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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范仲淹危言危行   天圣七 ...

  •   天圣七年(1029),刘太后主持朝政整整七年了,仁宗皇帝这年已经十九岁。这个年号之所以称为“天圣”,就是因为“天”可以拆解成“二”、“人”,“天圣”被理解成“二人圣”,自然指太后和皇帝二人。太后的野心不仅于此,她还热衷于穿着帝王的衮服,出现在祭天地、祭宗庙、正旦、冬至等重大庆典上。迫于朝廷上这些气节文官的压力,服饰的细节上她还是尽量做了些调整,但皇帝的做派她一样都没有落下。
      这一年的一场大火烧掉了几乎整个玉清昭应宫,也等同于烧掉了半个真宗朝。玉清昭应宫始建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是真宗朝唯一的国家重大专项工程,耗费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家底儿建造的巨型皇家道观。
      玉清昭应宫的建造缘于澶渊之役,“澶渊之盟”明明是一场战略上的胜利,硬生生的被战争中贪生怕死的王钦若说成是“城下之盟”,是帝国的耻辱。王钦若原本出于排挤寇准的肮脏的目的,别有用心的搬弄是非,但却使真宗皇帝的内心羞愧难当,极度需要排解。如果真的如同王钦若所说是场败仗,大宋帝国皇帝亲征却战败的一页将永载史册。这是真宗皇帝绝不能接受的,他极需要被认同,遗憾的是辽不会认同、西夏不会认同、大宋百姓不会认同,只有寄希望于不会说话的“天”认同了。一群陛下肚子里的蛔虫装神弄鬼的弄出了一个贻笑后世的“天大”的笑话——天降天书以认同这个英武的皇帝以及这个辉煌的盛世。既然天书已降,总得有个地方存放,因此修建了大宋第一号大工程——玉清昭应宫。这项国家重大专项工程顺理成章的也变成了王钦若等人排除异己的工具,谁反对建设就把谁赶出朝廷。为了建这个劳民伤财的工程,需要先把耿直的寇准赶走,这就免除了王钦若的心头大患。
      朝廷里走了寇准还有王旦,王旦和寇准一样是朝廷的忠直之士,但性格不同于寇准那么刚烈,真宗皇帝和王钦若打算“智取”王旦。可真宗皇帝对王旦的态度时常变得很犹豫,因为他很不希望在王旦那里失了面子。可见皇帝和奸臣总是可以交心的,酒杯一举什么伦理、纲常统统一边去了,而皇帝和忠臣之间一定隔着道义。但这道义也会产生距离和隔阂,使他们不能充分交流,事实证明皇帝总是不能采纳忠臣的意见,而在奸臣、酷吏的唆使下越走越黑。
      一天,真宗皇帝问王旦:“古代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是真事吗?”王旦当然知道这是真宗皇帝想让他一起渲染天降天书的“事实”,但王旦是有气节、有底线的,说道:“这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已,教导国君胸怀百姓,做感天动地的万世明君。”王旦的话当然和真宗皇帝心中的预期不符,对此他心中很不踏实,便把事情原委向王钦若倾述。王钦若绞尽脑汁的给真宗皇帝出主意,一熬就是半宿,要说为江山社稷他可没有这么足的精力。
      隔天,真宗皇帝召王旦饮酒,酒过三巡,真宗皇帝把一尊酒赐给王旦,说:“这酒极佳,您回去与妻子家人共同享用。回去后再打开。”等回到家后,王旦打开酒,目瞪口呆。里面是一斛上等的珍珠。从此之后,凡是天书、封禅等事,王旦只能不再有异议,但良知使得王旦的内心是苦涩的。可怜的王旦为此事一辈子没有原谅自己,去世前嘱咐家人,穿着罪人的衣服下葬。也不能否认真宗皇帝不是如同汉武帝一样的暴君,否则大宋朝哪里还能有王旦。
      真宗皇帝从此毫无忌讳的任用王钦若、丁谓、林特等昧着良心、心狠手辣的一干人。玉清昭应宫高可插天,地基深一丈五,光是房间就有两千多间,成为古今道观之最。耗尽天下财力、人力的宫殿不比于万里长城,长城保卫农耕百姓尚有千年之久,但在千百万孟姜女眼中,长城不过是一座巨大的坟墓。而这座巨大的玉清昭应宫就是一座彻彻底底的坟墓。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是计划工期十五年的工程,在这些为了升迁急不可待的官员鞭挞下,只用了七年就完工了。这些建造“坟墓”的“功臣”都得到了提拔,而玉清昭应宫下埋葬的却是累累白骨。烧毁玉清昭应宫的大火是一次雷电引起的,这场雷火是对苛政下亡灵的祭奠。大宋的气节文官们再一次发挥了作用,阻止了刘太后重修宫殿对百姓造成二次伤害。
