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与雀》山月崽

160、第 160 章 说妈妈

　　说妈妈是“敌人”只是玩笑，妈妈永远是妈妈。
　　随着她长大，她和妈妈有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声音。每当爸爸靠在躺椅上喝茶，她就会偷偷绕到身后大喊一声“伊万诺夫”，然后爸爸就会吓得将茶水喷出来：因为那声音太像妈妈，他一瞬间还以为自己又要因家务挨骂。她很喜欢这样的恶作剧，得逞后，她总会像妈妈一样露出牙齿大笑，然后穿着红裙子一蹦一跳跑远——那条裙子原是妈妈在青岛时穿的，料子和款式都很好，如今她快长到一米五，妈妈便改给了她。
　　她们是亲密的母女，每当她做好一件事，妈妈都会夸她。妈妈愿意听她聊那些幼稚的故事和想法，即便在最昏暗的日子里，也守着这个家明亮的氛围。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她不能没有妈妈……
　　哈尔滨远东集团军附属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孩子们围在一起，讨论得正热闹。小豆子挤进去，见他们兴致勃勃地讲着一个鬼故事。
　　“有个中国窑姐子，她其实是个女鬼，她把一个军官的心给吃掉了，两人就变成了深夜飘荡的孤魂！每到夜里，远东军那栋废弃的楼里，就有这俩鬼魂在跳舞！”
　　孩子们大呼小叫，此后，“吃人窑姐子”和军官的故事越传越离奇，老师不得不在家长会上再三提醒家长注意孩子的言行。然而，小学生的流言并不是一场家长会就能制止的。大家开始频繁讨论“窑姐子”，而“窑姐子”也超出了猎奇故事的范畴——所有生活在苏联之外、却与苏联人有婚姻关系的东亚女性，无论民族、身份如何，都会被如此称呼。
　　“你妈是窑姐子！”
　　“是你妈！你妈睡过一千个男人！”
　　“啥时候把你妈照片找出来瞧瞧！”
　　然而，孩子们这种对东亚女性的羞辱和妖魔化也不是凭空捏造的，首先可能源于沙俄时期就存在的“黄祸”想象，即将东亚族群视为来自东方的异质存在，并将东亚女性视为诱惑男性、威胁民族边界的“他者”。在这种思想传统下，有些混血孩子的父亲在家里可能就会这样说：
　　“瞧瞧你发黄的皮肤，一副东方人的样子，找个医生去治治吧。”
　　令今日读者难以理解的是，1930年代确实存在对欧亚混血儿的“美白治疗”。一些商家和医生会提供所谓能让混血孩子皮肤变白的药膏，希望他们看起来“不那么像东方人”。因此，即使在盛夏，小豆子也能看到小学里一些女孩子穿长袖长裤，她们刻意躲避阳光，并往身上涂抹那些宣称“祛黄祛黑”的美白药膏。
　　“中心地方的观念才是正确的，乡下人只能长得像亚洲人。”
　　在这些女孩子心中，哈尔滨是“正确的中心地方”。使用美白药膏甚至成了一种值得骄傲的象征。然而，小豆子却感到强烈的割裂——这与她在莫斯科幼儿园接受的教育截然不同。那里所有老师都会鼓励孩子多运动、多晒太阳，甚至晒到皮肤发红，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健康和强壮的表现。
　　“偏远地方的观念就是错误的，还没有完全接受社会主义的矫正。”
　　在爸爸眼里，哈尔滨又成了一个“错误的偏远地方”。这个位于中东铁路末端的城市汇聚了各种势力和观念，也混杂着各类狭隘的民族主义，例如大日本民族主义、泛西洋主义、俄民族主义。然而，这些思想虽然彼此敌对，却很少真正认可亚洲人的价值。甚至日本人也不例外：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已经摆脱亚洲身份，向“西洋人种”靠近，因此对美白观念尤其狂热。
　　“排亚、敌亚的观念都是错误的。难道欧洲人那种病恹恹的苍白才好吗？像你妈妈那样多好啊，有精神，有朝气。”
　　爸爸说小豆子应该为自己的黑发黄肤感到自豪，因为人们看到这样的女孩子，首先会想到田野里蓬勃生长的向日葵——向日葵就是黑色花心，黄色花瓣。然而，学校里根据人外貌来鉴定对方母亲是否是“窑姐子”的游戏依旧蔓延着。
　　朴善玉是首先被拎出来打的受害者，毕竟他虽然头发是棕黄的，但面庞完全长得像朝鲜人。然而作为“受害者”，善玉不但没辩解，还笑嘻嘻成为了“施暴者”——他大方地承认自己妈妈在生育前是餐厅的朝鲜服务员，甚至开玩笑说自己就是因为妈妈“勾引”爸爸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小豆子是第二个“受害者”。她虽然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但头发却是南方汉人那种纯粹发亮的黑，皮肤也偏黄。而且，自从善玉被喊去仓库揍了一顿后，“伊万诺夫”是她的爸爸便不再是秘密，而班上的孩子多少都从父母那里听过他找从良窑姐子当老婆的往事，于是大家都来取笑她了。
　　“我妈妈才不是这种女人！”
　　每当被取笑，小豆子都会大声争辩，拼命维护自己的妈妈。然而下一次，类似的玩笑依旧会出现。仿佛互相称呼对方的母亲为“窑姐子”已经成了一种流行游戏，而拒绝参与反而意味着“玩不起”。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小豆子极其厌恶“窑姐子”这个词——她不仅厌恶这个社会符号，也厌恶它所代表的女性群体。
　　为什么这些女人会如此腐烂败坏，既然她们都是“不正确”的人，为什么不能死掉呢？如果全世界的“窑姐子”都死掉了，就再也没有人会污蔑妈妈了。
　　然而，当时哈尔滨的“窑姐子”并没有死掉，反而越来越多。1938年黄河水患后，许多中原难民北上谋生。男性尚可依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而许多女性却被迫以身体换取生存。在哈尔滨最繁华的街道上，这些衣衫破旧的女人出现在人群中，即使为了几个铜板也不得不接客。满洲警察将她们视为比乞丐更严重的城市问题，认为她们不仅影响“风纪”，还传播疾病，因此见到便驱赶。他们毫不客气地朝她们吐口水，然后挥舞着警棍：
　　“滚，滚，脏女人！跳进黄河洗洗吧！”
　　可是，这些女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因为窑姐子就是那样的女人呀，她们是自愿去干那行的，这样她们才能赚钱，没人愿意娶她们当媳妇！”
　　来哈尔滨找小豆子玩时，大鹅讲得头头是道。他说新京有很多这样的女人，涂脂抹粉地站在街上揽客，可最后都只能孤老终生，除非改掉自己的名字。至于将来娶谁当媳妇，大鹅也早有了主意：他想娶小豆子，因为他爹总带他来哈尔滨玩，而每次见面，小豆子都会亲他。然而，大鹅显然误会了这件事。小豆子亲他并不是因为喜欢他，而是在玩过家家。
