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岁月》沈常青

115、代理行长

　　春节假期刚过，A银行孝天市分行副行长王道欣和人事科长欧阳春就来到了孝北县支行，宣布干部任免文件。
　　文件内容是：免去赵国栋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行长职务；任命严锋清为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聘任林光辉为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副行长；丁仲元不再担任中国A银行孝北县支行副行长。
　　几个人职务调整的表述方式各不一样。其中有什么讲究，只有组织人事部门才能够解释得清楚。
　　赵国栋的行长职务免了，但党支部书记的头衔还在。也就是说，免去行长职务后，他不会离开孝北县支行。丁仲元已经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并向县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如果最终受到刑事处罚，党内外职务肯定全部撸光，就看党籍和公职能不能够保得住。
　　欧阳春科长宣读完文件，接下来就是相关人员表态发言。
　　严锋清和林光辉讲了几句“不辜负市分行党委的信任和殷切期望”之类的套话，三言两语就讲完了。赵国栋则不一样，哭丧着脸，表情凝重，声音如同蚊子嗡，发言没有条理，语无伦次，罗啰嗦嗦说了好半天，别人还是没听出他要表达什么意思。看得出，这次干部调整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从市分行派驻工作组到来的那一天，他就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他不知道工作组会在孝北县支行搞多久，不知道市分行对他会作如何安排。揣摩上级领导的意图是痛苦的，但不揣摩又不可能。关于下一步的去留，他有过多种预测：如果让他走，最大的可能就是回市分行，即使不能当科长，也可能会安排正科级；如果让他留在孝北县支行，则有可能维持现状，继续担任“一把手”。现在看来，他是过于乐观了。就地免职，没有比这样的安排更残酷。
　　眼见赵国栋苦大仇深的样子，听着他不知所云的发言，大家对他起了怜悯之心，觉得他也不容易，落到如此下场还是挺可怜。与刚来孝北县时相比，他明显地憔悴了，起码老了五岁。为了改变支行的落后面貌，把这家新建的县级支行发展好，他还是花了不少心思，吃了不少苦。作为支行“一把手”，他也想成就一番事业，只是因为能力和水平跟不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至于个人品行方面，收受贿赂和搞“破鞋”，那又当别论，自然不值得同情。
　　不管怎么说，赵国栋在孝北县支行的历史翻篇了。他和身陷囹圄的丁仲元都将成为过去式，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另两位新上任的领导。
　　林光辉最幸运，二十八岁就进了支行领导班子，成为全市A银行系统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他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分配到银行工作，虽然专业不对口，还是直接进了地区中心支行。在人事科当了四年办事员，就派驻到孝北县支行，现在又被聘任为副行长。
　　严锋清的履历与赵国栋如出一辙：四十岁左右，老家汉川，财校毕业后分配在人民银行工作，后转入A银行。从县支行到地区中心支行，从普通办事员到科级干部。算下来，他在计划科副科长的位子上快六个年头。市分行突然派他到孝北县支行代理行长，算得上是时来运转。然而，严锋清并非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踌躇满志，更谈不上欣喜若狂。一则聘任文件没有一步到位，行长职务前多了“代理”二字，让他心里多少有点儿不爽；二则他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其他的期望和梦想。如果梦想实现，眼下的晋升根本就不值一提。
　　那么，又是什么梦想呢？
　　这得从他老婆的妹妹说起。小姨子是北京某著名高校教师，去年秋季开学时，意外发现自己任教的班上，有个学生的父亲是中国A银行总行副行长。严锋清从闲聊中得知这条信息，如获至宝。
　　在A银行基层员工心目中，总行领导如同天上的星星遥不可及，突然之间与他之间的距离拉得这么近。脑瓜子灵活的严锋清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牢牢地把握。
　　去年国庆节放假，他满怀希望地去了一趟北京。通过小姨子引荐，拜访了总行副行长。第一次见面，他只是礼节性地带了些土特产，简单地自我介绍，把关系建立起来了。接下来，他就千方百计争取到北京出差的机会。一到北京，就直奔那位副行长家。当然，每次去都不会空着手，而且一次比一次大方。
　　次数多了，时间久了，彼此之间也就熟悉起来了。
　　总行领导心里也清楚，这小子如此破费，一定是有事相求，就表现出非常关心的样子，细问他工作情况。
　　严锋清不失时机地提出，希望调到总行机关工作。
