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考研题库》张五寄

21、网络文学的兴起

　　在当代文学的领域中，网络文学研究已经是蔚为大观的一个分支门类。因为所谓的中文系“学院派”，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对他们来说，“文学”并不具备一种本质的规定性，所谓“文学”（literature）不过只是一个17世纪才逐渐形成的历史性范畴，而我们一般读者所普遍抱持的那种“纯文学观”，更仅仅只是80年代“新启蒙”发展而来的产物。不单是普通读者，上世纪的学院派研究者也容易将这类历史性的范畴理解为自然化的，并不加反思地用这一范畴背后所预设的观念来编纂、组织文学史中的“正典”篇目。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压抑：许多并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内容，被排斥出了“文学”的序列。

　　这种压抑的不合理性，在90年代愈发被凸显出来。一方面，在学院内部，福柯、布尔迪厄、伊格尔顿、詹姆逊、海登·怀特等人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大量地进入中国，当时的年轻学者们（亦是今日“重写文学史”的主力）被“知识考古学”等思想深深吸引，开始重新审视近代以来文学史书写中的种种未经反思的“预设”、“前见”以及隐藏在连续性之下的“断裂”；另一方面，在学院外部，支撑80年代以来“纯文学观”的诸多“装置”开始逐渐瓦解，比如为“纯文学”本身提供合法性的专业期刊、杂志和评审机制已日渐式微，尤其是步入21世纪之后，随着网络的兴起，媒介的代嬗对文学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90年代以后，能具备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纯文学”写作已日渐稀觏。同时，改开以来踵起的世俗化观念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浪潮，亦对“新启蒙”以来的文学观念产生重大冲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时期一直缺乏有力的、系统性的思想史研究。因此，只要稍微对90年代以来文学史有所了解，都能清楚地感知到这种书写的困难程度：文学史家面对的是一个密布着zz红线的、高度多元化的、破碎的文学图景，既往所有关于“文学”的编史学知识都不再适用；无论是科幻小说也好，还是网络文学也罢，它们都与传统的“文学”观念相抵牾，但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又使得文学史序列无法忽视它们的存在。在此，“当代文学史”的合法性问题被重新唤起，文学史家的“权威性”也不断瓦解：如刘慈欣在不断接收到来自“学院派”内部的批判（诸如“文笔粗糙”、“观念陈旧”等等）之后，表态“要把科幻从文学中剥离出来，认为科幻不是文学”。这样的现象甚至波及到了古代文学研究中，21世纪初，如王水照、杨义等学者提出的“杂文学”观、“大文学”观，亦是基于传统文学知识系统、对主宰中国百余年的西方“纯文学”观（尽管中间有一段是作为被压抑的潜流）的一次调适。

　　如上述所言，文学史家的工作，主要在于对历史上的诸种文学现象的“收编”；但在世纪之交，观念的代嬗、理论的滞后，使得这种收编并没有能够完成。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书写，沦落为诸多琐碎文学现实的堆垛物。至于21世纪，学院派早已失去了过往主持坛坫的地位，随着与“文学史”叙事“无关”的诸种文学事实（比如网文、科幻）进一步的大量生产，80年代以来所建构的那种纯粹的“文学”想象被逐渐边缘化，只能依附在“传统文化”、“古典文明”的民族主义叙事的旗纛下苟延残喘。但是，随着新一代学人的成熟，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与上一辈学人对全新文学事实所抱持的不解、冷漠、隔膜与排斥不同，这一代学人不单成长于网络、科幻等当代文化语境之中，或许还因日趋蹙迫的学术课题，进而自觉地转入新事物的理论建构。他们积极地寻求一切能将新事物收编进入“文学史”叙事的可能性，不惜征引各类五花八门、穿凿附会的理论资源；这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同时也不免呈现出相当的乱象。