　　“我喜欢我妈妈，她是我的榜样，所以我想成为她。我要当你妈妈，才不当你媳妇。”
　　这时候，大鹅才意识到自己在扮演过家家里“小宝宝”的角色，他不死心，继续问道：
　　“那你要给谁当媳妇？”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喜欢给人当媳妇。如果有谁强迫我，那我就改个男人名字，就像米莎老师那样。她就是因为有个男人名字，所以一直没结婚。”
　　小豆子的解释叫大鹅听了沮丧，毕竟他是真心想娶她当媳妇。等他向濠镜倾诉苦恼时，濠镜哭笑不得，问大鹅知不知道“娶媳妇”是啥意思，大鹅说就是能天天一起吃饭、一起玩，他喜欢和小豆子玩，因为她家里有好多玩具。
　　“好儿子，娶她也行，但你得先去练徒手劈坦克。等你练成了，爹就去上门给你提亲，而后就改名换姓回广东，你一个人留在东北好好过日子，别来找我，因为爹实在不想跟伊万诺夫当亲家。至于你婚后要是和小豆子闹了矛盾，爹也有法子，到时候……”
　　濠镜把大鹅拉过来，附在他耳边说：
　　“到时候你就说我不是你爹，你其实是东条英机的亲儿子，这样伊万诺夫就会去把关东军大本营炸了。”
　　“那不行，爹，我是你儿子，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找你。”
　　“你找不到的，改变名字就会改变命运。如果有一天爹不见了，你就把爹忘了吧。”
　　濠镜眨巴眨巴眼，他撸了一把大鹅脑袋。

　　在这个故事中，因为改变名字而改变命运的，不止一个人。
　　陈米莎昔日的全名叫“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别洛夫”，本是芳龄女子，却因这姓名的缘故，恋情屡屡受挫（毕竟俄罗斯男人们终究更愿意娶“别洛娃”，而非“别洛夫”）。她也曾多次抗议，但她那位刑满释放的流放犯父亲始终认定男人的姓名能替女儿挡去几分苦难：譬如租房时，房东不会因为她叫“别洛娃”就寻由头讹诈她，或半夜摸进她的卧室。
　　“米莎，这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男人会因为姓名而被赋予特权，女人会因姓名而低人一等。你现在改个中国人的名，岂不是更受欺负？”
　　这就是父亲的理由，但陈米莎反而带着和父亲逆反的心理改掉了姓名。只是名字改了，情思与欲望却没改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米莎在哈尔滨远东集团军附属小学教孩子们弹琴、唱歌，偶尔也去“伊万诺夫”家中为他的女儿小豆子辅导功课。小豆子写作业的时候，陈米莎就会看小说，某天她在看《松花江上的红星》时候，小豆子问道：
　　“米莎老师，你是不是想谈恋爱？”
　　这一问天真又吓人，陈米莎浑身一激灵，不明白小豆子为何作如此言语——毕竟《松花江上的红星》从标题到内容都是一本革命小说，讲的是一名布尔什维克铁路工程师如何结识哈尔滨的中国女医生，两人相恋，最终一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这是一本很正确的书。”陈米莎解释，可小豆子却摇摇头，说这书的上册和下册都“很正确”，但陈米莎手里的中册全是“谈恋爱”，什么“黑暗的夜里一阵电闪雷鸣，白色河流奔涌，二人都攀上了极乐”。虽不明白为何这之后女主角就怀上了小宝宝，但她至少认定这是一本讲“谈恋爱”的书。
　　“我爸爸也有一本中册，他有好多这种谈恋爱的书，都藏在书柜里，但其实我早就偷偷看完了。”
　　“不，不，小豆子，这是一本很正确的书。虽然有‘谈恋爱’的情节，但是工程师和医生都是很正确的身份，所以他们的爱也是正确的。”
　　陈米莎希望小豆子专注于自己的课业，然而，小豆子还是不依不饶，她继续追问那本小说里的“白色河流”到底在哪儿，为什么它一奔涌，男主女主就那么高兴。陈米莎被问得哑口无言，正窘迫间，家门忽然开了——炊事兵伊万从诺门罕战场归来，身后还跟着一名蒙古族骑兵侦察员。
　　“米莎老师，好久不见哦。”
　　此刻的伊万尚不知女儿已经发现了他爱看言情小说的秘密，仍照常笑呵呵地跟陈米莎打了声招呼，而那侦察员似乎还有要事，他只是扫了陈米莎一眼，而后便与伊万细细复盘起战场上的种种：诺门罕一役中苏蒙联军的坦克与炮兵如何配合突破日军防线，哈拉哈河畔关东军的步兵战术相较以往可有变动，蒙古骑兵部队又是如何在草原上侦察、袭扰日军侧翼……
　　“总之，朱可夫司令认为日军不会再来进犯了。现在他想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如果未来德国进犯，那么调亚洲的远东集团军去西线对抗，可行性为多少？朱可夫司令迫切想要征询您的意见。如果您和他看法一致，他今天就会回报中央。”
　　“牧仁，你大老远来，可真是抛给了我一个难题啊。难道德国会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吗？好吧，我先假设‘会’，毕竟他们现在也是‘鬼子’。容我仔细拟个回复他的草稿，而后你再拿去发信吧。”
　　“行。另外，朱可夫司令还想问：您当年做匿名顾问的时候，是怎么应对南京被围的？还有，南京那么多中国驻军，为什么会被接连击溃？武汉会战明明有后援，怎么也守不住？朱可夫司令想知道得详细些，他担心德军打过来时，苏联会出现类似情况。”
　　“知道了，我一并回。他就不能问点让我高兴的？”
　　伊万转身进了书房，屋里只剩下牧仁与陈米莎相对而立。就是这一眼对视，让陈米莎“魂飞魄散”——如今长成青年的牧仁身形挺拔，一双眼睛清亮见底，而且他身上有种静定，往那儿一站，就像草原上风停之后的一泓湖水，连周围的空气都跟着沉静下来……
　　一直未曾恋爱的陈米莎对牧仁一见钟情了。
　　女子对男子一见钟情，终究是违背世俗，不太正确的事。彼时陈米莎心口像被那泓湖水的涟漪轻轻叩了一下，但她却又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慌忙地低下头。然而，在她假装去看手里那本《松花江上的红星》的时候，殊不知牧仁也正羞涩地看着她……
　　哦，这种男男女女间充满爱意的眼神，小豆子可太熟悉了，因为她父母就经常用这样的眼神看着彼此。她跳下椅子，径直去把牧仁的手往陈米莎那里拉：
　　“牧仁哥哥，你是不是没有女朋友？米莎老师想和你谈恋爱，你和她拉手吧！”
　　这一切发生得猝不及防，牧仁还没来得及回话，伊万兴奋地拿着写了一半的电报草稿从书房里冲出来。
　　“啊哈，谁和谁要谈恋爱？单身男女，要我帮忙吗？”
　　“老司令，这不好吧，我才刚加入远东集团军，刚成为党员。”牧仁涨红了脸，往后退了半步，“革命精神教育我们，个人的儿女情长要为集体的事业让路，感情这种事，等天下太平了再说也不迟。”
