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游一日

2、第 2 章

　　酒在夏商时代，算奢侈品，普通百姓参加祭祀活动时，尚能沾沾酒，平时既喝不起也买不到，酒仅特供贵族和上层人物享用。酒风呈两个极端现象，灌死的灌死，渴死的渴死，很是不平衡不公道。这样的酒风，造就了荒淫无度的酒色之徒。

　　禹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在夏朝就得到应验，王位传到夏桀，他往死里造往死里喝，竟然派人开凿大池，注满美酒后泛舟取乐，让商汤给灭掉了。

　　商汤传到纣王，他并未吸取前朝君王的教训，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制造“酒池肉林”，并成为汉语词典的保留条目。他不理朝政，却很酒很暴力，换来的自然是江山更迭，他用丑恶事迹再次验证了禹的预言。

　　来到周朝，周天子借鉴殷商酗酒亡国的教训，对饮酒实行严格控制，颁布史上第一部禁酒《酒诰》。

　　周朝率先把酒活动引入“礼”机制，主宾如何敬酬互动，最权威人士坐在哪边，以及酒的摆放位置等小细节，都做出具体的约束。
　　中国酒文化中的繁礼辱节，就是从周朝开始的，影响了中国酒事几千年。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很忙，天天闹着割据与兼并，喝杯小酒只为解乏去忧，无暇专门拿酒说事，顺其自然地冲破了周王朝礼制的束缚。上行下效，喝酒行为不再被无限地上纲上线，回归到平常又普通的生活形态。爱喝即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场合与方式，追求喝酒带来的最大快慰。这个时期特殊的人文社会环境，出现了高层的酒会，亦可称为酒聚会、酒会议，并被赋予特殊的职能，充当媒介平台，担任公关外交作用。

　　汉朝人对酒普遍抱有好感，酒已成日常生活中的通用饮品，也是社会活动和礼仪交往的信使。人们迎宾送客、婚葬嫁娶、议事聚会等等，都离不开酒当陪衬，有时候酒甚至能当主角。汉朝初期的法律禁止民间聚会饮酒，地方官府扩大禁酒范围，引起民众反感和抗议，为此汉宣帝专门下诏书予以纠正。

　　汉朝人饮酒习惯从中寻找乐趣，更注重进行感情交流，并用酒释放各自的情怀。一些大小文人们兴风作浪，把酒到至高位置。邹阳《酒赋》写道：“清者为酒，浊者为醴。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王粲的《酒赋》颂酒：“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无礼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汉朝已盛行歌舞伴酒的聚会，即使身份高贵的人，也会摆剑弄袖，亲自高亢几喉，为酒会助兴。刘邦
　　洒酣．击符自唱《大风歌》，项羽败局已定，半夜起来饮酒抒怀，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留下“力拔山气盖世”的千古绝唱。

　　魏晋时期的酒风堪称颓废和放纵，甚至有些悲情含在里边。

　　由于门阀势力做大做强，再加上“唯出身论”的观念泛滥，仕途取向出现严重的偏差，任人唯贵，任人唯显，任人唯豪，任人唯官，严重挫伤了贫寒志士的上进心。既然仕途之门踏不进，那些自以为还行的有识人，只能去酒门找寄托，或放纵而饮，或痛苦而饮，或消沉而饮，或寂寞而饮。把所有的所有沉溺在酒里，并演化成魏晋时代的主流酒风，拉动社会各阶层都冲向酒世界酒海洋，掀起一场饮酒狂潮。

　　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组成的“竹林七贤”，就生长在这个时期。他们结成酒圈子，以竹林为佳境，拿美酒当消遣，不拘礼数，放浪形該，成为后人谈酒必选的样板人物。“竹林七贤”是魏晋时代的典型酒代表，这个时代弥漫着嗜酒形态，制造了一大批酒徒狂饮者。提酒每提陶渊明，他也有幸或不幸生活在魏晋时代，辞官隐居在乡间，嗜酒如命，写下二十首《饮酒》诗，传达闲适豁达的信号。

　　司马氏和曹氏的夺权斗争十分激烈、残酷，氏族中很多人为了回避矛盾尖锐的现实，往往纵酒佯狂。据《晋书》所载：有一位山阴人孔群“性嗜酒，...．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糵事。”一年收了700石糯米，还不够他做酒之用。这自然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其情况可见一斑。

　　东晋时，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孙绰等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曲水流觞”的盛会，乘着酒兴写下了千古珍品《兰亭集序》，可以说是酒文化中熠熠生辉的一页。
　　南北朝的酒风追随魏晋遗风，但已有所收敛。笼统地相对而言，北朝饮酒尽显豪爽痛快，南朝则显得风雅随和，不知不觉中跨过隋朝来到唐朝。

　　酒在唐朝火着呢，已成为那时人的首选饮品，官方和民间的社交活动及礼尚往来，都爱拿出压箱底的美酒对付。唐朝的酒肆盛行，除提供物质酒外，更注重贴近精神生活，从里到外动用文化气息武装软硬环境。唐朝社会特别开放，每每举办宴饮活动，男东道主喜欢邀女性参加，男女杂坐，调侃逗乐加戏谑，能为酒会頃情趣。由于良家妇女受限，唐朝出现了“酒妓”职业，不少妙龄女子串场陪饮。

　　歌舞助兴在唐朝十分普遍，无论皇家贵族的盛宴，还是大型家宴，抑或三五人小酌，请歌手舞者现场表演很寻常。情绪共鸣时，与席者会情不自禁地上场歌舞，将酒宴推向高潮。饮酒作诗是唐朝昌盛文学的最大特色，会诗不会诗的，哪怕“打油”呢，也要到酒场上露几鼻子。研究唐代诗人的成长轨迹，越是大牌诗人越是嗜酒如诗。李白、杜甫、白居易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