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AhMeow

26、番外：回忆录 “直到死亡

　　周沪萍的葬礼很简单，一是上头还没正式发文件平反，二是她自己不想铺张。她说，我们这一代人，这辈子已经够闹腾了，战火硝烟，革命运动，成日喧嚣扰攘，没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实在是倦了，就给我安安静静地去罢。她说，丹丹，到时候，你送送我就好了。
　　我说，好。
　　周沪萍苍白的脸上见出一个安心的笑容来，过一会，又说，丹丹，到时候，你别哭。
　　我说，好。
　　她望着我，目光黯淡下去，叹了一口气，别过头去，却不再言语。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十年前，山雨欲来，生死未卜，当时，她就是这样垂着眼睑，叹着气，说丹丹，我恐怕也就这样了，我自己倒没什么担心的，我担心的是你，万一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我从没有告诉过周沪萍，很久以前，我已悄悄地开始为这一场命中注定的生死别离未雨绸缪，而她在我这些年的噩梦里，也已“不在”了一回又一回，有时候是牺牲，有时候是谋杀，有时候是病故……痛哭着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也曾自私地盼望，若是我先于周沪萍离开人世，大抵也不用忍受死别的愁苦，但清醒过来之后，再想一想，还是算了罢，周沪萍的一生，已承受了太多这样撕心裂肺的苦痛，我不忍心。
　　我抓着她瘦成一把骨头的手，上头密布着伤痕与茧子，仿如她千疮百孔的一生。我说，沪萍，你放心，我送你，我不哭。
　　我确实没有哭。十年浩劫，知交零落，来周沪萍的葬礼的人寥寥无几，没有哭声，没有哀嚎，悲伤也显得克制，倒正顺遂了周沪萍的心意。如今，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更谙熟什么是“道路以目”，更晓得该如何“三缄其口”“藏锋敛锐”。火化之前，我把一个布袋子给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想拜托他们一同焚化，被拒绝了，我也没坚持。如今，我们也比从前任何时候，更明白“循规蹈矩”“规行矩步”的道理。
　　布袋子里是我这些年来折给周沪萍的纸鹤，我寻了很久，能找到的，我全找来了。我想，在坟前烧给她，也是一样的。纸鹤被我一只只投入火中，自火光中涅槃，振翅，打着转儿悠悠荡荡地旋上半空，没入一缕一缕的青烟之中。我仍然没有哭，实际上，我已很久没哭过了，不知是因为心在这些年风刀霜剑的锉磨之下变得既冷且坚，还是眼泪早已干涸殆尽，风化成石。
　　也许二者兼有，因为我甚至不觉得悲伤，我只是遗憾，很遗憾。
　　遗憾我与沪萍，一生快乐的时光，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有人说，你是周沪萍最好的朋友，葬礼上的悼词本该你来写的，为什么不乘此机会为周沪萍伸冤诉苦，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周沪萍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了又想，还是拒绝了，周沪萍与我一样，生死尚且已置之度外，“声名”这种身外之物又何足道哉？世人眼中的周沪萍是一个怎样的人，世人眼中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些，我们已浑不在意，如今我们在意的，只有彼此。
　　但我还是决定写些什么，不是歌功颂德，不是诉冤叫屈，只是记录，记录下我与沪萍迢迢漫漫的悲伤中时或闪现的欢乐，这样会使我觉得，沪萍还在，茫茫人世，我不是孤身一人。

