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资料帖》闲人一个

5、洛邑

　　据了解，西周洛邑城只有文献记载，其具体位置至今未有定论。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阳营建洛邑，这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材料中均有记载，而此洛邑城址的具体位置至今未有定论。根据文献《尚书•洛诰》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前召公曾来洛相宅，“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据此可知，洛邑很可能是横跨瀍水两岸而建。据周立介绍，多年来，在瀍河两岸的考古工作也发现了丰富的西周遗存，瀍河以西的邙山南麓发现有西周贵族墓地；瀍河以东发现有大量的殷遗民墓；贵族墓地南邻的瀍河西岸发现有大型的西周宗族铸铜遗址等。种种现象表明，这里应是西周洛邑城址。此次大型西周祭祀坑的发现，又为西周洛邑城址位于瀍河两岸增添了新的线索。

　　［意义］洛阳都城史添了新内容

　　为了加强对该遗址的保护，洛阳市文物管理局于2010年6月6日邀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在洛阳召开西周洛邑祭祀遗址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西周时期的东都成周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次发现的西周祭祀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完好、规格较高的西周早期的祭祀场所；遗址内发现有牛坑、人马组合坑、马坑、车马坑、狗坑、猪坑、人猪组合坑、猪牛组合坑等，是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它的发现为深入研究西周东都成周的历史地位、城市布局等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也为洛阳的都城发展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专家认为，该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鉴于目前发掘面积有限，未能揭示遗址全貌，应继续对遗址的周边开展进一步的勘探及发掘工作；应运用成熟的科技手段，对该遗址的遗迹及遗物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测定，以期对该遗址的绝对年代有更为精确的判定。对该处重要的西周祭祀遗址，要加大保护力度，制定更为科学的发掘计划；加强技术力量，重视发掘过程中发掘现场的保护以及发掘工作结束后对遗址的保护。

　　7日，本报关于洛阳将新添一座都城遗址的报道见报后，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不少读者表示对考古专家如何确定该遗址所属年代、位置等问题非常感兴趣。就此，记者采访了负责此次考古发掘的市文物工作队有关人员，请他们为大家解疑释惑。
　　祭祀遗址为何属西周？
　　读者黄先生提出，西周、东周都曾定都洛阳，考古专家在发掘该遗址时，是如何断定它属于西周时期而非东周时期？
　　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介绍，考古界在判断一个考古发掘现场所属年代时，早期一般都是根据所发掘的器物，晚期则是通过墓志等有文字记载的东西。在发掘该祭祀遗址时，考古工作者首先根据地层对其所属年代作出了大致判断，而后又根据出土的器物等进行了具体界定。
　　周立说，在该遗址挖掘中，出土的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器形有陶鬲、陶簋、陶罐、陶盆、陶甑等。据史料和近年来考古发掘情况显示，西周的器物与东周有很大区别，西周主要以泥质灰陶和夹沙灰陶为最多，也有少量夹沙红陶和泥质红陶，陶器的器形，作炊器主要有鬲、 甑；作饮器的主要有爵、 觚等，但已经很少；作食器用的主要有豆和簋；作盛器用的主要有罐、盆、盂等。在造型上，西周陶器以袋状足、圈足、平底为主要特征；纹饰仍以纹理较粗的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划线纹、篦纹、弦纹、刻划三角纹等。拿出土的器物与这些特征对照，其西周的时代特征就很明显了。
　　此外，对有读者提出为何看到祭祀遗址就能推断都城位置的问题，周立表示，史书中曾提，“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古代国家的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祭祀，一是军事。因此，大规模的祭祀本身就应当为国家所为，而不是个人。所以，考古学家推断，都城就在此附近。
　　祭祀对象是什么？
　　如此大规模的祭祀遗址，其祭祀对象是什么，这是许多读者关心的问题。
　　市文物工作队研究员朱亮解释，古代祭祀，不同等级会采用不同的祭祀牺牲，普通老百姓和一些小贵族一般会采用羊来祭祀，级别稍微高点的会用狗。但在这个祭祀遗址中，发掘出有马、牛、猪等珍贵牺牲，而且数量非常多，仅从这一点上看，就能判断这是一个规格非常高的祭祀遗址，至少是高级贵族。同时，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看，由于祭祀的遗迹非常集中，很有可能是核心区，由此可判断这个祭祀遗址面积非常大。根据史书记载，这样大规模的祭祀遗址祭祀对象一般为宗庙、大墓或城市，但至于具体是什么，由于目前发掘面积有限，还不好断定。
　　此外，在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发现有人祭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该遗址的高规格。根据史书记载，人祭的方式在商代时期比较普遍，到西周时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对此次发掘中的人祭现象，还需要通过体质人类学等进行深入研究，以判断这些人是属于商人还是周人。