　　如之前所说的“科幻文学”，王德威、宋明炜、贾立元等别立徽志，将“中国科幻”推源至晚清时期，以表明其“于古有征”；又以“乌托邦”、“异托邦”等概念构造历史谱系、诠释当代意义。更有甚者，则在鲁迅《科学史教篇》及其早期关于科学的译文之中翻拣散落线索，试图为科幻文学求得这中国现代文学之最高峰的荫蔽；更旁釆晚清西学东渐的知识社会学及近代科学史研究，希望能为自己的理论预设寻求更为坚实的历史地基。如此种种，固然是可贵的尝试，但也终不免陈义过高。在祖述源流的叙事之外，近十年来，一条由今日情境出发的历史线索提供了理解科幻文学现象的历史契机，得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回应。以贺桂梅、刘复生等人为代表，他们试图结合冷战以来日渐兴起的“文明论”话语，为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重塑一条“正典”主线。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系列常常出现在各大表情包、键政帖中频频出现的人物，比如：蒋庆、刘小枫、甘阳、汪晖，当然还少不了张ww。通过“文明论”话语的构建，文学史家终于寻找到一种可以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暧昧往还的理论姿态，并进而勾勒出一条“二月河《帝王三部曲》——《狼图腾》——《大秦帝国》——《战狼》（及21世纪以来的军旅写作）——《三体》/《流浪地球》”的全新“正典”。科幻在当今中国地位的隆升，是时势使然，它已经无比深入地参与到当代宏大叙事的建构之中。“文学史”再没有可能如上世纪一般摆出老古董的姿态，它必须放下自己僵硬的身段，用尽一切手段将这位文坛新贵纳入彀中。“文学史”与“文学”之间的张力，在这种互相定义、以获取自身合法性的历史过程中表露无疑。

　　至于网络文学，形式则尚不如科幻那般明朗。尽管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中国网文套路领先日本轻小说厕纸/欧美奇幻小说xxx年”这样的口号，但总的来说，网络文学本身并不和关于中国的宏大叙事产生多么紧密的关联；同时，尽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观已经遭到普遍批判，但它通过与传统古典文学的糅合（这很难说不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疏失，即便是今日所谓的“杂文学观”，恐怕也只能算是一种过渡式表达），仍然在绝大多数普通读者的文学想象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并时常以一种普遍化的面貌出现。所以，网络文学在大众眼中，仍然不具备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或者说“必要性”。至于在学院派的内部，由于仍无法寻找到将网络文学纳入文学史的历史契机，目前的网文研究处于一种极为混乱的“理论乱斗”之中。这里俨然成了各种时髦的、千奇百怪的理论的试验田，像什么DG、布拉伊多蒂、N.凯瑟琳·海勒、唐娜·哈拉维、基特勒、麦克卢汉、齐林斯基、斯蒂格勒、西蒙东都已经是家常便饭（尽管这种现象亦见于科幻文学研究，但其文学史的叙述主线业已浮现），无论穿凿与否，都一并即插即用。但总归其要，仍突出的是其“网络化”特征，理论旨归主要集中在“媒介研究”、“后人类/赛博格”、“游戏研究”或“技术哲学”的方向上；而除了对文本自身的内部分析，网络文学外部的整体形态，也不免与数字人文、粉丝文化等研究相挂钩。为了尝试将网络文学从理论应用的试验场转变为理论生成的发源地，另一部分学者则试图考察其历史的“类型化”特征以及其生成的当代语境。就前者而言，则是往明清通俗小说、言情/武侠小说与侦探-公安小说的路线上挦扯，希望能为本就单薄的网络文学研究寻找到一些更为扎实的传统资源；这种方向当然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古代的博物学、科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产生了联系，这固然开辟了一个无比广阔的论域，但同时也对跨学科研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果做得过于粗浅，则难免遭到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的讥哂，也无法实现这种复古面向的“新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如此一来，所谓的“历史知识”，也不过与前述的诸种“理论”一般，成为粘着于主题之上的巨大、且无甚关联的附庸。而对于后者（即考察当代语境）而言，则势必会遭遇各种密布的红线。如邵燕君老师等人在描摹世纪之交的历史语境时，只能大而化之地说一些“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新自由主义的退潮”的宏大图景，更具体的中国故事则难以见到。

　　近来，倪湛舸提出，是否有可能将上世纪的qigong fever及相关的身体想象与乌托邦意识，作为当代网络文学（尤其是玄幻）的一种基本话语资源；而要完成这一部分的讨论，就需要对建国以来、尤其是90年代的思想史作出更细致的讨论。倪湛舸的宗教学背景和海外身份，想必能让她获得更多的操作可能。但比较可惜的是，阅读她近来的网络文学研究专论，似乎也难脱理论先行的窠臼（尽管她本人对此有强烈的自省意识），比如借助德勒兹“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讨论，将与“个体”（individual）有别的“分体”（dividual）概念，以及其对应的去中心化、解域化特征，来比附于中国传统道教内丹传统的“夺舍”。这种论述很难说真正打破了将网络文学“文学史化”的理论困境，至于她在文末所言，要试图勾勒“气化的关联性宇宙与控制论、信息科学和量子物理的宇宙观的共鸣”，以及“这种合流如何影响个体和分体的命运”云云，仍然折射出调适网络文学之“古/今”、“类型化/网络化”、“知识/理论”的两难。只能说，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化，仍有待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