　　“二十几年前，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我更要以老司令您为榜样了。”
　　“别学我，当时我是个不知好歹的蠢蛋。人活着怎么能不恋爱，不结婚呢？没有这些是不完整的。”
　　“老司令，这么多年过去，您咋从‘革命先锋’变成‘保守封建派’了？现在战乱多，年轻人都不兴恋爱结婚。”
　　“这是错误思想。我先回复尤拉抛来的讨厌问题，之后找你细聊。”
　　伊万欢喜地把牧仁打发走了，而陈米莎沸腾的心落寞了下去，她原以为自己没戏了，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惊吓”与“惊喜”还在后头——
　　1939年11月，诺门罕战争结束两个月后，她收到了一封盖着远东集团军官方印章的活动邀请函，地点在远东集团军大院仓库，名目是“苏联远东青年思想动员大会”。那时大清洗尚未落幕，拿到邀请函的一瞬间，陈米莎下意识地以为自己因先前那点情欲冲动而成了需要批判的“思想错误分子”。她忐忑不安地赶到仓库，却没想到在那里撞见了牧仁和其他二三十号同样面色不安的青年男女。
　　众人民族各异，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蒙古人、通古斯人、朝鲜人、华人……总之，凡是在哈尔滨居住、或此前参与过诺门罕战争的适龄单身苏联青年，几乎都被一网打尽地搜罗了过来。
　　远东军区政治部青年工作处处长科拉廖夫上台讲话了。
　　“青年同志们！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为了铭记一场伟大的胜利——诺门罕！在朱可夫同志的英明指挥下，苏联红军与蒙古人民革命军并肩作战，用钢铁与热血，彻底粉碎了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
　　台下响起零星的掌声，科拉廖夫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道：
　　“青年同志们，大家不分民族、不分出身，为了同一个目标流血牺牲：这就是苏维埃各民族大团结的力量，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行了科拉廖夫，官话做做样子就行了，办正事要紧。”
　　科拉廖夫的话筒电线还没等他讲完就被人一把拔了，伊万走上了台。
　　“大家先把批判放一放吧，今天，我们要举办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远东集团军第一届青年人相亲大会！”
　　台下一片死寂，随即哗然。伊万丝毫不受影响，反而兴致勃勃地解释起这场大会的宗旨：他希望在座的单身男女，或是那些还处在暧昧不清、犹犹豫豫阶段的男女，能够打破隔阂，勇敢地找到真爱。“大清洗”刚结束，前面的官话只是为了做点形式主义掩人耳目，为了避免大家因为害羞脸皮薄，不好意思主动交换联系方式，伊万还特意雇了两名“带薪助手”负责分发和传递蓝色、粉色两种信纸：蓝色给小伙子写，粉色给姑娘写，写好了交给他们，便能体面地和心上人牵线了。
　　话音未落，小豆子和朴善玉已经各自抱着信纸跑了出去。他们每撮合成一对就能拿5角钱，而撮合成的第一对能拿2元钱——这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可谓是一笔巨款。
　　“哥哥姐姐们，求求你们勇敢些吧！我们真的很需要2元钱！”
　　小豆子和朴善玉可怜巴巴地祈求着，陈米莎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别洛夫，瞧瞧你这个滑稽的名字，谁会爱你呢，谁都会嘲笑你……
　　然而，就在陈米莎心情激荡的时候，她身旁的小豆子已经按捺不住了——因为善玉即将送出第一份信纸了。那几秒，小豆子已经什么都不管不顾，她心想牧仁和陈米莎早暗生情愫了，与其干等着他们磨磨蹭蹭，还不如帮他们早点在黑暗的夜里一阵电闪雷鸣，让他们的河流奔涌……于是，在没有征得陈米莎同意的情况下，小豆子擅自拿出一页信纸写下了“陈米莎”和“哈尔滨远东集团军附属小学”。
　　“小豆子，回来，小豆子！”
　　小豆子像马驹子一样跑远了，当时年轻的陈米莎惊恐地呼喊着她——她后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陈米莎”了。然而在很多年后，成为老奶奶的陈米莎会庆幸，因为“陈米莎”的俄语拼写非常短，写起来比“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别洛夫”快多了。如果小豆子没有那么快写完，她就要被另一个同样对牧仁有好感的蒙古民兵姑娘抢先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倾向，科拉廖夫可能会优先把同为蒙古族出身、而且同归属军队的青年人们组建在一起，这样她就又要费一些周折，而她和牧仁的女儿“琪琪格·牧仁诺夫娜·巴图耶娃”也不会出生。
　　当然了，这都是后话。
　　总之，当时小豆子“唰唰唰”就把信纸写完了，写完就急吼吼往台上奔，结果和善玉撞了个头碰头，俩孩子脑袋上都鼓了一个大包。小豆子和善玉大眼瞪小眼，结果一看——啊，他们拿的正是陈米莎和牧仁的信纸啊！
　　“你们一人1元钱。”
　　科拉廖夫把钱平分给了两个孩子，朴善玉偷偷扯了一下小豆子的袖子：
　　“王姑娘，我今天带你去买几本特好看的书。你还记得关于你父母的故事吗？今天还你一个真相。”
　　两个孩子嘀嘀咕咕，很快又跑下去“凑对子”了。科拉廖夫满意地拿着两张信纸端详：陈米莎和牧仁填在纸上的身份非常“正确”——他们如今既不是“流放犯的女儿”，也不是“封建蒙古的小喇嘛”，相反，一个是集团军附属小学的人民教师，一个是远东军的骑兵侦察员，虽说民族不同，倒也般配。于是他宣布：陈米莎和牧仁可以在组织的祝福下谈恋爱了。
　　“勇敢些啊，剩下的年轻人们，寻求真爱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光等待和犹豫是没有用的！”
　　伊万积极地鼓励台下还没动笔的人，于是他们也开始红着脸“唰唰唰”写信纸了……总之，那场相亲会一连办了三天，成了好多对，可以说是非常成功，末了的联谊舞会还得到了某位裁缝店老板娘的倾情赞助：她免费帮几个手头拮据的姑娘和小伙子缝补了裙子和破裤脚，好让他们能体体面面地跟约会对象去跳舞。舞场虽是军区大院临时布置的，科拉廖夫却也没少费心思，他不仅弄了些调配酒，还找来一架二手钢琴。
