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心探索记》唐眠

2、生于极寒地带的探险家

　　我的名字叫白晓，上个世纪末，出生于靠近中俄边境的三线城市。
　　愈是像我的故乡那样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人们就愈是宿命论，愈是对气候怀有极度的敏感和敬畏之心。我在一个下着暴雪的清晨出生，因此有了“白晓”这个名字。我母亲说，寒冬腊月里，医院里只有我一个新生儿。外面暴雪下了三十几个小时，清雪工人一只忙到第二天中午，县城内的交通才得以恢复。我不明白自己应该对这些怀有什么使命感，但听我母亲这么说还是暗暗感到骄傲，长大成人以后这件事也成了我自我介绍时的固定台词。“我出生的时候，我家那个小县城里，下了一场几十年罕见的暴雪。”
　　二十世纪末的北方，经济落后，社会稳定，人们仿佛渐渐找回了农耕时代的单纯，一边憧憬着高楼大厦，一边勤勤恳恳地劳作。比我年长十五岁的人一定能把这景象写成一本史诗，我回忆起童年经历时，大脑内像是铺开一张撒上了几点墨汁的白纸，没有连贯情节，只有破碎的画面。无论是城市天翻地覆的变化，还是我第一次拥有了网络社交账号，于我而言都是和四季交替一样平常的事。我家人都在县政府工作，生活虽然不算优越，但由于不需要同大自然苦苦抗争，所以显得比较有尊严，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成了迟钝缓慢的人。举一个不合乎常识的例子，九八年的那场大洪水，在我的记忆里甚至不如某天楼下公园的运动器械刷了新油漆来得深刻。
　　于是从我还不明白自我是什么的年纪起，长辈就常说我是个自私且冷漠的孩子，有时会连带着世上所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一并批评指点。我叛逆期时的主张是没有灵魂的人喜欢用责任心来补全自己，某年冬天附近的公园里发生了一场凄惨的殉情事件，有人嗤笑，有人为其流泪，我固执地认为我的长辈们都是前者，对他们怀有偏见的我和它们并无二致。
　　成年以后我开始思考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意味着什么，生于寒冷的边境城市意味着什么，世纪末和国境线之间有什么奇妙的反应。为了寻求这个答案，我一直尽可能热情地关爱着我的朋友们，但在大家身上，我并未找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共同点。
　　当然，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对人的塑造能力远不及白纸黑字的法律法规，我身边的同龄人大多是独生子，听惯了同样的批评。“你要是有兄弟姐妹的话，说不定就能学会为别人考虑了。”
　　小时候最亲的人是我姑姑，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守了寡，我姑父在水库游泳时去世了。之后的几年她一直独自生活，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疼爱。
　　暑假她常常带我去亲戚家做客，那家后院养了一只凶巴巴的狗，我总喜欢挑衅它，它也非常勇敢，脖子被锁链勒出红印，也不断的向前探着身子，喉咙里发出阵阵低吼。我是喜欢小狗的，小女孩谁不喜欢把毛茸茸的东西抱在怀里呢？但那家伙实在是性格太坏，我只敢那样和他交流。
　　那家老人是我爷爷的表姐，喜欢对人摆出一副挑剔的样子。我总听她劝说姑姑趁着不老抓紧再嫁，姑姑总是愤愤地说自己将来要去北京打拼，不考虑在结婚的事。30多岁的女人这样对将来侃侃而谈，老一辈人或许觉得是一件滑稽事吧。但我姑姑确实在四十岁那年考取了会计师，独自北漂去了。某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听见那家的老人对姑姑说，“你要去北京也好，把那姑娘也带去吧，刚好叫他爸妈再生个男孩子。”
　　如今那老人和狗都已经过世很多年了，我想不起老人的容貌，只记得她说过的话，还有那只狗从喉咙深处发出的，肥胖男人的鼾声一般的低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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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几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都是些脾气古怪的人。
