50斤谷子的公粮，我还记得在十四岁时，让我背了40斤谷子去井潆河交公粮，生活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当时几姊妹都小，又在大城市生活惯了，每天吃饭都要流泪，但因失去双亲刘大妈又不是亲生的，可她也没办法。
　　记得到了54年秋天刚收割完后，有多次刘大妈带着我出去化粮，也就是乞讨，向周边认识的乡邻同族，有给一袋米的，也有给包谷的，有给红苕的，刘大妈一个背兜，我也背一个小背兜，要得到三四十斤，或没那么多，觉得累了就回去了，我都去过几次，上到吴家湾下到刘家嘴，就尽管这样，那个年代，本来农村就很穷，又能要得到多少？我们一家四口又能吃多久！到了54年冬就更难了，因为我们本来就穿的很少的衣服，又没有多余的钱买衣服，到了冬天冷，我们兄妹三人个个冷的发抖，就不敢出去，就在家烧火烤，那年又下雪，更加冷了，生活又缺粮食，每天四个人下半斤米，搭一瓢红苕，其余就是酸菜，不吃又饿，又太难吃，因刚回来农村，不说兄弟妹妹，我也边吃边流眼泪，简直是又冷又饿，惨况么我现在都形容不出来，就连过年时，我们不知刘大妈去哪里去弄了点肉，年三十才吃了点肉，父亲在时，天天吃肉，刚回来时这家也请那家也请，现在可无一人再来请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