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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花 二十岁,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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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向北纯粹是一时兴起。第二天早上爱丽丝累得伏在我肩上,手指还不肯休息,轻轻地在我左肩锁骨附近的梅花刺青上打转。她对它很感兴趣。起初我还不自在,一直分神去用手捂着。爱丽丝不由分说又柔情似水地按住我,低头去吻那里。真奇怪,那明明是我早已失去的一座城池,爱丽丝却像旗开得胜的将军一样攻城掠地。
我则是半是温柔半是恶意地玩弄她的银发。它昨天晚上像涟漪一样从我身上荡过去。
“我知道梅花生长在中国的北方,那是你的来处吗?”
感谢她没有用“故乡”这个词。
我说:“这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叫做梅里。随母姓。
她叫做梅如故,二十岁时不知天高地厚地随我父亲自天津下江南,然后腐烂在了春三月的梅雨里。
加缪说有人在四十岁时死于二十岁射入胸口的一颗子弹。我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她难得清醒,坐在沙发上,手放在空瘪的小腹上,脸上浮现了一种我从未见过因而不明的神情,身边倒扣了一本席慕容的散文集。
那种神情,我后来在一位即将分娩的朋友脸上见过,直到那一刻才恍然大悟。
但是她说,二十岁时一颗子弹射中了她,穿过了她的肚子,流出来的血,落成了一个我。
而直到她的血爬上我的小腿,又爬上我的心脏,我也未置一词。
她留下无数后事给我。白天我上学、兼职,晚上才有时间慢慢清理。
病历,日记,无数折断的小刀,遗嘱,财产证明。
其实我也不太了解她。
她向来对我熟视无睹,记忆中她唯一一次还算有生气的模样是在我十七岁那年,班主任因为我的早恋问题找上了她。在填写家庭信息时我故意写了错的电话号码,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上门的。但总之我回家时正好看见班主任离开,再进门时看见她坐在沙发上,是刚结束待客的姿态。
她坐在那里,瘦得像单薄的平面,永远停在生命轴上的某一点,她试图幻想各种各样的可能,在纵轴上无限延伸,但却始终跨不过去那一点。我看着,却觉得好像仍然年幼,需得仰头望她。
“你有什么想和我说的?”
我说:“你想听我说什么?”
她抬起眼,和我对视。
我笑了一下,“妈,”我难得叫她,“你丈夫是一个同/性/恋,你女儿也是。”
“为什么在胸口上纹梅花?”
梅枝自锁骨向下蜿蜒,丛生于心脏上方的梅花艳得滴血。
那是因为我妈用刀划开那里时,我低下头,看见鲜血滴落,在瓷砖上落成朵朵梅花。
那一刻我低着头,却俯视她。
“这是我的名字。”
这是我的名字,我的过往,我的来处。是我无法剜去的晦暗。
南方冬暖,我记得幼时母亲会去花市买腊梅,插在家里的花瓶里,既不傲雪,也不凌霜,很没意思。后来我特意去北方寻梅,去到母亲少小居住的宅院,现在我是那座房子的主人,但是曾经的繁华已经销声匿迹,连梅花都不再开了。
梅生故里,经年不遇。
“想看雪。”
冬日的芬兰,到处都是雪。
“好,”爱丽丝说,“你陪我向北去,我陪你去北方。”
于是那一天太阳升起时,我们收拾行囊,取车向北。
“事到如今我已经不愿意再质疑你的车技了!窗外风如烈马嘶吼,我不得不提高声音,“但是你究竟认不认识路?”
“马上就到了!”
我绝望地抓着安全带,发觉自己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爱丽丝,”我冷静了一下,“你今年多少岁?”
“嗯?”她回答,“二十!”
“你有驾照吗?”
爱丽丝不好意思地说:“一年前在洪都拉斯,一位老渔夫教我开车的。”
我两眼一黑,差点没晕过去。
我觉得世事真奇妙。在我二十六年的人生中极少与人这样亲近。十七岁那年早恋,对方的姓名我已经忘却,傍晚六点的心动落日仿佛是前尘旧事。那时我怀着无耻的对母亲的挑战心理,已经近乎放纵自己的无谓态度同那个女孩在一起,时隔经年只记得她轻轻牵起我的手,说:“你不喜欢我,是吗?”
我以胆怯和沉默回应。这是我的惯用伎俩,它使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麻木不仁的过客。
我曾以为我的一生将会是亘古的冰期。在极地上等待梅花绽放其实和在等在赤道一样荒唐。在过去不会有任何一个瞬间,少女幻想会带着我来到这一刻——我在异国他乡,和一个几乎是素昧平生的姑娘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让她伏在我胸口的梅花上熟睡,又在冰天雪地里去往一个未知的地方。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梦。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她的年龄。
二十岁,她活在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