　　如世人捕风捉影所怀疑的，沪萍与我的关系，确不止是朋友，也不止是姐妹。前些时候，我去找工匠为沪萍的墓碑刻字，工匠问我，立碑人与墓主是什么关系？我想一想，告诉他，是家人。他怔一怔，迟疑着追问，你是……妹妹？我说，不，就是家人。
　　故事的开始，长我十八岁的周沪萍是我的家人，淞沪会战中，我的母亲去世，我的父亲忙于工厂内迁，无暇顾及我，遂把我送去周沪萍身边。故事的结束，周沪萍仍是我的家人，在世俗未能接受沪萍是我的爱人之前，我也只能如此。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们互相照应，互相扶持，却也怯弱地逃避着彼此，因为性别，也因为年龄，还因为尚未成功的革命。我去美国波士顿求学，周沪萍在国民党政府潜伏，我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周沪萍继续在国民党政府潜伏，十年，我们俩仿如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只有在阒然无声的午夜才在四马路的牙医诊所碰面。
　　我们脚下履着刀尖，头上悬着利剑，投身革命的时候，已决定在不得已时为理想、为信仰而牺牲。九死一生，我从没想过，我与沪萍，可以活着迎来我父亲形容的既温暖又可靠的“新世界”，我也从没想过，我与沪萍，可以冲破我们内心的屏障与藩篱，不再胆怯，也不再退缩，我们在一个金风送爽的晴日拥着抱着，嗅着丹桂的芬芳，听着话匣子里浑厚的男声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城楼檐下，八盏大红宫灯分挂两边。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八面红旗迎风招展。早上六点钟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规定的地点排列。到了正午，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像海上的波浪……”
　　我的心跳得很快，跳得很欢，为话匣子里的声音，也为身旁的沪萍。沪萍抓着我的手，眸中隐约泛着泪光，说，好了，终于一切安好了。

　　我们确实过了五六年安好的日子。周沪萍恢复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上海市政府任职。我们住在闸北，房子也不算大，六十来平，两间卧房，一间堂屋，一间浴室，一间厨房，足够我们二人住了。房子在一层，连着外面一个小巧玲珑的庭院，周沪萍找泥瓦匠来砌了个花坛，种了好些花，玉兰种过，蔷薇种过，茉莉种过，栀子也种过。后来我们先后在弄堂口捡到一只流浪的花斑猫，还有一条流浪的狮子狗，休假的时候，如若天气晴好，我们总喜欢坐在庭院里，喝着红茶，望着一坛的花花草草在阳光下惬意地伸着懒腰，微风中左摇右晃，还有被我们饲得憨肥的花斑猫与狮子狗打架。年年岁岁，我们有了一架子的书籍，后来又有了一台唱片机，夏日晚风，在高脚杯里倒上冰镇过的葡萄酒，听着唱片，读一读书架上的普希金或莱蒙托夫或茨维塔耶娃，就很好。
　　当时我以为我们是苦尽甘来，未曾想过，这是暴风雨前最后的风平浪静。
　　假如我是先知，假如我预知到将来的十年二十年我们会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把这五六年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抻长了，再抻长了，这样，当我们日后被迫两地分离时，当我们不堪人世间的凌辱与折磨时，我们还能如同反刍的牛一样，一次一次，一回一回，反刍着这些被抻长了的时光，或许会好受些。