　　成周城范围有多大？
　　既然通过西周祭祀遗址的挖掘，西周都城成周的位置得到了进一步确定，那么，成周城地址到底在哪儿，有没有个范围？
　　周立介绍，根据史书记载，成周（洛邑）应在涧水东至瀍水两岸。近年来文物专家也一直依此说法在苦苦寻找，但事实是，通过在市区涧水东岸与洛河交汇处一带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只发现了东周王城，并未发现西周王城。
　　与此同时，在市区东部的史家沟（古涧水）至瀍河两岸，考古专家则发现有大规模的西周遗址和墓葬，这也和《逸周书•作雒解》记载的成周“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外城郭)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北邙山) ”的说法吻合，即西周成周城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我市的洛河和邙山之间的瀍河两岸。但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城墙或其他建筑基址，因此具体位置必须待进一步挖掘后才能判断。
　　成周城的城墙能否找到，在哪里？周立说，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文物工作者的思路一直局限在“是城，就应当有城墙”的思路中，因此一直在瀍河两岸寻找西周成周城的城墙以及城墙外部的环壕等建筑痕迹，以确定其具体位置和范围，但多年来始终成周城城墙踪影难觅，成周城遗址毫无头绪。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加之这次西周大型祭祀遗址的“问世”，我市文物工作者调整考古发掘思路，可以通过以祭祀遗址为中心，扩大考古勘探范围，揭开成周城遗址全貌。

　　成周城地位怎样？
　　一些读者提出，根据史书记载来理解的话，周朝定都于陕西一带被称为西周，而定都洛阳后则是东周。那么，为何在洛阳还有西周都城成周（即洛邑），此成周和东周时期的成周又有何不同？
　　朱亮解释，公元前11世纪后期，商王朝为周王朝所取代，从此时起到公元前8世纪周幽王被杀以前的200多年中，周朝的都城是在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的宗周城，史称西周。
　　由于西周继承了商的传统体制，是一个有着广大统治区域的统一王朝，但周都镐京远处西土，而中原是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因此周武王建都镐京后，仍以洛邑为其统治中心之一，以镇服东方部落小国，但到了西周后期，洛邑的地位不断下降、衰败，逐渐失去了统治中心的地位。周晚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内外交困，周王室不得不迁都洛阳，重新建立了都城，史称东周。
　　关于成周之名，朱亮介绍，西周时期，成周指的是整个洛邑，到东周时，成周则是指王城以东的另一个城，在今汉魏故城所在地。
　　根据史书记载，成周城“以为天下之大凑(大都会)，制郊甸六百里，国田土为方千里，乃设丘兆于南郊，乃建大社于国中”，也就是说，当时的城中建筑有“太庙、宗宫(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其中明堂是国王宣明政教的地方，也是国王召集群臣，举行隆重的祭祀庆赏的地方，还有周王寝居的宫殿和祭祀祖先的宗庙。朱亮说，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当时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成周城规模和布局应该和陕西的都城宗周城基本一致。