　　“调配酒的基底是善玉妈妈做的高丽梨果汁，兑点伏特加，味道好得很。”
　　“那善玉妈妈怎么没过来？一起玩呀。”
　　“不来了吧，善玉妈妈在家里忙得很呢。”
　　科拉廖夫敷衍回答，又说他还想再花钱雇个乐师，裁缝店老板娘大手一挥，说该省省、该花花，转身就把自己丈夫薅上了台。
　　……
　　柔美的钢琴韵律在临时舞厅里流转，战争乱世里，互相表白了心意的年轻人们依偎着亲昵，虽然不知明天会怎样，但那一刻他们是幸福的。春燕坐在房间角落一杯接一杯，她微醺地端着梨子鸡尾酒，暂时忘了烦恼，专心品起钢琴声来。伊万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三月是《云雀之歌》，四月是《松雪草》，五月是《清静之夜》……没有战乱，没有炮弹，没有蒋中正导致的黄河泛滥，没有武汉战役的溃败……
　　“妈妈，这果汁好奇怪，我喝了有点晕，善玉喝了就睡死过去了，怎么叫都叫不醒。”
　　小豆子拿着两个空酒杯跑过来了。春燕这才回过神，她光顾着自己“雅”了，倒忘了叮嘱孩子们别碰舞厅里的酒精饮品。
　　“哈哈，我真是个不尽责的妈，小孩子下次可不敢喝酒啊。来吧，坐过来，咱俩一起听你爸弹钢琴。”
　　春燕爱怜地把小豆子叫过来搂抱，但小豆子突然问了个问题：
　　“妈妈，你也是这样认识爸爸的吗，就像米莎老师和牧仁哥哥那样？他们这样才是正确的恋爱。正确的身份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正确，那就不是爱了。”
　　春燕疑惑，她不知道小豆子为何要执着于“正确”，小豆子不明说，只是反复问春燕在成为她妈妈之前是做什么的，春燕遂说自己一直都是裁缝。
　　“一直都是裁缝对吗？是不是爸爸当兵时候，把衣服拿过来叫你改，你和他认识的？你们都是很正确的人，对吗？”
　　“对呀，是这样。”
　　“那太好了！妈妈，我先去找善玉，而后再来找你！”
　　小豆子一溜烟跑出房间的时候，喝醉的善玉还搂着几本杂志呼呼大睡。那天善玉把赚来的钱全买了小孩子不该看的杂志，其中有一本好几年前的《上海滩大世界》。小豆子起初还以为是“言情小说”，翻了几页才发现，里面通篇都是把女人当物件称斤论两的话：某某歌女值多少钱，被哪个男人重金买下……
　　烂透顶的杂志，烂到早就过了时，没人愿意看，但小豆子却偏偏在上面撞见了当年名噪一时的“玉堂红”。她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的照片，有些拍得实在令人不齿，甚至露骨下流。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是自己的妈妈——可她们偏偏长着同一张脸，连本名都叫“王春燕”。
　　于是善玉说，玉堂红就是小豆子的妈妈。
　　“你瞧，我说的是真的吧？伊万诺夫真找了个窑姐子。”
　　“哼，也许恰好是重名，你胡说八道！”
　　“我才没胡说！大家的爹都在远东军，这么多年谁不知道，又不是傻子——”
　　小孩子确实不该喝酒，梨酒上了头，两人争得不可开交。吵够了，善玉自顾自睡过去，小豆子心里却结了个疙瘩，硬是跑回家问了妈妈一趟，又一路跑回来替她洗清白。
　　“善玉，我刚问过我妈妈了，她一直都是裁缝，是很正经的劳动人民！”
　　小豆子把善玉推醒，善玉揉着眼睛坐起来，皱眉翻开一页杂志，指着上面的照片：
　　“你再看看，难道不是你妈妈？”
　　于是小豆子又昏头昏脑凑过去看。照片拍得清晰精美，那眉眼确实像妈妈……可如果真是妈妈，那时候的年纪也太小了，简直还是个小女孩。
　　妈妈怎么会自愿做这样的事？
　　照片旁印着一行小字，善玉慢条斯理地念道：
　　“《盘点过往上海滩十大最肮脏歌女》：首位，玉堂红。性格泼辣，情人无数，与多人有□□层面的纠缠，最后嫁给一位哈尔滨的顶级大官后不知所踪，堪称滩上最不清白的一朵烂桃花。哈尔滨的顶级大官还能有谁？不就是你爹吗？”
　　“这不是我妈妈！”
　　小豆子一下子火了，伸手去扯善玉手里的杂志，不小心把“玉堂红”的照片撕碎了，她破碎的面孔纷纷扬扬落了一地，像许多片丑陋不堪的雪花。
　　“这有什么？我妈也是这么来的。我爹在远东当兵，把一个朝鲜服务员的肚子睡大了呗。不过我妈精明，拿怀孕作要挟，最后总算洗白上岸，当了家庭主妇。”
　　“我不相信。如果我妈妈是那种女人，那岂不是说明……”
　　“说明你爸爸也不干净呗。他不沾这些，怎么会遇上你妈？这也正常，你爸官当得那么大，睡过的女人肯定不止你妈一个。”
　　说完，朴善玉又倒头睡了过去。小豆子看着满地杂志碎屑，她现在想要追寻一个正确的真相。回到裁缝铺子后，她偷偷问于娭毑，于娭毑说妈妈确实是爸爸曾经救下的一个“穷苦女人”。她年轻时在歌舞厅受尽剥削和压迫，日子“几乎不敢想象”。
　　然而，于娭毑并没有说清那段苦难究竟是什么，只含糊地提过一句：从前但凡有几个铜板的男人，都能往她身上吐口水。
　　“于阿姨说的没错。我记得春燕阿姨刚到莫斯科那阵，因为过去那些难堪事，她从不露面，所以大家都当她是你的保姆。”
　　湘湘说得很坦白——那是他做“萨沙”时听来的风言风语。
　　“我不清楚，可帕斯捷尔医生清楚啊，你直接问他不就好啦？”
　　尤金妮亚对小豆子的身世毫无兴趣，倒是随口给了个主意，于是小豆子就去问了帕斯捷尔医生。
　　“呵呵，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你妈妈确实是你爸爸‘拯救’的，你爸爸是个很负责任的人。没他，你们娘俩现在还在乱世里讨饭呢。”
　　来裁缝铺子送货时，帕斯捷尔医生笑呵呵地把小豆子的身世讲了出来。作为远东军最早的老军医，也作为一个老男人，他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对落后妇女进行思想改造，素来是男性革命的一部分。窑姐子、姨太太、缠足的乡下妇人，既是旧制度压迫的受害者，又是旧道德的活标本；她们愚昧堕落，依附男人，于是解放她们便成了一件双重光荣的事：既拯救一个沉沦的灵魂，又向旧世界宣示新秩序的胜利。然而，这解放的执行主体从不是女人自己，而是男人——那些识字的、觉悟的、握着枪或笔的男性革命者，负责把“正确”灌输给“不正确”的女人。
　　“娶她、教她认字、给她一个正确的身份，所以婚姻也是革命本身。你爸爸做得很正确，当时在莫斯科，他教她俄语，还帮她去找学习班上哩……”
　　帕斯捷尔医生讲得理所当然，只是他不知道俄语是春燕自己要学的，学习班也是她自己找去的，他更不知道春燕的俄语启蒙老师是个女人，最初介绍她去学习班的，也是个女人。
　　平心而论，帕斯捷尔医生是个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博爱，一生无私奉献，为苏联边疆的民族团结奔走，替牧民谋过不少福利。可他的某些想法依旧是那个年代男人看女人的主流看法，而这看法，就这样无声地流进了小豆子心里。