　　后来的五六年，日子不如先前安逸，但也能忍受。周沪萍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为此，在一场接一场的“肃反”“□□”“反右”运动中，开了无数的会，学了无数的文件，写了无数的材料。我们变得谨小慎微，也变得小心翼翼，沪萍不再种花，因为种花是“小资产阶级作风”，是“生活腐化”，也因为实在无暇再种花，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她如履薄冰，心力交瘁，身体也越来越差，纵是如此，关于周沪萍的闲言碎语仍是从来没断过。我气不过，要去理论，被沪萍拦下来，沪萍叹口气，说，丹丹，你怎么还是这么莽撞？
　　我说，你能忍，我不能，我不能接受他们这么误会你。
　　沪萍吻一吻我，微微地笑着，吻是疲惫的，笑容也是。她说，丹丹，他们误会我，我写材料把事实陈述清楚，道理讲明白，就没关系了，我没有对不起党，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问心无愧。旁人的话再怎么刺耳，我只当没听见，你也只当没听见好了。
　　我拥抱着沪萍，这一两年，她消瘦得厉害，肩胛骨硌着我的手，硌得我鼻尖发酸，双目生涩，我说，沪萍，这不是我从前向往的新世界。
　　沪萍沉默了片刻，说，丹丹，你还记得从前田先生是怎么形容新世界的？
　　当然记得。父亲告诉我，新世界温暖又可靠，当它拥抱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适应。它仿如一台机器，不知疲倦地运转着，我们必须努力向前奔跑，才追得上它。沪萍说，是的，既是机器，也不免会有出岔子的时候，也许是一个螺丝钉松动了，也许是一个齿轮失灵了，但只要稍作整修，又能够继续运转，保持它的活力。无论如何，我们得相信它，我们得有耐心。
　　我想周沪萍是对的，在我心中，周沪萍总是对的。
　　我们未曾想过，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暴，已在命运的转弯处悄然酝酿。

　　一九六六年，“□□”开始，周沪萍从前的身份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我曾在美国求学，又曾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不“干净”，身份亦不“清白”，也不能幸免。七月，一个燥热的夏夜，七八个□□撞开了门，他们气势汹汹，砸碎了五斗橱上的花瓶，打烂了房顶上悬着的吊灯，葡萄酒流了一地蜿蜿蜒蜒，高脚杯的玻璃碴子反射着耀眼的光芒，书架上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与茨维塔耶娃被撕成碎片，实在是撕不完的，被乱七八糟地丢在庭院里烧，唱片机被摔在地上，唱片四分五裂，卧房床头柜里的现金与首饰被席卷一空，包括一枚嵌着红宝石的戒指——十七年前，在北平厂甸庙会，周沪萍送我的第一枚戒指，只值十块大洋。当时，周沪萍还很诚实地告诉我，假的，宝石粉的。
　　假的红宝石已失去光芒，显得既土气又俗艳，然而他们并没因此放过它，它被裹在几条项链与几对耳环中，被丢进了一个蛇皮口袋里。周沪萍一定也注意到了，因为她倏然用力攥住了我的手，攥得我腕骨生疼。
　　意思是，不许冲动。
　　这条弄堂里，抄家，我们并不是第一户。沪萍说，钱财是身外之物，思想不凝滞于物，回忆也是，他们要打砸，要焚毁，任他们去，拼上性命，不值当。
　　最后被抄出来的，是床底下的一口红木箱子，箱子里有三个玻璃瓶，玻璃瓶里是从前我折给周沪萍的纸鹤——他们若是一把火烧了，倒也罢了，然而纸鹤双翅上隐约透出的字迹却惹来注目，他们饶有兴味地拆了几只，遽然变色，先是惊恐，旋即是一闪而过的喜色。他们互相传阅着，当中有个姑娘先啐了一口，骂道：下流，无耻，不要脸。
