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二年的向日葵与雪》祁白檐

1、 二零二二年的向日葵与雪

　　我从未如此接近战争。
　　当我敲下这行单词时，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猫浅灰色的绒毛。冷空气从窗缝挤进来，卷着细小的冰碴。窗外苹果树的叶子早已落光，光秃秃的树枝无精打采地垂着，几只有着红棕色胸脯的麻雀挨挨挤挤地站在上面，棕色的羽毛瑟缩成一团，脑袋几乎全陷进去，像一串奇形怪状的松果。九月的乌克兰已经足够冷，大部分动物不满西伯利亚寒潮的侵袭，已经迁徙到南方去了。仅剩的那些也同样讨厌这些从北冰洋来的冷空气，早已做好了过冬的准备。
　　这一切都让我想起在娜塔莎姑妈家的生活。她住在乡下，拥有自己的农场和一片森林，这意味着暖和的干草堆和许多动物，包括狗和马，以及可以自由自在打猎的机会。每到冬天，我们都会裹上厚实的皮大衣，穿上膝盖高的长筒靴，踩着厚厚的积雪，带上我们的狗去打猎。大多数时候长筒靴子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它太大，雪会灌进我的靴子里，把我的脚冻得又红又肿，但我手中提着的猎物总能弥补这种缺憾。
　　等到晚上篝火烧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围坐在燃烧的木柴旁，火焰缓慢吞噬通红的木块，浓稠的黑暗沉淀下来，附着在农场里的一切事物上。酒精饮料似乎对于成年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它让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快乐。如果气氛再热烈一些，喝醉的伊万大叔会讲述他年轻时打死一头熊的事。那曾经击败熊的、历史性的武器一直在变化，一同变化的还有和他一起打猎的人，第一次是他的弟弟，第二次只有他自己，第三次又变回他的弟弟。后来我发现那个英勇的故事其实并不是真的，但在当时那些精彩又生动的描述深深吸引着我们。
　　不过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苏联解体后大约十年。在我出生前几年，苏联解体时期，疯狂发射的子弹与炸弹不断侵蚀着国界，也同样侵蚀着爸爸妈妈还有娜塔莎姑妈的钱包，货币贬值的速度快得惊人。我的童年的记忆幸运地保持了其天真性，充斥着游戏和欢笑，还有某些现在看来不值一提的烦恼，逃脱了战争的诅咒。
　　教堂的钟响了，麻雀接二连三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失去负重的树枝摇晃着。我合上电脑，用力跺了跺僵硬的脚，准备上街。几乎在同一时间，楼板也嘎吱嘎吱响起来。
　　当响动停止时，门被打开了，尤莉娅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板窜进来扑向我，拽着我的手，“伊凡娜，姐姐！我想跟你一起去！”
　　“不行，莉莉丝在外面，她会抓走你。”
　　“别用这种话哄我一一这里不是荒郊野外！“她大声抗议。
　　“这并不代表她不会来，你太小了。而且最近外面不安全。”
　　看上去她妥协了。
　　我走下楼梯，低着头，小心地避开看上去不那么坚固的地方，尤莉娅跟在我后面。老旧的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尖叫，在楼梯拐角处的小厨房里，妈妈正在搅拌一锅肉汤。煮咖啡的小壶放在炉子上，火舌舔着壶底，水汽不断把壶盖顶起来，哧哧地响着，整个厨房都被包裹在乳白色的蒸汽里。
　　“这里比外面暖和多了。”她说，“要来一杯咖啡吗？”
　　“不用，我可以回来再喝。”
　　爸爸坐在单人沙发上，戴着眼镜读前几天的报纸。他摸索了一下，拿起我的包，把它递给我。我接过它，推开沉重的大门，跨了出去。
　　外面的景物和从屋子里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还更乏味些。风更加猛烈地吹过来，我裹紧大衣，努力把自己隐藏在驼色的毛料里。一群灰扑扑的鸽子从我头顶掠过，绕着教堂的圆顶飞了一圈，停在远处的屋顶上，啄着自己的羽毛。在那座房屋浅淡的阴影里，道路拐角处，阿列克谢站在篱笆旁。
　　不可否认，阿列克谢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的蓝眼睛像乌克兰秋天的天空一样纯净，“任何人在他面前都变成了赫淮斯托斯”，爸爸这么形容他，我相信阿列克谢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这个阿波罗一样的人物就站在我旁边，彬彬有礼地询问我的目的地。
　　交流的结果辜负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目的地分别是市场和教堂，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建筑。但绕过教堂后再通过一个十字路口就是市场，所以我们还能一起走一会儿，或许还可以聊会天。
　　风开始尖叫，我不得不集中精力才能听清阿列克谢的话，“小麻雀——我是说，尤莉娅，还有你的父母，他们出来的次数比以前少得多。”
　　“现在不安全。”
　　“你也是这些‘不安全的人’中的一个。”
　　我没有再说话。
　　街道上的行人比前几天更少，一半是因由于愈加寒冷的天气，另一半则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路旁的树像干瘪的手指，投下的阴影也同样张牙舞爪，像某种和章鱼一样拥有触手的大型软体动物。停在屋顶的鸽子纷纷扇动翅膀，从我们头顶飞过去，在天空留下了几道不怎么明显的划痕，像孩童用石灰在墙壁上刻下痕迹。阿列克谢抬起头，眯着眼睛看着这些飞翔的鸟儿。
　　“真遗憾，它们不是白色的。”
　　“白色的那些已经去南方过冬了，它们不会来这里。至少现在不会。”
　　阿列克谢脸上显露出过分夸张的惊讶，好像站在他面前的不是我，而是一个有着弯曲犄角和鲜红骨翼，面目狰狞的恶魔，而他是一个明明见怪不怪却必须表现出恐惧的人："你可真是个悲观主义者！”