　　总行是副部级单位，从二级分行直接调总行机关，谈何容易！中间还隔着省分行呢。A银行员工总数超过四十万，总行机关只有几千个工作岗位，怎么可能轮到他严锋清？这实在有点儿痴心妄想。不过，严锋清信奉拿破仑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更何况，他攀上了总行副行长这层关系。A银行系统内人员调动不需要通过地方劳动人事部门。如果总行领导帮忙，从基层调总行机关，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听过他的要求，那位副行长并没有一口回绝，而是答应试试，叫他耐心等待。
　　等待期间，他被派驻到孝北县支行工作，并被聘任为支行代理行长。与去总行机关工作相比，这次晋升自然没什么分量。不任命他担任支部书记，行长还是代理的，市分行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实际上，这是A银行与地方党委政府博弈的结果。
　　作为中央金融企业的A银行，业务经营实行垂直管理，但各级党组织还是属地管理，接受双重领导。没有地方党委的支持，有些干部人事任免根本就没办法进行。包括A银行各级机构发展新党员，都得由地方党组织统一安排，报地方党组织审批。A银行孝北县支行领导班子窝案东窗事发，上级行有意把赵国栋调回孝天城，但征求地方党委意见时，孝北县委不同意。尤其是县委副书记程子安，态度坚决，言辞强硬。理由是，县纪委正在调查赵国栋的违纪问题，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嫌疑人不能离开孝北县。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市分行只好选择折中做法，免去赵国栋行长职务，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
　　按说，书记应该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但在与严锋清谈话时，市分行领导明确要求他担负起主要负责人的职责。虽然文件上写的是代理行长，严锋清根本不在意，没有把赵国栋放在眼里，撑起了“小王管大王”的局面。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他上任后就大动干戈，调整内设机构，调整中层干部，调整行领导分工，搞得风生水起。
　　改储蓄股为存款股，负责各项存款管理，由韩忠勇出任股长；信贷股只负责资产业务，股长还是罗新初；办公室增加信息科技管理职能，王加根被提拔为主任。其他各股室、各营业网点负责人大多都有变化。行领导分工调整为：严锋清主持全面工作，分管信贷股、银行卡业务部和房地产信贷部；赵国栋主持党建工作，分管监察室；万建伟分管会计股和出纳股；程金林分管办公室和保卫股；林光辉分管存款股和人事股。
　　“三调整”告一段落，严锋清又开始马不停蹄地走访。用他的话讲，就是拜码头，县委、县政府、县人行、县直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尤其是本地同业金融机构，一个也没落下。
　　内部管理方面，也有新动作。
　　首先是要求人事股抓劳动纪律，在支行机关建立考勤制度，上班签到，下班签退，中途不得溜号。这些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基本要求，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确实做得不好，尤其是支行机关，劳动纪律涣散。虽说规定了上下班时间，可从来没记过考勤。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上班或者不上班，靠各人自觉自愿。就算违反了劳动纪律，也没人追究，从来没有听说谁因为迟到、早退受到处罚。这种粗放管理的结果，就是大家自由散漫惯了，机关犹如一盘散沙。严锋清整顿劳动纪律，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为落实领导要求，人事股忙碌起来。
　　夏宗明和史涛四处搜寻，找到一张闲置不用的办公桌，抬到办公区域的楼梯口。史涛发挥擅长书法的优势，用红色铜板纸工工整整地写了“签到处”，贴在桌子上方的墙面上。紧接着，又去街上买了个铜锣大小的圆形电子钟，挂在楼梯口最醒目的地方。
　　工作日快上班的时候，史涛就拿着打印好的考勤簿和圆珠笔，气喘吁吁地赶到签到处，督促来上班的员工在考勤簿上签名，并注明时间。八点钟一到，他则收好考勤簿和圆珠笔，大功告成地离开。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会再次出现在签到处，重复上午的工作。不过，这次大家签字画押的时间，必须在五点半之后，名曰签退。在考勤簿上签名，是为了防止迟到和早退。治理中途溜号相当麻烦一些，史涛得时不时去各股室抽查，充当监工角色。
　　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制度设计，在执行中还是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是懒散惯了的人们不愿意受这种束缚，普遍存在反感情绪。由于规定了签到时间为上班前半小时、签退时间为下班后半小时，既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在这两个时间段赶到楼梯口签名，就免不了要排队等候。大家借机发牢骚、说怪话，发泄内心的不满，怨声载道。