　　纸鹤也被尽数丢进蛇皮口袋，作为“罪证”。收获颇丰，□□们兴奋不已地离开。被打烂的吊灯只余下一个颤颤巍巍的灯泡，无力地闪烁了几下，终于也熄灭了。整个世界的黑暗，如潮水般汹涌而至，湮没了我们支离破碎的房间。
　　我摸索着抓住沪萍的手，溽暑的天气，她的手冷如寒冰。
　　我说，沪萍，对不起，我早该把纸鹤处理掉的。
　　沪萍说，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又不是你的错。
　　我说，不是我的错，是谁的错？
　　沪萍沉默了，许久，才自言自语，是呀，是谁的错呢？
　　声音有些嘶哑，我知道沪萍哭了，因为我也哭了。
　　我们又累又乏，没有灯，也没法拾掇乱七八糟的房子，索性挨着墙根坐下来，却全无困意。谁也不知道明日还会有什么惊涛骇浪，我们只是贪婪地抓住此时此刻的宁谧。我想到很久以前，在火焚之后的长沙，我与沪萍也是这么挨着彼此枯坐在断壁残垣之中，不同的是，如今，我们是坐在我们自己的废墟之上了。
　　沪萍忽然开了口，她一定是把自己的情绪整理好了，声音一如既往地沉稳又笃定。她说，丹丹，我有话跟你讲，你听着就好，不要打岔。
　　微弱的月光自破碎的玻璃窗外斜落进来，勾勒出沪萍棱角分明的侧脸，一个倔犟的轮廓。她说，丹丹，我不知道天明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明日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在一处，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们扣上怎样的罪名，但无论如何，丹丹，你要冷静。不管他们怎么讲，你是干净的，我也是干净的，我们堂堂正正，清者自清。所以，不论怎样，挺直腰杆，别低头。
　　我说，我知道。
　　沪萍把我的手覆在她的掌心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摩挲着，叹一口气，丹丹，我自己倒没什么担心的，我担心的是你，万一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我没出声，她似乎也并不想知道我的答案，因为她很快地接着刚才的话头讲下去，丹丹，你答应我，万一我不在了，你要活下去，好好活下去，捱到这场运动过去，给你自己，也给我洗脱罪名，不然，不然……
　　语气稍一迟疑，却又旋即变得坚定，她说，不然，我死也不会安心。
　　沪萍的手在颤抖，我的喉咙哽咽着，只能艰涩地迸出一个字：好。
　　匀了匀呼吸，我又说，万一是我……
　　沪萍斩钉截铁地打断我，不会的。
　　我不搭理她，继续说下去，我说，无论我们谁不在了，另一个人，必须好好活下去，捱到这场运动过去，为彼此洗脱罪名，沪萍，你也答应我，不然，我……也不会安心。
　　四下阒寂。然后，我右手的尾指被勾了一下。
　　沪萍轻声说，好，我答应你。

　　天明之后，当我出去打扫庭院时，才发现，庭院内，房门上，弄堂里，触目可及之处，密密地张贴了不计其数的大字报，大字报与大字报的间隙之中，红色油漆泼洒着张牙舞爪的标语与口号。我想动手去撕，被沪萍拦住了，沪萍说，你撕了，他们再来张贴，还会再给你扣一项罪名，何必？
　　午后，来了人。如沪萍所预言的，我们被分开带去隔离审查。扣给我的罪名，是美国安插在国内的间谍，国民党安插在共产党内的特务，还有语焉不详的“作风不正”，然而他们手头的证据，却仅仅是我的毕业文凭，还有三个玻璃瓶的纸鹤。我试图辩驳，试图讲道理，试图用缜密的逻辑去拆解去攻破所有莫须有的指控，但很显然，对方不讲道理，也不讲逻辑，他们擅长的不是这个，他们擅长的，是谩骂，是武力，是折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人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比之恐惧与愤怒，我更觉着荒谬，亦觉着无力。