　　“这是事实。”我纠正他，“我想你应该知道昨天的爆炸。”
　　“当然，受害者之一就是你的邻居，那位‘冰块夫人’，不常笑的维拉太太，不是吗？我对她——当然还有她的猫——印象深刻。”
　　哦，是的，那只猫，“薇薇安小姐”，尤莉娅这么称呼她，西伯利亚森林猫，顽皮的小东西。这个浅灰色的绒球总是躺在我或者是尤莉娅的怀里，再或者睡在壁炉旁。薇薇安和我们关系很不错，但其实它属于维拉，也就是“冰块夫人”，当时的“冰块小姐”。
　　维拉有过于严肃的样貌，不笑时看上去不近人情，就算笑了也只能加深这种印象，因此得到了“冰块”这个和其性格大相径庭的绰号。为了显得亲切一些，维拉使用了许多种方法，包括曲奇饼干、加糖的红茶，猫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种。维拉刚刚搬来时薇薇安才几个月大，当我把她放在手心时，这个小战士毫无畏惧地抬起头，用琥珀色眼睛环顾四周。维拉把为她取名的机会给了我，我把我所知道的最美丽的名字——薇薇安——送给了这只猫。
　　薇薇安陪伴了我们十四年。她太老了，身体机能达到了极限。在春夏之交，壁炉中的火还没有熄灭的时候，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们选择了一个晴朗的日子下葬，在郊外森林里为她挖了小小的坟墓，把她放了进去。这时冬天坚硬的冻土已经化开，铁锹掀开潮湿的土壤时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我们把挖出的土重新盖回去，在上面放了一个小小的银色十字架。阳光穿透浓密的针叶，照在隆起的土丘上，让它看上去像未融化的雪堆，躺在上面的那个闪亮的小东西看上去就像一片打磨抛光过的尖锐铁片，反射着刺眼的阳光。
　　我们——我，爸爸妈妈，还有尤莉娅——一致认为这是一道分界线，像柏林墙一样，分割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边是曾经的美好时光，另一边是现在的艰难生活。我认为它们就像水和油，本应该毫无联系，但有人把它们倒进同一个杯子里。水会沉在下面，被黏腻的油脂覆盖，中间永远有一条线，只有乳化剂或者时间才能软化它们对彼此的态度。乳化剂能把它们变成相对稳定的乳浊液，但这种混合物依旧浑浊。时间也能取得差不多的效果，但是“需要时间”。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前者，但按照现在的局势，它到来的日子遥遥无期。在我看来，这个比喻对于战争与和平也同样适用。
　　“是的，你是对的。”我这么回答他，“维拉现在在医院里。那颗炸弹落下来的时候她就在旁边。”
　　因为这个话题我们很久没有再说话，只是往前走，我几乎以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不会再有任何交流，但是现实总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要走了。”
　　阿列克谢说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接近目的地，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教堂的钟，悬挂在塔楼上，这说明我们即将向彼此道别。所以我停了下来，看向他。阿列克谢也停下了，没有看我，目光转向地面，好像突然对砖缝中的枯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去哪？”我问，“欧洲吗？”
　　“不，当然不，”他回答，“是前线，和俄罗斯人作战。”
　　“什么时候？”我问，努力让自己的情绪不那么明显地表现出来。
　　“下周三，我想。”阿列克谢耸耸肩，踢开路上的小石子，“我昨天报了名。”
　　“下周三。”我重复，明白事情已无可挽回，“我们也要走了，时间定在周六。”
　　“欧洲？”
　　“是的，以难民的身份。”我把目光移向塔楼，那口大钟笼罩在阴影下，像一只正在休眠的蝙蝠，不时扇动翅膀，在栖息的树枝上转换方向，“很抱歉我们不能送你上运兵车。愿上帝保佑你。”
　　“听起来没什么诚意。”
　　“好吧，”我叹了一口气，“希望你能够回来一一毫发无损地回来。”
　　在教堂门口我们就分了手，祝福对方，尽管谁都知道这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阿列克谢一直站在教堂的台阶上，很快我就看不见他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风还在吹，所有的一切就像死去了似的，沉默地站在那里，像史前生物缓慢腐烂的骸骨。除我以外，我听不到任何人发出的声音，感觉这里就像一片战争废墟，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加快了脚步。手机突然在风衣口袋里振动起来，急促而慌张，像一场猝不及防的爆炸。我把它抽出来，妈妈的头像在液晶屏上无声地闪烁。
　　不要是坏消息，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接通了电话，妈妈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过来，“伊凡娜，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情。”电话那边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像在酝酿说辞，“维拉死了，就在刚才。医院打来了电话。”
　　哦，上帝啊。
　　已经没有再听下去的必要了。我挂断了电话，沿着路继续往前走。
　　灰白的云逐渐膨胀，堆积在天上，像脏污的棉絮，覆盖了六月时蔚蓝的天空，缓慢但不容置疑地压低。似乎是受到了严厉的恐吓，所有东西都缩小了身形，蜷缩在变深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从云里落下来，在我的手心融化，冷冷的。乌克兰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