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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度苏醒(1) 季老苔夫妇 ...

  •   季老苔夫妇年龄还不到五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两个儿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几乎没有了立锥之地。这两个失去了严父慈母的孩子,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艰难,概可想见。可以说,生活的巨碾像索命一般追赶着他们,稍不留神就被碾得粉身碎骨。

      季羡林的堂祖父是一个举人,住在官庄的村北头,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是家族里最大的官。他是一个慈爱的人,曾养育过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可是家大负担重,人多是非多,无法管他们太久,以致实在饿得不行了的兄弟俩有几次被迫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聊以充饥。

      日子像一辆羸牛拉的破车,艰难地向前滚动,狭窄而崎岖的路上还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无奈,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其实家已经在惊醒前的梦里了)出走,逃难到济南去谋生糊口,并寻找机会振兴家业。

      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四顾无朋,只得拼命讨生活。他们什么样的苦活都不拒绝,一丁点儿的机会都不放过,以图能够尽快实现梦想。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天道酬勤,一段时间之后,季羡林的叔父最终站住了脚,在济南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想起当初振兴家业的誓言,兄弟俩做了一个新的决定:由哥哥(季羡林的父亲)回老家去继续操持田地,留下弟弟(季羡林的叔父)一个人在济南挣钱。

      季羡林的父亲季嗣廉返乡后,就靠父亲季老苔留下的很少几亩地来维持生活。生活虽然艰难,但勉强还过得下去。几年后,他娶了媳妇,媳妇姓赵,是邻村的,家境也很穷,连个名字都没起,嫁到季家之后,就成了季赵氏。她就是季羡林的母亲。

      这时候,季羡林的叔父季嗣诚,虽然尽力挣扎,终于还是在济南失了业。民国元年,他被迫下了关东,用身上仅有的五角大洋买了十分之一张湖北水灾奖券,居然中了头奖。虽然只拿到了十分之一的奖金,但数目已极可观。叔父回忆说,一夜做梦,梦到举人伯父教他作诗,有两句诗,醒来还记得:“阴阳往复竟无穷,否极泰来造化工。”后来中了奖,以为是先人呵护。他用这些钱在故乡买了地,盖了房,狠狠地阔气了一把。

      这笔意外之财让季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哥哥继续留在官庄,守住大房子和地,而弟弟有了钱,不再回东北,又到自己已经很熟悉的济南府了。但季羡林的父亲游手好闲,农活干不了很多,又喜欢结交朋友,不多久,就拆了房子,卖了地,一个好好的家,让他挥霍殆尽,又穷得只剩半亩地,依旧靠在济南的弟弟接济。

      讲到父亲的挥霍,季羡林这样说过:

      其实他既不酗酒、嗜赌,也不嫖、吃,自己没有什么嗜好。唯一嗜好是充大爷,有点孟尝君的味道。他能在庙会上大言宣布:“今天到会的,我都请客!”他去世的时候,我奔丧回家,为他还账,只是下酒吃的炸花生米钱就有一百多元。那时候一百元是个大数目。大学助教每月工资八十元,这些东西当然都不是他自己吃的,而是他那些酒友。

      一场春梦终成空,季家重又成了破落户。季羡林出生以后直到记事,他的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在小小的他的记忆里,一年能吃上白面的次数非常有限,平常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吃红高粱面做成的硬硬的饼子。不单单是白面的危机,因为没有钱买盐,只得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用在锅里煮水土法加工食盐,以此腌些咸菜,年头到年尾,一家人就吃这种咸菜,日子的紧巴可想而知。

      旧时,山东农村把用小麦面做成的食品称为“面饭”,只要是吃到一次“面饭”,就算是吃到好的了。季羡林在家,一年最多能吃到一两次“面饭”,所以吃顿“白的”面食,便成了他的最大愿望。

      对于白面的渴望,定格在了季羡林的心中,因此,对生活里的亮色,他记忆特深,无论多长时间,都铭刻于心。他在一篇文章里用暖色的笔触饱含深情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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