　　一开始我还数着日子，后来病了一场，再数不清了，索性也不再去数。既然辩驳无用，道理无用，逻辑无用，唯一有用的也只有沉默，我不再耗费心神去反驳什么，分辩什么，只以残余的最后一些气力去专心致志地想周沪萍。在没日没夜的审讯与批斗中我想周沪萍，在如狂风暴雨落下的拳头中我想周沪萍，蜷卧在潮湿又阴冷的水泥地上我想周沪萍，我的胳膊脱臼过，又被粗野地掰正回去，在撕心裂肺的痛楚之中，我仍然在想周沪萍。我不能不想周沪萍，因为周沪萍是汪洋中我唯一能够抓住的浮木，我若不想着周沪萍，兴许会想些别的，比如为什么道理无处可讲？为什么社会会变得如此失序癫狂？为什么我们的同志以血泪换来的“新世界”会变得如此不堪？为什么无辜之人仍在受难？为什么作恶之人如此嚣张？到底是螺丝钉松了还是齿轮坏了？理想也会幻灭吗？信仰也会崩塌吗？
　　我担心我若不想着周沪萍，我会失去我最后的理性与冷静，从衬衫上撕下一根布条，把自己吊死。
　　我不会死，因为我答应周沪萍，会活下去。
　　于是我专心致志地想着周沪萍。我想着我第一次见到周沪萍时周沪萍的白衬衫与百褶裙，我想着空袭时周沪萍如何搂着我轻言细语地哄我安抚我，我想着营盘街上属于我们的一间灰瓦白墙的平房，窄窄的木板床上铺着温软的被褥，炭火盆烧着，冻雨叩击着房檐，远远地传来“甜酒冲蛋”的吆喝声，我想着绍兴乡下低矮又狭仄的教室，西珠市口简陋的旅馆，我想着周沪萍如何给我清理伤口，如何给我洗头擦身，我想着周沪萍的吻，周沪萍的拥抱，我想着周沪萍陪我去北平的厂甸庙会，陪我送父亲的骨灰回绍兴安葬，我想着我们如何在闸北一手一脚把简陋的房子拾掇得整洁又温馨，我想着夏日晚风里周沪萍拎着洒水壶在庭院里浇花的样子，我想着临别之前周沪萍对我说，挺直腰杆，别低头。
　　但我不敢想沪萍遭受了什么，其实也不用想，我遭受的，在沪萍身上，只会变本加厉。沪萍身子骨比我弱，但却向来比我沉着勇毅，我并不担心她的意志，她的精神，我只担心她的身体。
　　审查了将近五个月后，我被下放到劳改农场，到底给我定了什么罪名，我当时倒并不很在意，只庆幸终于摆脱了“牛棚”里无止尽的审讯与批斗，也庆幸自己到底是活了下来。劳改农场的生活很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苦也属实是辛苦，但尚能忍受。尤其是，来劳改农场后的第二个月，我见到了周沪萍。

　　周沪萍简直瘦脱了形，夹在人群当中，脚步有些虚浮，但腰杆仍是挺拔的。他们一群人排着队列，从对面过来，我们一群人也排着对面，正对着他们过去，瞥见沪萍的一瞬，我的左手死死地掐着右手的掌心，我以为又是一个迷离徜恍的梦。
　　但不是梦。我们四目相对，而后擦身而过，我的视线顷刻之间模糊不清，她面色苍白，颧骨高高凸起，眼窝却是凹陷的，额头上还有伤，她太虚弱了，可是还活着，挺直腰杆，从容不迫地活着，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一丝不乱。
　　劳改农场以一条河为分界，河上修了座石桥，桥东是菜园，桥西是耕地，我打听到周沪萍住在村东头，而我自己住在村西头。
　　我想去见见周沪萍，然而这个念想近乎不可能，我们的一举一动总在管教们严密的监视之下，不论是洗漱、上工还是学习、寝食的时间均被从严规定。我思前想后，唯一有可能到村东头去的机会，是去卫生所。
　　卫生所在村东头。我谎称自己头晕乏力，是诈病，却也不全然是。在劳改农场，每日上工十来个钟头，水田里站着，日头下晒着，吃的却是咸菜稀粥窝窝头，总在半饱与挨饿的边缘徘徊，日复一日，人人面有饥色，从井里打一桶水上来也要歇上两三回。
　　他们把我送去卫生所打吊针，叫我打完吊针后自己回去。一瓶葡萄糖吊完，天色已晚，低垂的夜幕下，我矮着身子，急急地往村东头去。周沪萍的住处，是我先前已打听到的，一间低矮的平房，顶上覆着茅草，墙壁开裂，四面透风。房里阒寂无声，许是沪萍还没下工，我犹豫着不知是该进去，还是该在外头候着，正举棋不定，沪萍回来了，我一眼望见了她，她也一眼瞥见了我，神色微变。