      这一年,太常礼院做的太后冬至祭典方案,竟然是由仁宗皇帝带领百官向太后跪拜。枢密使张耆不说话、枢密副使夏竦不说话、枢密副使范雍不说话,范雍就是后来那个在兵败三川口后躲在破庙里大气不敢出的,祈求佛祖保佑的延州知州。不就跪一跪吗?两府高官的俸禄俨然就是他们的精神损失费,他们的灵魂早已长跪不起。至于大宋朝是刘家的还是赵家的更是和自己没有一点儿关系,何必要去多事。但刚刚入馆阁一年多的范仲淹站出来说话了。
      “皇帝敬奉母亲,自有家人的礼节。哪能皇帝带着百官去跪拜她呢?有失君臣之纲常。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好。”范仲淹进谏道。
      此话一出,所有人大惊失色,整个朝堂没人说话,大臣们没有敢出声的,太后亦没有说话,静悄悄的。“如今皇帝已成年了,太后您应该卷起珠帘,还政于当朝皇上。”范仲淹继续进谏。可想而知这样的话会掀起怎样的波澜。
      朝堂上没有声音,这沉默更显得雷霆来的震耳欲聋。晏殊一身冷汗。这是自太后垂帘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出让太后退位。太后亦没有说话。太后大有学武则天的风范,称帝野心路人皆知。范仲淹此举是明知山有虎,偏要敲山震虎。范仲淹是晏殊推荐进馆阁的,当然晏殊紧张:“怎能如此轻率?是沽名钓誉吗?还要不要考虑自己的仕途?”晏殊也不想听他解释,头也不回的走了。范仲淹无奈之下给晏殊写了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向晏殊表明:“侍奉君主危言危行,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在所不惜!”信很长,看得晏殊直摇头。晏殊少年成名,久居官场实在懂得隐藏锋芒,反对一切激烈的冲突。范仲淹的这两谏让他的内心实在无法承受。
      几天后,欧阳修以第十四名的成绩中了进士。此前,欧阳修中了解元和省元,但主考官晏殊向仁宗皇帝推选的状元卷里并没有欧阳修的。晏殊说:“欧阳修锋芒太锐,需要挫一挫锐气。”晏殊隐隐觉得这个欧阳修和范仲淹实在太像了。
      范仲淹这么一闹,朝廷原本是打算冷处理的。太后的野心,就是司马昭之心,大家都看在眼里,这时候对范仲淹都不好表态。太后也不好表态,而仁宗皇帝内心是愉快的,心想终于有个脖子硬的把这心头之闷给发出来了,但这种喜悦也只能放在心里,不能说出来。过几天再没人提,估计这事也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过去了。可没想到,范仲淹自己不愿意了,怎么没人理呢?不理会可不行,都不表态可不行。你们不赞成我的意见,那就是不同意我的意见,那就是我错了,我请求外放。这是一种常用的抗议方式。可这正中老太太下怀,刘太后愉快的答应了范仲淹的外放请求。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任河中府通判,馆阁的贴职还保留。离京赴任时很多人来送他,并鼓励他道:“范公此行极光!”不远处传来一阵疯疯癫癫的笑声:“极光!极光!光、光…”范仲淹循声望去,看到一个满面尘垢的疯子拄着一根弯棍,在大声的疯言疯语。疯子看到人们都望向他,便蹒跚远去了。这也成了“三光”宰相的第一“光”。次年,范仲淹改任陈州通判。
      范仲淹也践行了他“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誓言,外放期间他又上疏了一堆事情,大致有:低级官员收入低,入不敷出也容易滋生腐败,鉴于此,职田制度不可废;首都开封作为一个城市太大了,物资供应困难,应及时疏解京城非首都功能;皇帝已经成年了,太后要及时还政;不要再大修宫观,玉清昭应宫的教训就在眼前;应对制科考试制度进行改革;减少行政区域设置,为百姓减负……
      从此,一个侍奉君主危言危行,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在所不惜的范仲淹走上了大宋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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