　　难道这世界上，只有拥有正确的身份，才配拥有爱吗？
　　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相亲会办完当晚，家里突然涌来一批批提着礼当盒子登门拜访的人，他们都是现任远东集团军的要员，此前以各自的身份参加了诺门罕一战。在他们看来，“伊万诺夫”虽已隐退，此前也犯过不少“错误”，可诺门罕的胜利恰恰印证了他二十几年前的“正确”。于是，即使曾经唱反调的人，也开始重新爱戴伊万诺夫了。
　　“远东就像一座大房子，若不是老司令当年打下的地基，如今怕是所有人都要被埋在乱石碎瓦下了。”
　　众人由衷夸赞了一番，离开后留下满屋子芬芳的溢美之词。几十年过去，远东军从一个团扩编成了七十万人规模的地方集团军，很多人就像失忆一样忘记了其中的建设过程。所以清理那些礼盒时，伊万对春燕说“这就是捧杀”，因为远东并不是“伊万诺夫”一个人建设的，而“伊万诺夫”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大清洗结束了，可苏联的现有体制依旧容易滋生这种叫人偏执的捧杀——今天众星捧月，明天便是墙倒众人推。而人不该在自认正确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全然正确；在被判定错误的时候，也未必真就一无是处。
　　“还记得我第一次在广州遇到你的时候吗？当时我表面风光，实际上却抑郁得很，因为我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莫斯科中央指责我在远东搞地方主义，而蒋中正对我也是满心不满，北伐的方略上我们屡屡意见相左，经常是我说东，他说西，我说西，他又说东了。苏联和中国都不好办，我成夜成夜失眠，为了能继续推进事情进展，我就不得不强行伪装，伪装自己是一个——”
　　“钢铁丈夫？”
　　“哈哈，是这样，可惜那个时候还不是你丈夫。”
　　“也是，那时候我年纪小得很，玉堂红，真的好小啊，完全小姑娘。”
　　“但是这样一个小姑娘拯救了我。玉堂红还是有魅力的，上海滩女明星，现在完全变成裁缝店大姐了。”
　　“嗐，长得又不好看，涂脂抹粉，东施效颦，还不如现在的裁缝店大姐自然呢。不过我当裁缝店大姐，也根本不可能有机会遇到你。”
　　“也不一定，万一改衣服的时候注意到呢？言情小说里常有这种浪漫桥段……你别说，哈尔滨那晚还挺浪漫的。那晚下好大雪，我们都喝醉了，搂搂抱抱在街上走。”
　　“咦，豆子爹！你也这么觉得吗？是很像言情小说吧！感情很到位，你我都开心，所以有个健康优秀的孩子是正常的，还好一晚上就有了！”
　　“庆幸，真是太庆幸了，豆子同时拯救了我们俩。”
　　一个灵魂拯救了另一个灵魂，这拯救是双向的。夜里，两口子越聊越兴奋，借着相亲会的余温翻起旧账，他们用一种释然又庆幸的口吻，回忆当年那段并不那么“正确”的爱情。所有的艰难，所有的颠沛流离，都被他们大无畏的浪漫化解了。他们甚至用革命者特有的超然聊起了死亡：因为青岛的那段日子，二人都同意死在海里是最理想的。因为海是连着的，无论沉在哪一片水里，浪总会把他们送回彼此身边；再加上海不立碑也不留名，所以谁也别想再往他们头上安一个“正确”或“不正确”的名号。
　　他不需要正确，她也不需要正确，这是他们给彼此的誓言。
　　可他们没注意到，本该睡觉的小豆子一直趴在楼梯上偷听。
　　那一夜，班里的谣言、于娭毑的遮掩、帕斯捷尔医生讲过的故事，全都对上了。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窑姐与司令一夜风流的产物，意识到父母之间根本不是什么“正确”的爱，而是一场错误的“骗”。
　　什么正确错误，什么生啊死啊……这些事远远超出了一个七岁孩子所能理解的范畴，更何况她还是那个时代的苏联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她就在不停地接受关于“正确”的教育，可那一夜，没有人告诉她：“正确”本就是相对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心碎和沮丧里，这个孩子开始试图自救，她必须还原出一个“正确”的版本，才能说服自己“父母缘何成为她的父母”。诺门罕一战后，她亲眼见过太多人认为爸爸“正确”，于是索性把他简化成一个可以得到爱的“英雄”，把他和妈妈的过往简化成一出“救风尘”。而“救风尘”的戏里，总要有一个仗义的男人，和一个自甘堕落的女人。她便凭着自己简单而天真的心思，自以为公道地把过错一股脑推给了那个“女人”——
　　也就是她的妈妈。
　　于是，一个追逐“正确”的女孩，开始面对一个“不正确”的女人。在这份挣扎里，她好像终于懂了妈妈为什么三番五次地离家，因为妈妈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家；也许她还另有男人，另有孩子。妈妈对她那么好，不过是弥补罢了，否则怎么释然自己过去的罪。
　　回到卧房，钻进被窝，小豆子思索着，心碎着，啜泣着。正确和错误交织，爱和厌也交织，她用被子蒙住头，开始在黑暗里搭一个故事。这故事得是“正确”的：爸爸是英雄，妈妈是被英雄单向拯救的人，双方都理应心怀痛苦，可她刚把这故事搭起来，楼下的笑声就从地板缝里漏上来，那笑声太轻快了，一点也不像施救者，或者被拯救者。
　　“所以说，追寻真爱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啊。”
　　爸爸一直在笑，他说他以后还要再办相亲会，妈妈笑得比爸爸还响。
　　他们对那段错误的过去毫无痛苦，毫无严肃，不后悔彼此的不正确的相遇，居然还认为那是“爱”。小豆子越想越冷，她想起爸爸妈妈说要死在海里——这话是恶毒的：他们要干干净净在海浪里走，可她是留下来的那个，她得替他们背着那份不正确的孤独活下去……
　　楼梯响了，爸爸妈妈上来了。小豆子立刻抹掉眼泪，闭上眼睛，故意把呼吸放得又长又匀。门被轻轻推开，他们走过来，把她蹬开的被角掖好，又吻了吻她的脸。
　　那吻是凉的，像带着一点海水的凉意。她没有睁眼，她也没有躲，爸爸妈妈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她知道他们都爱她……
　　爸爸妈妈，不要离开我，不要奔向海流，把我一个人留在陆地上……这世界如此残酷，我还没有勇气目送你们离开……
　　门重新合上，屋里黑回去，父母离开了，小豆子睁开眼望着天花板。
　　好安静、好孤独的夜晚，像躺在海浪里一样。