　　管教在不远处吆喝着，人们成群结队地端着碗筷去打菜汤稀粥，周沪萍趁乱把我拉到屋后的芦苇丛中，劈头一句：“你不要命了？”
　　熟悉的语气。我笑了，笑得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周沪萍也红了眼圈，说，丹丹，你这样，叫我怎么放心？
　　我去牵沪萍的手，一双伤痕累累的手，茧子连着血泡，当然我自己的手也并没有好多少。我说，我担心你，你好不好？身体如何？
　　沪萍抿一抿唇，努力地振作着精神，说，我挺好的。
　　我说，我想你。
　　芦苇丛与凄寒的暮色一同遮挡着我们，周沪萍把我搂入怀中，仿如我还是若干年前十来岁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子，我也堪堪如同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子一样，没来由地委屈了，伏在沪萍的怀里痛痛快快地流了一场眼泪。我说，沪萍，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答应过你会好好活下去，但我实在是捱不下去了。
　　沪萍轻抚着我的肩膀，默然无言，后来她告诉我，她一直最担心的，是我的意志会先于我的身体垮掉。我太理想主义了，对人世，对革命，眼里揉不得泥沙，□□的折磨对我而言算不得什么，信仰的崩塌才是致命的打击。她忧心忡忡，却又不能劝我放弃理想，放弃信仰，与世浮沉，她知道，这样于我，比死还痛苦。
　　于是沪萍只能默然无言，任我靠在她怀里无声地流着眼泪，直到村口的喇叭里传来刺耳的吹号声。月上柳梢，我们该分开了。
　　我到这时候才有些懊恼，我来见沪萍，本来是想来关心关心沪萍的近况的，结果自己把持不住，徒然惹得沪萍也伤心了。我说，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不过现在好受多了，我能撑得住的，你放心。
　　沪萍微微地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丹丹一定撑得住。
　　我说，我回去了，你照顾好自己。
　　沪萍动了动唇，有些迟疑，似乎内心在激烈地挣扎着什么，末了，还是开口叫住了我，说，丹丹，我们写纸条来联络，好不好？我每个礼拜二与礼拜五，会去村西头的稻谷场上工，我若有什么话想写给你，或是你有什么话想写给我，写在纸条上，丢在放农具的工棚门后的墙根下面，用密语。
　　所谓“密语”，是当时人手一本的「语录」。“281609”是「语录」第二十八页，从上往下第十六行，从左往右第九个字。对不谙此规则的人而言，纸条上的数字不过是一串无意义的乱码，我们故意把数字写得歪歪扭扭，仿如是刚学会写数字的小学生在反复练习，这么一来，即使纸条被旁人捡到也无妨。风险自然还是有的，但一向谨慎的周沪萍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后来她告诉我，她是担心我钻牛角尖，想不开，她得给我个念想。
　　纸条不可以太大，否则引人注目，所以一张纸条可以传递的字句破译过来也不过十来个字，但来自沪萍的只言片语，已足以成为我活下去的念想：“我很好”“想你“”我这里开了一树一树的桃花，很美”“天气转凉，注意身体”“坚持”“我们一同撑下去”……
　　我遂与沪萍一同撑下去。每个礼拜二与礼拜五下工后的晚上，是我生命中仅有的光。我伏在木板床上，弓身在被衾下，藉着床头煤油灯的一缕微光，对着纸条，在「语录」上寻找对应的字句。我也给沪萍写纸条，从「语录」中寻找字句拼接成我们从前喜欢的诗句，比如普希金的“一切将会过去”，莱蒙托夫的“我忧伤，因为我爱你”，茨维塔耶娃的“我想与你一同生活，在某个小镇”，把这些诗句写给周沪萍，是我一个礼拜两次的历险与游戏，也是我的叛逆与反抗。
