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要研究文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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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常常遭大众揶揄的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文学专业”，却并不以创作“文学”为鹄的，反而是埋首于故纸堆中，去研究什么“文学史”——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
在揶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关于“文学”想象的视差：对于而今的普罗大众来说，“文学”就是文学，它是且仅是由“作者”书写的“作品”，蕴含一种本质的、恒常的规定性，因而也是一种客观发生的“文学事实”。所以，“文学”之于“文学史”是一种决定性的关系：有文学，才有文学史。
但对于中文系的学生和从业者来说，这句似乎颠扑不破的关系判断却并不一定成立。“文学”作为一种认识装置，它的出现便意味着对其起源的遮蔽。因此，在他们眼里，“文学”是流动的观念，是历史的概念，是伊格尔顿所谓的“意识形态”，它并不具备某种非历史化的、自然化的 “本质”。事实上，是关于它的“叙述”——即“文学史”，以及“文学史”书写背后总体化的“文学体制”，历史地提供了一种关于“文学”的“合法性”知识，从而决定了大众关于“文学”的理解、判断和想象——这包括文体地位的升降、作家的发现与价值重估、文学的起源/自觉/复古/进化论等诸多我们娴习日久、习焉不察的“常识性”议题。
既已澄清“文学史”与“文学”之间的决定性关系，那么“文学史”就绝非是所谓“文学事实”的简单缀合。历史材料何其漫漶，怎能穷尽？“文学史”对相关文献的分类、筛选、结构，自然便能体现出编纂者的知识系统和价值判断。因此，文学史并非一种“客观”的知识表述（事实上，Lorraine Daston和Peter Galison关于objectivity的研究更揭示出“客观性”自身的历史性），它是一种不断理论化的虚构和叙事，这种理论化的历史性要求不断地召唤文学史的“重写”行为。因此，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指出：“与其说文学史是一种以“文学”为名的历史，还不如说文学史是一种不断给文学下定义的文艺理论”。
进一步的问题是，“文学史”作为一种“现代性装置”、一种关于“文学”的现代知识形态，它得以出现、成型的契机是什么？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语境中，对“文学史”起源的判断，事涉对“文学史”、“文学”的理解——“文学史”是不是只能视作一种晚近的、西方舶来的述学文体？我国的传统资源，如“文苑传”、“诗文评”、“艺文志”、“书目提要”等，难道不具备历史性的要素吗？为什么近代的新派学人往往只将其作为重新结构“文学史”的材料？它们与“文学史”之间的距离和差异是什么？在传统资源和现代方法之间作出的调适，显示出不同知识系统的龃龉。如谢无量在其《中国大文学史》中将我国传统的文学史形态厘为流别、宗派、法律、纪事、杂评、叙传、总集七例，即在“诗文评”五种体例外，再加上了史部的文学叙传、集部的“总集类”。又如黄维樑教授指出：中国的第一部文学史应是《文心雕龙·时序》；而林传甲、黄人乃至于窦警凡所著“文学史（讲义）”，被目为滥觞者最多；然而，真正具有起源意义的，仍属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何？其实，文学史的全称——“（国）文学史”已指示了谜面。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一种以理性、科学为标的的现代性理论，而这一过程则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相同步。因此，为追溯各民族国家精神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发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重塑新的历史主体，随着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的风行，“文学史”这一全新的现代述学文体便得以应运而生。而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以及世界图景的进一步汇聚，让“（国）文学史”吸纳了新的时间性维度：即一种文学上的进化论思想。据乔纳森卡勒所言：“如今我们称之为literature(著述)的是25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200年。1800年之前, 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如今，在普通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或拉丁语课程中，被作为文学研读的作品过去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类型，而是被作为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学习的。在莱辛自1759年起发表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文学’一词才包含了现代意义的萌芽，指现代的文学生产。史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则真正标志着现代意义的确立。”“个人化”的“纯文学观”，进化论的思想，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以及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构成了“文学史”这一现代范畴的基质。这便是《白话文学史》之所以能作为真正的“中国文学史”之起源的原因：胡适真正意识到了“文学史”作为一种现代性装置的方法论意义，才能将“进化的观念”、“归纳的理论”和“历史的眼光”作为中国思想界的“起死之神丹”，而不是写成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国学术史”。
作者有话说第1章 为什么要研究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