　　虽然不知道眼前历史道路是否正确，但至少每个人都走在自认正确的历史道路上——即使这些道路在后人看来是愚蠢且错误的。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
　　1938年春夏，华北日军向武汉推进。武汉是国民政府抗战的核心，为迟滞攻打武汉的日军，国军决定以水代兵：6月9日，蒋中正下令在郑州东北的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河水滚滚东南而下，淹没豫皖苏大片土地，村庄、农田、道路尽毁。讽刺的是，该“焦土政策”仅消耗了七千余名日军，却使得数百万中国人沦为被动的牺牲者：其中溺亡者数万，加上随后的饥荒、瘟疫与流亡，中国因黄泛而死的总人数估计在数十万至近九十万之间。为逃避“草菅人命”的骂名，蒋中正下令对外宣称大堤系日军炸毁，并让国军伪造轰炸现场、炮制舆论，但是花园口的不少河南本地人还是知道真相——毕竟当国军部队拉着炸药来的时候，他们好些人正在收夏田。
　　“世道不好，死是躲不过的，俺们想过各种死法，谁承想倒是叫光头放的黄河水淹死。没有田了，饿死人了，所以俺们就一路从河南逃难到东北谋生了。娃，恁叫啥名字？”
　　“王大鹅。”
　　“呀，这名字中啊，大鹅，农村一霸！”
　　1939年10月，满洲国新京市区东南角，溥仪新皇宫的建筑工地上，一群河南劳工正拉着五岁的大鹅唠嗑。因为濠镜当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新京支社都市计划局秘书长”，所以大鹅便天天跟着他泡在工地上。大鹅淘气活泼，大人忙的时候他就自个儿在沙土堆里滚，日子一久，工地上下都认得了这孩子。
　　因先前“黄泛”之患，大批河南人北逃至此，大鹅这阵子接触的便都是河南人，加之他学舌的本事极强，时间一长，也跟着工地上的河南人“俺”来“俺”去。每逢日落，濠镜来抓他回家，大鹅就一屁股赖在沙地上打滚耍赖，扯着嗓子嚎：
　　“王秘书长，俺不中咧——！”
　　夕阳西下，“王秘书长”抽起鞋底子就是把大鹅一顿暴打，旁边路过的关东军都在捂着嘴笑。
　　那么，为何这父子俩会在溥仪皇宫的工地上，旁边还有关东军呢？这还要从新京当下的规划说起。
　　日本对满洲的经营极为上心。新京的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瞄准“殖民样板”和“亚洲第一城市”，由关东军特务部、满铁、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三方协力操办。溥仪不敢多言，只提了两条要求：皇宫必须朝南，总监工须由中国人担任。满铁却另打着算盘——反正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住哪儿都无所谓，索性把皇宫塞进东南角一隅，两侧筑起关东军兵营夹峙。至于总监工那一条，也只是应付了事：他们确实从原满铁系统里找了个中国人，却是个早已改了日本姓名、入了日籍的“前中国人”。
　　所以如今，濠镜便又是“王秘书长”了。
　　“王秘书长，又在打你的鹅子了？”
　　几个同在新京都市计划局共事的日本同事和他打招呼。他们中文说得腔调古怪，尤其不会发儿化音，每次都把“儿子”说成“鹅子”。可即便这么别扭，日本人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讲中文。东北实在太大了，东北人也实在太多了。当年满铁本想大力推行奴化政策，强行普及日语，但成千上万的苦力大字不识几个，别说学日语，连认全汉字都费劲。真要等他们个个学会了日语再干活，满洲国的建设怕是十年都完不成。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底层照旧讲中国话，往上层层安插日本人监管，再挑几个“识时务”的日籍华人做中间人。
　　“中国有句古话削得好：西西务者，为俊杰。”
　　大鹅特别擅长学“大佐腔”，可每次一学舌就必挨濠镜一顿暴打——这打也是万不得已，毕竟大鹅的正式身份是“嵯峨公子”，而他那张嘴总是招惹麻烦。比如1939年2月，嵯峨浩在新京市立医院产下长女，取名“慧生”，意为“智慧高深”。溥仪无子，全家都在催浩赶紧生第二胎。那日彩和濠镜带着大鹅去探望浩，浩因为被催生而痛哭，结果大鹅冷不丁冒出一句：
　　“大姨，你已经有了慧生，再生个小孩，是不是得叫笨生？”
　　那天浩是笑得很开心，但剩下的人就尴尬了。
　　在濠镜眼里，如今大鹅已经到了“中日猪狗都嫌”的程度。比如溥仪皇宫刚打地基那阵，大鹅信誓旦旦保证绝不捣蛋，结果趁大人不留神，他手欠去玩裸露的电缆，最后被电得飞出一米开外。电流不太大，所以当时大鹅也是毫发无损，但好死不死从坑里飞到坑外，正正落在前来视察的溥仪跟前，把溥仪吓得魂飞魄散。
　　这事也不赖溥仪胆小，毕竟走到半路面前突然飞出个“死孩子”，换谁都得吓一跳。
　　除了溥仪，还有一位“受害者”是东条英机——他曾抱过大鹅，偏赶上那天大鹅红薯吃多了，他刚被抱起来没兜住劲，冲着东条英机崩出一个惊天动地的臭屁，熏得东条英机没抱够半分钟就赶紧把他放下了。
　　此外，大鹅夏天还把蟑螂当蛐蛐养，就养在工地旁边的关东军的仓库里。仓库修在凉爽的东北，可那年夏天，仓库闹的蟑螂多得堪比湿热的广东，若不是后来有人撞见大鹅孜孜不倦地给蟑螂群喂馒头渣，那泛滥的真相恐怕就要成为未解之谜了……
　　所以，大鹅学会粤语纯属逼不得已——日语骂人攻击性太弱，讲了他也当耳旁风；东北方言又太容易叫人听懂，唯有粤语是一种既安全又不失杀伤力的语言。粤韵风华，骂起人来动不动就“死”，就算活在人世也得时不时“食屎”。久而久之，大鹅被骂出了一副厚脸皮，任凭他爹把他骂得“死”去活来，他也压根不往心里去。
　　“这煞星！”
　　濠镜时而气得发昏，但工地上的河南人却都觉得大鹅是个好孩子——他不摆架子，没有阶级歧视，总是热热络络地招呼这些苦命人，那份亲近劲儿常叫他们想起远在河南的儿女。大鹅身上没有日本人那种客气的虚伪，虚伪不属于他真挚的本性，所以他无法变成日本人理想的“嵯峨公子”。
　　1939年11月，大鹅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七五三”。“七五三”是日本传统儿童成长仪式，五岁的男孩要在这一天正式穿上袴，成为一个可以为天皇战死的臣民和军人。然而，当时的大鹅对“为天皇战死”毫无概念——他才五岁，能有什么概念呢？清晨五点，天全是黑的，外面鸡都没叫，大鹅稀里糊涂地被濠镜从被窝里拽出来，刷牙洗脸时眼睛都是闭着的。
　　“爹，点解要咁早起身啊……”
　　“因为今日要进城。嵯峨公子，进城最重要嘅事系乜？”
　　“唔好调皮，唔好乱吵，唔好学狗喺地上乱爬……我波棱盖儿整破皮了，祖父母に叱られるかな……”