　　我把沪萍写来的纸条平平整整地折好，折成窄窄一条，塞进一个小布袋子里贴身放着，仿若是我的护身符。从礼拜二盼到礼拜五，从礼拜五再盼到下个礼拜二，日子似乎变得容易捱过去了。
　　我们在劳改农场七年，纸条断断续续地传了好几百张，后来大部分遗失了。对一个正在接受劳动改造的罪犯而言，没什么私隐可言，也没什么尊严可言，我的住处可以任意被搜，私物可以任意被抄检，沪萍的纸条也被搜出来过，所幸我们用铅笔写，字迹早已淡去褪去，一眼望去，不过是一团团被揉得皱皱巴巴的纸。他们自然怀疑，抓我过来审，这些破烂字纸你还收着干什么？我说，揩汗，擦手，擤鼻涕，用处可不少。
　　他们把一张张纸条打开，对着白炽灯光研究，又对着太阳光研究，放在水里浸泡，又放在火上熏燎，时不时地觑着我的面色。我神安气静地与他们对望，牙根迸得酸楚，却仍然忍耐着，我想到沪萍说过，思想不凝滞于物，回忆也是。
　　我在这一刹忽然把周沪萍的这句话想得透彻，意思是，即使全世界倾覆了，毁灭了，即使他们夺去了我的所有，即使我一无所有，两手空空，我对周沪萍的爱仍然在，周沪萍对我的爱，也依然在。

　　“□□”粉碎之后，上头着手给我与周沪萍平反。我离开劳改农场，回到闸北我们被查封的房子里，周沪萍没能回来，她被送进了医院。经年累月的操劳与摧折，已使沪萍的身子油尽灯枯。在“牛棚”，在劳改农场，沪萍吃过的苦，受过的辱，捱过的罪，比我更甚，她的心脏不太好，关节患上风湿，一身的病痛，但无论我如何打听，她从没有向我吐诉过半句，实在被我纠缠得受不住了，就驳我一句，过去了，还讲这些干什么？你活着，我也活着，没少胳膊没少腿，也没发神经病，这就很好。
　　油尽灯枯，意思是，医生也没辙。周沪萍自己明白，她对我说，丹丹，我不想待在医院，没意思。我忍着伤心，好言相劝，我说，沪萍，病好了，咱们再出院。沪萍盯着我，忽然笑了，说，丹丹，你别哄我了，我的病不会好的，我自己知道。我不想死在医院，我想回去，回去闸北咱们的家，我想家了。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我说，好，咱们回家。
　　在从医院接沪萍回来之前，党委一位女干部来找我，给了我一个牛皮纸袋子，里头是当初从我们这抄检去的纸鹤，是所谓的“罪证”。三个玻璃瓶上百只纸鹤只余下这二十来只，还是女干部从字纸篓里捡回来的。我没敢接下，只怀疑地望着她，她把牛皮纸袋子放在桌上，颇有些歉然，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着，这应该是你很珍贵的东西。
　　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也有些抱歉。我说，谢谢。
　　她欲言又止，只轻声说，祝你们一切安好。
　　女干部离开后，我把纸鹤从牛皮纸袋子里倒出来，一只只拆开，过往的岁月历历，我潦草的字后面是周沪萍的蝇头小楷，纸张已泛黄发脆，还生下好些霉斑，可是三十年前的我们，依然执拗地在字里行间对话。
　　“周沪萍，我挺喜欢你的，你喜不喜欢我？”
　　“丹丹，我喜欢你比你喜欢我还久，我想把我的往后余生，全给你。”
　　当时的周沪萍不知道，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往后余生，这四个字，听上去迢递悠长，实际上，却是这么仓促，这么惨淡。
　　我枯坐了许久，或许也流了眼泪，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把纸鹤折回去，又寻出仅有的十来张周沪萍在劳改农场写给我的纸条，也一一折成纸鹤，然后十个一串，悬在卧房的门框上。我把房子打扫干净，被褥铺好，窗帘取下来洗过，窗户擦过，甚至还去弄堂口偷折了一朵栀子花回来插在一个空的汽水瓶里，我想尽力把这间房子恢复成十年前的样子，抹去所有伤痛的回忆。无论如何，即使时日无多，我仍想陪沪萍，从头来过。