　　重新规划考古发掘方案
　　大规模的祭祀遗址在洛发掘，后续工作该如何做？国内一线专家普遍建议，鉴于目前发掘面积有限，未能揭示遗址全貌，应继续对遗址的周边展开进一步的勘探及发掘工作。专家组同时建议，一是运用成熟的科技手段，对该遗址的遗迹及遗物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测定，以期对该遗址的绝对年代有更为精确的判定，二是加大保护力度，制订更为科学的发掘计划以及发掘工作结束后对遗址的保护方案。
　　周立表示，发掘工作结束后，他们将目前的发掘情况，配合过去数十年来市考古工作队关于成周城的考古发掘成果，重新规划西周成周城考古发掘方案，以期以最佳的方式对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和展示。

　　人祭主要流行于原始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中，是奴隶社会中较突出的社会现象。人祭现象在国内外大约同时期的考古遗址都有所发现。中国人祭的萌芽，大约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阶段，陕西西安半坡一号大房子房基下埋有人头骨一个，邠县下孟村一灰坑内除发现一具人架外，尚有三个头颅，这些现象，恐怕是与奠基或其它宗教活动有关的。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祭现象显然愈趋明朗，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有六个灰坑中发现凌乱的人骨架，其中 96 号灰坑中有三具人架和二具兽架，1 号人架骨架散乱，2 号人架俯身无头，3 号人架四肢张开；河北邯郸涧沟发几个圆葬坑，其中一坑中无次序地叠放十具人架，人架有头骨被砍的痕迹，另一坑中放置人架五具，或呈挣扎状，或【身首异处】；甘肃广河齐家坪（即齐家文化发现命名的地点）分别发现一种 8 人和 13 人同坑的墓，墓内仰身直肢全躯者似是墓主，其余人骨架有的有头无身，有的有身无头，或头骨与躯体分别埋葬，或 3—4 个头骨堆放一起。
　　以上实例说明，人祭的习俗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原始部落战争的加剧，其可能已成为一种【带克敌复仇含义的特殊祭俗】在一些部落中兴起并流行。

　　商代早中期的人祭风气比夏代是有增无减；河北藁城台西遗址 2 号房基、门房和房外共发现 8 个人牲；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区周围、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后冈、大司空村等地点也都普遍发现了商代的人祭遗存，其中尤以小屯宫殿区和西北冈王陵区为最。小屯宫殿区周围发现祭祀坑 100 多个，祭祀坑内有人架和兽架，人牲少者一坑 1—3 人，多者一
　　坑 10—13 人，人牲总数达 600 人以上，这些人牲主要是作为宫殿建筑奠基、 置础、安门及落成时举行的诸种宗教仪式时的牺牲者，西北冈王陵区共发掘祭祀坑 1400 多个，人牲的数量至少在 2000 以上，此外，在殷墟发掘的一些大型墓葬中，除了人殉外，人牲使用也为数不少。商代的人牲，根据人骨种属鉴定和甲骨文记载，其主要来源于战俘，个别则属于奴隶。据甲骨文所载统计，商代晚期商王的祭祀活动中使用人牲至少已有 1.4 万人之多，其中又以武丁王一代用人祭祀次数最多，数量最大，共用人牲 9000 多，而据甲骨文 “降■千牛千人”的记录看，则商代晚期使用人牲祭祀一次的最高记录可达
　　1000 人。以上有关商代晚期人祭现象的例示足以体现商代人祭之风的盛况，商代的人祭盛况，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西周时期的人祭，文献记载提到武王伐纣曾将俘虏作为人牲来祭祀，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也发现一些【身首异处、四肢不全的人牲坑，表明这种习俗仍在流行，但与商代相比，已有天渊之别，这应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具体表现。人祭习俗的发生与流行动机，除了与最早的简单复仇泄恨，诅咒巫术有关外，恐怕尚有着更深层的意义，即人是神灵最受欢迎的牺牲，人的血、人的肢体是人的生命支撑物，人血或人体的奉献是一种最珍贵、最虔诚无私的奉献，是求助于神灵最有效、 最灵验的物质，故以人牲为祭也就自然成为最高规格的祭仪，其最终的目的不外乎是保证祭祖、祭天地神灵的高质量和高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