　　粤语、日语、东北方言，大鹅，不，嵯峨公子梦到哪句说哪句。那天梳洗打扮后被塞上轿车，他流着口水睡得东倒西歪，一会倒在濠镜的深色礼服上，一会倒在彩的淡绿色和服上。也不知睡了多久，轿车停了，车门拉开，嵯峨公子瞬间醒了，他高高兴兴地跳下车，迎面却撞上了太祖父和太祖母——
　　僵尸一般的太祖父穿着黑纹付羽织，那张衰老而发黑的脸上没有半点活人的气息，太祖母也僵立在一旁。他们此刻所在的地方正是供奉新京阵亡日军的神社，牌位背后的军人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之役，以及无数屠戮中国平民的战事。
　　之所以要在这样的神社里行“七五三”之礼，是有缘由的：嵯峨侯爵认为，自己的孙子如今极其欠缺“正确”，而这份过失全因他父母疏于管教。身为满洲华族的孩子，嵯峨公子既没有受过军国主义的熏陶，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身份”，反倒顶着那个丢人现眼的中国名字在沙土堆里跑来跑去，甚至觉得自己和那些脏兮兮的中国劳工没什么两样。
　　“这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人生，即为天皇战死。你的性命不属于你的父母，也不属于你自己，只属于天皇。”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便是错误的。自此，嵯峨公子被禁止再自称“王大鹅”，他在嵯峨府接受了严苛而扭曲人性的军国主义教育。功课繁重，体罚更是家常便饭，可他连喊疼都不被允许——“疼”是软弱，而软弱是眼下日本最不“正确”的东西。与此同时，工地上那些原本热情的河南劳工也渐渐疏远了他：得知他是个入赘日本的华人后代，他们便自顾自地把他划进了不正确的“汉奸”行列。
　　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也是错误的。
　　“我是日本人！”
　　“不对，不对，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中国人！”
　　“好吧，我是中国人！”
　　“不对，不对，你是个背叛天皇的日本人！”
　　成人世界的呼啸和尖叫蜂拥而来，“正确”变得如此要紧，嵯峨公子再不能像从前那样畅快地笑了。然而他没有小豆子那样独立，一回到郊区的家，他就要做许多“不正确”的事：譬如对着妈妈嚎啕大哭，控诉自己在嵯峨府受的那些严苛对待，等哭够了，又没心没肺地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土、钻狗洞。而在这其中，嵯峨公子的妈妈起了很重要的示范作用——因为她自己也是这么“不正确”地活过来的。
　　“没有人忍得了那种正确的教育。妈妈以前跪坐的时候还要被尺子量肩膀，天底下哪个傻子会一直盯着别人肩膀看呀！”
　　彩每次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儿子这边。她一边安慰，一边学着那个量肩膀的人，总能把嵯峨公子逗得破涕为笑。村里人笑话嵯峨公子是“妈宝男”，彩听了也不生气，反而觉得这话说得没错。因为她是妈妈，她的职责就是不让自己的孩子感到委屈，而她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保护孩子，培养孩子。
　　“彩，也许你的人生是一种正确吧，但我不会这样选择。”
　　春燕曾经这样对彩说，彩问她什么才是正确，春燕却反问“正确非得那么要紧吗”，这世上给女人绑的“正确”还不够多吗？
　　“在成为我女儿的妈妈之前，我想先成为我。虽然不知正确是什么，但有一件事肯定是错的：我不能一味地牺牲自我，成为她的妈妈，然后把自己的人生遗憾都加到她身上，甚至指责她的出生造就了我的苦难——不，我永远不会这样。她是脱离于我生命的个体，只有我成为我，她才能自由。”
　　“可你不给孩子做便当，不全心照料她的起居，你什么都没有给过她。”
　　“也许吧，可我认为独立的本领是最该给予的。哪怕落在岩石缝里，她也能像一颗豆子那样长下去。将来她会有自己的事业、理想、爱好，感情上也完全自由，这样的人生我自己已经过了一遍，我知道它没有错。”
　　“你不怕你女儿埋怨你、指责你吗？她会觉得你没尽到母亲的本分，会疏远你，甚至恨你。”
　　“会。这会让我痛苦，可我还是选择先成为我自己。”
　　春燕始终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而彩始终认为春燕是错误的——她和春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所以此后无论怎样颠沛流离，她对儿子的态度都没变过，她全身心的母职牺牲成就了儿子的人生。往后，嵯峨公子的世俗成就要远远高于小豆子：父亲因为遭人陷害而去世后，母亲放弃过往的一切移居香港，才使得他能顺利熬过日本战败后的溃烂与艰难，完成学业，成就事业，并且在未来组建家庭。然而这份单向的牺牲也让嵯峨公子一生都对母亲怀着强烈的愧疚，直到垂垂老矣，他仍认为是自己的出生造就了母亲一生的苦难，也始终不愿原谅自己。如果可以让母亲再选一次人生，他宁愿不出生。
　　不过，这是后话了，当时的嵯峨公子并不知人生沉重，包括彩。
　　“管它正确与否，遇到难事，我们要说什么？”
　　“人活一世，最重要嘅事系开心……睇场电影就开心了。”
　　去嵯峨府前，嵯峨公子抽抽噎噎地和彩拉钩，约定周末回来后，母子俩一起去看当红女星李香兰的电影。

　　“君がみ胸に，抱かれて闻くは，
　　梦の船呗，鸟の歌……
　　水の苏州の，花散る春を，惜しむか，柳がすすり泣く……”
　　（翻译：依偎在你的胸前，听见的是梦中船歌与鸟儿的鸣唱……水乡苏州，春花飘零；杨柳是否也在为逝去的春光低声啜泣……）
　　李香兰的靡靡之音在满洲的繁荣和中国的破败中回荡着。
　　1939年，《苏州夜曲》传遍东京的大街小巷。这首由西条八十作词、服部良一作曲的曲子被东宝影业相中，定作了李香兰主演、预计1940年上映的《中国之夜》的插曲。为把宣传做到极致，东宝请来众多画师绘制风格各异的海报。凭着对苏州景致的生动描摹，画匠主笔、王小珩作助手的那幅拔得头筹。自此，二人一向拮据的日子迎来转机：家里终于有主动邀约的画稿合同了。
　　然而，缓和也只是暂时的，画稿是门看别人心情吃饭的手艺，再加上现在画匠还不出名，也不是每天都有约稿。刷墙、补漆、给人家修盆栽……过去两年为了活下去，他们干过的“美术杂活”实在太多。好在王小珩开窍，如今勾线和填色都学会了，所以可以让画匠专注画画。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美术老师，海外征战让日本国内物价飞涨，再下去可能又会像先前南京那样，连大米都买不起了。所以我们要趁着这一切发生前做些准备，多存些钱。”