　　沪萍不在了之后，有位女同志来吊唁，自称在“牛棚”时曾与沪萍关在一处，她说，她从没见过周沪萍这样厉害的人。
　　女同志说，上头来审讯了一次又一次，除了迫使周沪萍交代自己的历史之外，还要她交代田丹，田丹是不是美国来的间谍？是不是国民党的特务？你与田丹，到底是什么关系？利诱不成，用刑，用刑不成，离间。他们说，周沪萍，你不要一根筋，田丹全招了，连同你的历史，你俩之间见不得人的关系，全招了。周沪萍微掀眼皮，说，是吗？挺好的，你们也不用费心劳神再审讯我了，既然田丹全招了，你们按田丹的口供给我定罪，我没意见。
　　这是周沪萍在“牛棚”最后一次被审讯，离间失败，上头气急败坏，却又无计可施。周沪萍是被半拖半拽着送回来的，气息奄奄，浑身是血，腿脚已不能动弹。谁也没想到周沪萍能活下来，或许周沪萍自己也没想到，因为周沪萍被送回来后，曾气若游丝地对女同志说，劳烦你，假如我撑不过去，帮忙把我的脸，我的身子擦擦干净。女同志应了一声，周沪萍又恍惚地轻声说，不然，我死了，他们把丹丹拉来见我的尸体，怎么办？丹丹见到我这个样子，会伤心的。
　　我木然地听着，女同志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倒显得我事不关己。我说过，我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已干涸了。我想，我着实是亏欠周沪萍太多了，我又想，周沪萍倘或知道我这么想，一定会说，丹丹，别胡思乱想，你有什么亏欠我的？亏欠我的，不是你。
　　但亏欠周沪萍的，亏欠我的，亏欠我们的，是谁呢？
　　周沪萍最后的日子过得很安好，除了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周沪萍的厉害维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始至终，即使疼得面色煞白，冷汗淋漓，无法入眠，她也不曾抱怨过，甚至不曾呻吟过，她仍把自己拾掇得干干净净，一丝不乱，即使到后来卧病在榻，实在没了气力，也要我每日给梳梳头，洗洗脸，擦擦身子，换换衣衫。我变得分外聒噪，仿佛还是从前缠着周沪萍吱吱喳喳的小女孩子，我唠唠叨叨地对沪萍讲话，给沪萍读我曾用「语录」拼组成的诗句：
　　我想与你一同生活
　　在某个小镇
　　共享无尽的黄昏
　　和绵绵不绝的钟声

　　在房间中央，一个磁砖砌成的炉子
　　每一块磁砖上画著一幅画：
　　一颗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
　　而自我们唯一的窗户张望
　　雪，雪，雪
　　你会躺成我喜欢的姿势：慵懒，淡然，冷漠
　　……
　　我喜欢这首诗歌，沪萍也喜欢。沪萍平卧在床榻上，双手放在胸前，神色平静，甚至有几分肃穆，专注地听着。我读了一回，意犹未尽地又读一回，再读一回，直到，沪萍轻声打断我，说，丹丹。
　　丹丹，下辈子，我们还一同生活，好不好？在某个小镇。
　　我放下手中的书册，望着沪萍，沪萍吃力地喘息着，眸中闪烁着微弱的光。
　　我说，好。

　　周沪萍的葬礼很简单，简单到，仿如是我一生中极平淡、极平淡的一日。我在沪萍的坟前坐下，把纸鹤一只只投入火中，火舌的舔舐下，纸鹤颤抖，蜷曲，而后涅槃，打着转儿，悠悠荡荡地旋上半空，没入一缕一缕的青烟之中。我扬着头，望着我与沪萍一生的回忆渐渐在风中化为烟尘，落为灰烬。
　　沪萍先我一步，去了“下辈子”，而我唯有耐心地候着，候着我的“下辈子”，候着与沪萍再次相见，我们一见如故，一同生活，努力去弥补这辈子所有的遗憾。
　　直到死亡，再次把我们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