　　行领导的反应比较微妙。严锋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无论等候的人多还是少，他都会规规矩矩地排队，老老实实地签名。赵国栋和三位副行长本来存在特权思想，不愿意参与考勤，不愿意和员工一起排队，但一把手没有放话，他们又不敢例外，只得忍气吞声，照葫芦画瓢。暂且忍忍吧！说不定过段日子就会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他们认为，这种作茧自缚的把戏是兔子的尾巴，绝对长不了。
　　大多数干部员工持有相同的观点，动不动就因为记考勤的事情找人事股扯皮。有时是上班太早，签到还没有开始，就直接去工作了；有时因为要加班，下班太晚，错过了签退时间。于是，他们就质疑考勤制度的合理性：为什么不能提前上班？为什么不能延迟下班？我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有错么？
　　夏宗明和史涛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只能嬉皮笑脸地解释，或者拿出考勤簿，让来扯皮的人补签名，并嘱咐下不为例。
　　银行机关上行政班，营业网点却不一样，特别是办理个人业务的储蓄所，通常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开门。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就会出现机关无人上班、网点照常营业的情况。为确保安全，及时解决营业网点遇到的问题，银行都会建立干部值班制度。
　　A银行孝北县支行也不例外。这项工作由办公室牵头负责，按月印发《干部值班表》，安排干部在非工作日值班，每个班次包括一位行领导和一位中层干部。按要求，值班人员必须守在办公室，接听电话，收发传真，上传下达，处理突发事项，加强应急管理。由于大多数情况下平安无事，从早到晚电话沉寂，值班人员因此就放松警惕，思想比较松懈，不到岗或中途溜岗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带班的行领导，只是在值班表上挂个名，没有实质性地参与。几个家在外地的行领导，甚至在值班的日子照样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这样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万一哪天营业网点有突发情况，或者上级检查时发现了，值班人员就会受到严肃处理。
　　干部值班中存在的问题，严锋清在工作组时就发现了，但他走马上任后，并没有痛下决心去解决。在行务会议上，他强调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主要还是针对中层干部，对行领导没有提硬性要求。具体执行中，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是因为孝北县支行情况特殊，与其他支行不一样。五个行领导有四个家在外地，他们工作日在孝北县过单身生活，周末和节假日才能与家人团聚。强行要求他们非工作日留在孝北值班，似乎有点儿不近人情。再说自支行成立以来就形成了这样的规律，对行领导值班网开一面，他如果突然间作出改变，既是与他自己过不去，也会把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推向对立面。
　　得过且过吧！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年值班都平安无事，未必偏偏在我的任期内会出现问题？他一直带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临近“五一”劳动节，□□发布公告，自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周六周日休两天，显然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为加强“双休日”的安全保卫工作，A银行自上而下印发文件，对落实干部值班制度作了相当严格的要求。
　　严锋清觉得机会来了，马上召开行领导会议，组织学习刚刚收到的红头文件，明确规定：行领导值班必须留在工作地，不得擅离职守。
　　因为是上级要求，大家一致赞成，没有提出异议。
　　“走读”行领导值班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没地方吃饭。周一到周五，他们都是吃食堂，自己不开火。周六周日和节假日，机关食堂关门，不提供餐饮服务。炊事员是从附近农村请来的临时工，工作日才来上班。既然合同有规定，就不可能要求他们牺牲休息时间，来为值班的行领导做饭。
　　“值班就餐问题，大家只能自己解决。”严锋清略带歉意地说，“支行可以多发点儿加班费，大家去街上的小餐馆吃，也可以买泡面对付一下。反正五个礼拜才值一次班，不方便也就那么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