　　王小珩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被动接单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得有人把画推销出去。画匠要伏案画画，脱不开身；何况“谋杀伊势月”的事还悬着，他能不露面就尽量不露面。可她自己是个没有户籍的黑工，抛头露面地去谈生意，或是另找一份正经营生，都轮不到她。
　　于是，王小珩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先活下去。在她看来，活着是世界上最正确的事，伤痛、道德、责任，都能统统先放到一边。为了活着，她选择改变姓名，加入日本籍。
　　“这样没关系吗？毕竟你在南京经历了那些……”
　　“没关系，美术老师，你是你，他们是他们，日本是日本。”
　　1939年的日本仍旧采用明治时期的国籍法，只要父亲为日本人且承认入籍者为子女，就可以入日本籍。所以，王小珩没有花太多周折就把自己姓名改为了“本田珩”——除了“生母”填得有点惹人发笑。
　　“生母‘耀子’是什么嘛！只能叫我想到王宝钏的脸。”
　　“父亲大人满意吗？”
　　“满意，很满意，要是真这样和他过一辈子也很好啊。”
　　画匠和本田珩拿着入籍批准在房子里哈哈笑，而后就各自去画各自的东西了。时间在画稿的匆忙中一点一点过去，寂静，空虚。有时候画匠撇过头看本田珩的时候，会幻视“王世子”在屋子一角勾线描边。他们长得真像啊，像到叫人痛苦……但是他又自私地希望她把那个长麻花辫永远地留下去……
　　“放心吧，美术老师，我不会剪头发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王世子”对画匠很坦然，她认为生存之下，即使是自我欺骗，也没什么不对。只要画匠能振作精神，她愿意充当“王世子”。
　　“但是真的王世子不会画画，对吗？”
　　“对呀，他太笨了，咋可能学会呢。”
　　“所以说嘛，我还是面对现实吧——他已经死了啊。”
　　画匠每次都会开玩笑地这样说。
　　然而，痛苦不会因为一句玩笑就消散，只能自我欺骗罢了。打心底里，画匠始终不信老王死了，他甚至想过这人是不是又像天津那回一样，躺进棺材里假死一场，等风头过了再从哪个巷子口拐出来。他一直在这样幻想，可现在他必须说服自己：老王已经死了，不这样做，他就没法心安理得在东京留下去，或者在南京的毁灭里活下来。
　　痛苦是不会消散的，无数的夜晚，画匠都会梦到伊势月——他梦见伊势月把老王杀了，与自己坐在万人坑旁对话：
　　“中国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是幻化作故乡的异邦吗？”
　　每个夜晚都是噩梦，每个噩梦都是一场处刑，但是白昼时候，画匠依旧会顶着这种毁灭生存下去。
　　白昼时候，画匠一直在画《中国之夜》。苏州的水波、垂柳、月色，他一笔笔描出来，心里却痛如刀割。海报上要的是给日本人看的军国主义粉饰，画匠知道自己在画什么，也知道这样的苟活可以换取生存，可是他自己接下来如何面对长达几十年的精神毁灭，却不得而知……
　　瞧，这就是老王和中国留给他的“感情代价”。可即便如此，画匠也不后悔，他的心坚定如磐石，即便粉身碎骨，也永远都不会后悔。如果下辈子可以再做选择，他还是会选择与老王和中国相遇，即使是在画笔下的幻梦里。
　　“美术老师，我出门去了，希望今天能推销成功，拿一份广告画的订单回来。”
　　“好，一路小心！”
　　1939年9月，东京秋雨连绵，本田珩与画匠作别，迈出了自己推销事业的第一步：她打着伞挨个敲那些小型株式会社的门。好几天了，好几条街都走遍了，许多人都认识了这个长着虎牙、梳着长麻花辫的姑娘，但是她没有一笔成功的推销。然而，她这样频繁露面倒是招惹了不少男人：与惹人讨厌的王小珩不同，现在的“本田珩”已经是个模样长开的少女。一路上，很多男人介绍她去居酒屋当陪酒女，还说她琥珀色的眼珠子很有异域风情。然而，她不会从事这个行业，因为陪酒女触及到了她“不和男人有身体接触”的底线，所以最后，她还是回归到了自己原先的谋生手段上来。
　　1939年11月，东京入冬，寒风萧瑟。本田珩白天推销，晚上作画，就这样苦熬了两个月，她推销到了人生第一个订单——新加坡陈氏橡胶厂想要在日本投放广告，这是一家很小的厂家，因为预算不够，所以只能找不出名的画师。
　　“厂家很小，老板很忙，而老板娘也要亲自到日本当打工仔。福建女人小气得很，特别刁难，你和她谈了便知。”
　　她们约定在一家咖啡店见，进门前，本田珩就听见尖锐且肮脏的骂人话。隔着门，本田珩听到老板娘用日语轮流骂人。在日华工的哀求说他们还有一家老小要养，希望老板娘不要在乱世克扣他们的工钱，然而老板娘吃人不吐骨头，她毫不理会别人的哀求，只想着赚自己的钞票……
　　“谁容易啊！打仗了，亡国了，你们不容易，我容易吗？老公破产了，我还生不出来儿子，谁容易啊！”
　　咖啡店门推开了，一刹那间，本田珩和陈婉云四目相对——彼时本田珩还是少女模样，而陈婉云涂脂抹粉，气质粗俗，宽阔肥硕的手臂里还抱着一个哭嚎挣扎的肉头孩子。两年时间过去，她从一个画画的内向女中学生变成了势利眼的老板娘。
　　咖啡店人声嘈杂，陈婉云看了本田珩几秒，最后选择了假装不认识。
　　“喏，小姐，合同拟好了，原来2/3的价格，你接就接，不接，我找别家去了。”
　　没有别家了，为了生存，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选择。
　　本田珩毫不犹豫地签了字，陈婉云一眼就认出对方拿着自己赠送的钢笔，那时陈婉云真想哭，可怀里那个肉头孩子也在嚎啕大哭。
　　“别哭了，真丧气！要不是你，我的人生能被毁了吗！”
　　陈婉云把眼泪咽回去，充满怨气地掐了一把女儿的肉腿，那腿上立刻浮起一片青红。就在她准备抓起合同离去时，咖啡店的收音机突然响了起来——
　　“综合本台所得各方消息：自1939年9月1日凌晨四时四十分德军越境进攻以来，波兰战事历时月余。9月17日，苏联红军亦自东境开入波兰。至10月6日，德、苏两军已大致占尽波兰全境，双方依《德苏边境条约》补充议定书划界而分。至此11月，德国陆续将波兰西部各省并入本土；苏联则接管东部领土。英、法两国虽已向德国宣战，西线却仍未发生大规模交锋。欧洲表面上暂归沉寂，然而各国都在扩充军备。可以预见，这场战争远未结束，而人类历史将迎来新的大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