　　南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小学五年级被分到同一个班。他和我们这些“纯种”北方人不同，他母亲从云南远嫁到这边，本是一位温柔质朴的彝族女子，但因为耐不住北方的温差，怀孕期间变得脾气异常暴躁，甚至举着木头棍子追得他父亲满街乱窜。如果不是南方亲口讲这些事情给我听，我完全无法通过他母亲现在的样子想象出她年少时曾经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地方。
　　但南方说，他的名字不是他母亲取的，因为刚好姓“向”，他家人觉得取这样的名字，将来他一定能够远离这茫茫的土地，去东南沿海城市经商，成就一番大事业。
　　南方个子很高，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长到了一米八左右，比发育缓慢的我高出整整两头。一起上学放学的时候，他总喜欢取笑我因为绑马尾，额顶的头发越来越稀少了。
　　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异性朋友每天形影不离，在别人看来肯定是显眼的。我们中学里那些脑子不大灵光的老师们认为世界上非此即彼的东西只有两种，一是男性和女性，二是贫穷和富有。我是“富养”长大的女孩，但很遗憾没有被培养出应有的冷静与睿智，性意识的成长也很缓慢，我丝毫没发觉周围的异常，甚至没有考虑过我和南方性别不同。
　　南方在同学间的话题度很高，虽然高个子的男孩在班里并不少见，但他显得和那些人格格不入。南方不爱运动，讨厌篮球，站姿和坐姿都很糟糕，走路也没声音，总像是在躲避着什么。他唯一的兴趣是画画，特别是用蓝色圆珠笔，中考不考文科科目，所以历史书上的老年人无一不惨遭毒手，但他画画技术确实可圈可点，经常有同学特意去他旁边翻看那些被他涂画过的课本。
　　我们在班里的座位是隔着过道斜对着的，南方总是上课的时候从后面扔纸条过来，他扔东西准得可怕，我用手托着下巴昏昏欲睡时，他也能把折成长方形的纸条穿过我手腕和肩膀之间的空隙，精准地丢到我的桌子上。我把他扔过来的纸条都放在了一个木头盒子里，和我的日记本一起放在课桌最里面，南方的纸条上没什么重要内容，无非是他画的一些小图案，或者小卖部又有了什么新奇的零食。
　　初中三年级开学第一天，我的纸条盒子和日记本被班主任全部没收，事情起因于我期末考试的作文跑题了，家长会时我母亲也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负责任的反应。一开学，班主任就来找我算账，我着实被吓得不轻，毕竟我刚刚过完安稳的暑假，也给新课本包好了牛皮纸书皮。
　　但我的日记本和那些纸条上没有一点可以称之为罪证的东西，作文跑题的事情也被班主任抛之脑后，随意奚落了快两句，并严声厉色地警告我“异性之间注意保持距离”之后便草草了事了，但我却因为失去了重要的东西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学校门口的拐角处，一只有一棵垂死挣扎的树，春天树上挂满了一种蛾子的幼虫，人们给那种虫子取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俗名—“吊死鬼”。入秋以后，那树竟然有了些生机，虫子都消失了，反倒长出了几片淡黄色的叶子。
　　南方害怕虫子，每次放学路过那里都要弓着身子快速跑过去。那天反倒是站在树下注视了很久很久。
　　“没想到这个树还能活过来，明年应该能完全恢复健康了吧。”
　　我哭得眼睛鼻子嘴红肿着，“我没心情管树的事情，我的日记和纸条盒子全都没了。”
　　“话说啊，我放学前偷偷看了你的语文卷子，作文分数也太离谱了，我倒觉得根本没跑题。”
　　“不知道，我随心写的。”
　　“你要再相信自己一点啊，无论写在哪，写什么，只要是写下的东西就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俩的友谊持续了十几年，他大学毕业以后应聘到了上海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很难想象出数学一窍不通的南方从事金融行业的姿态，但我确定他的工作能力应该不错。我们最近的联络很少，上次见面也是两年前春节回家的时候，但南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发一些小表情给我，我会回忆起他在纸条上画的那些图案。那盒纸条可能早就被那位唯利是图的女老师扔掉了，我也不争气地直到毕业也没勇气找她要回来，一想到这些事，我便会对那片极寒地带的土地产生片刻厌恶。
