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与雀》山月崽

112、第 112 章

　　一封随笔

　　嘉龙这类欢悦角色的出场让我松了一口气。我的故事里不能没有这种角色，他们代表着希望。每次嘉龙一出场就会带点闹剧，他可能命里生来带点乐活。
　　心情的轻松让我重新想吃点东西了，于是我去找粮油站主任，他老婆今天不在家，所以我们可以去卧房。他让我把衣服全脱了，而后丢给我一个饼。我急不可耐地啃咬，而他慢悠悠解开了裤带绳。与我的精神疾病相比，这类事并不怎么痛苦，而且他年纪大了。等到饼吃完后，他也弄完了。但他显然对我有一些偏离的幻想。他问我从小到大读了多少书，他和书中的男人相比何如。如果好，那下一次我就可以学书中女人那样在床上宽衣解带，同时吟诵诗词歌赋。接着，他又惋惜起了我的身世，说如果不是父亲早早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本是可以过得很好的。
　　“他没有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回来了，和老王一起被打成了反动分子。”
　　“哦，我有点搞混了。你是那个什么，吴浩新的女儿。你是不是双胞胎姐弟两个，你叫吴晓文，你弟弟叫吴晓革。”
　　我真不想听到父亲的名字，粮油站主任对我这种纠结和拧巴分析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我是个缺爱的人。
　　我开始反思自己在写作时为何总是重复提到“父亲”和“母亲”的意象。粮油站主任说得对，本质原因也许是我缺爱，我总觉得自己被父亲和母亲抛弃了。我对他们一直怀有怨念，为什么要在革命艰苦的时候行男女云雨之欢，有了孩子又不想要。我无数次听到母亲说自己当时如何学别人一起从高高的墙上跳下来，这样就可以流产。然而我和我的弟弟实在是太顽固，她当时身体又过好，所以即使这样也我们也没有从她子宫里铲除。在生下我们后，父母把我们丢回了苏州老家，直到新中国建立，父亲风光了，我们又被接回了北京。
　　我应该写写父亲在吴中缫丝厂当工人的事。吴晓革很有造反天赋，把他和老王全造没了，这点我并不觉得奇怪。我父亲就很有造反天赋，所以吴晓革那点特征兴许是遗传。父亲讲过很多遍自己怎么带着工人在吴中缫丝厂起义，又是抗议啦又是绝食啦又是冒着枪子摔东西。“把老王都搞害怕了。”父亲总要这么幽默的来一句，“但我最后给他磕了个头，我们后来是一生的朋友。”
　　我真想知道父亲当年在苏州是怎么向老王磕头的，他在我心中一向很威严，宁愿断了两条腿也不会给人磕头。当时他的父母还健在呢，他在外边给人磕头，还要不要在苏州见家里人啦？我对苏州的印象还是很好的。那里虽然乡野，但是很自由（我家严格来说不被苏州人算作城里）。雨水很丰满，草木也长得野，真是个有灵气的地方。如果可以，我不想回北京来了，但自从四五岁（？）被接回了北京，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有很多乡下亲戚从老家跑回来，一进我们家就说“真不愧是北京呀，大城市的人就是好”。我每次都不知道他们这么说是为了什么，到底是出于真实的钦佩还是虚假的客套。
　　我想到了与父亲的存在之辩论。父亲一直说人死了就是死了，没什么鬼啊神啊的，但是我认为自己的写作是我肉身的延展。谁会想到这本小说出自于一个愿意靠着睡觉来换取饱腹的女人之手呢？读者们在哈哈大笑的时候绝对想不到：我居然还是红墙内长大的孩子，一个标准的红二代。
　　又多话了，可能是因为之前我喝了点酒的缘故。我现在甚少写人变成动物了，这是一件好事，每次写这种形变都代表着我精神疾病的一次复发。不写，说明我暂时是健康的。
　　酒里飘了点桂花。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