　　这就是故乡吧，故乡本来就是一个无人清扫的记忆埋葬地，几年后杂草丛生，几十年后长出参天大树。我们这些离开故土的人，拥有那些树的命名权，没有砍伐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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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每晚八点准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没注意到的话，便会每间隔十分钟再打来一次。母亲在老家生活了五十多年，亚寒带的冬天白昼极端，下午五点夜色降临，到了八点已经算是深夜了，而酒吧和烧烤店从真正的午夜开始热闹起来，所以晚上八点到十二点之间，是最寂静的时刻。常年保持健康作息的母亲，自然认为晚上八点已经是充满危险的深夜，于是必须确认我这个孤身在外的女儿是否安全。其实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在某个便利店的洗手间，或者无人的街角接电话，谎称自己躺在被窝里就快睡了，挂掉电话后又继续到处游荡。
　　我喜欢在夜里散步，喜欢现在生活的城市的夜晚，巷子深处的澡堂散发出各种品牌的沐浴剂混合的味道，被空气中的水分冲淡，让人感到神清气爽，冬天更是如同泡在飘满桂花的河水里浮游一般畅快。
　　我现在的工作是在私塾里指导中学生写英文作文，我的工作时间分配非常不平衡，不是从清晨到深夜讲得声带撕裂，就是浑浑噩噩地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整天小说。
　　我并非英文专业，水平实在一般，也没有把私塾设计的海报挂在社交软件上自我宣传的底气，但指导中学生还算是绰绰有余，再加上本身交际能力不赖，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也正是因为这群少不更事的孩子，我才能过上深夜游荡的舒服日子。
　　说起交际能力，我成熟以后，一直受比自己年幼的异形喜爱，上个星期刚刚和比自己年轻七岁的男友互相删除了联系方式，我虽然坚持不婚，但想有一个稳定的性伴侣，因此践踏了好几个年轻男孩的真心，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很少掩饰自己在性关系上的不善良，被说成是内心恶毒的女人也从不争辩。但唯独想为自己辩解一下的事，我除了稳定、健康且简洁的关系之外，可从来没对男性索取过什么。人类可是怀有赤裸裸的欲望的动物啊，人类爬上世界顶端难道不是因为欲求之心吗？我自认为可以理解男性的欲求，男人的□□最深处是占有，正是我最深恶痛绝的东西。所以我既讨厌着男性，又深深理解他们无法达成目的时的懊恼。
　　对人类而言，目的是伟大的，我的当然也是一样。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另一位友人——麦子，始终和我坚持着截然相反的信念。麦子是我高中时认识的朋友。我常笑她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圣女，她对爱情坚贞不渝，如今已经和她高中时代的恋人交往了十年。她说恋人不仅是至亲的人，更是她身体的一部分。
　　有幸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的那位男生，高中时十分英俊，面容如同雕塑一般，近几年的照片里，能看出身子越来越肥胖，早已经没有了少年的模样。但麦子却没受到任何影响，看上去竟然还和十七岁时一模一样。
　　麦子个子不高，上半身有点胖，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有一双令人着迷的眼睛。体重一直是她绝不可侵犯的秘密领地。除此之外，她好像什么都愿意与人分享。
　　麦子说自己愿意和所有人保持友好关系，但真正的朋友只有我一个。麦子的父母是做和手机配件有关的生意的，经常去南方进货，一去就是一个星期。麦子胆小，不敢一个人住，而我母亲绝对禁止我外宿，麦子就跑来我家和我挤在我那张一米二宽的单人床上。
　　麦子睡觉的时候身体蜷成一个半圆形，把额头顶在我后背上，我只能脸贴着墙壁，动弹不得。女高中生住在一起时，无非是聊一聊恋爱话题，再比较一下□□大小。麦子虽然胖，但胸部却出奇地小，脱掉内衣后身体浑圆，像个婴儿。
　　麦子几乎无时无刻不想着恋爱的事，十六岁的她就已经计划好了婚后厨房餐具的摆放位置。我觉得这样毫无保留地念着别人是件很危险的事，也自作聪明地劝说过她，不要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恋人身上，不然分手的时候生活会变得混乱不堪无法收拾。但麦子说自己从没有过那样的担忧。
　　她说：“我在遇见喜欢的人时，一瞬间就已经把这一辈子过完了。”
　　天上的神明不愿意让麦子这样纯粹而浪漫的女孩遭受磨难，她的生活就一直这样平稳地温热地流淌，和她健康的身体里流动着的血液一样。
　　而我的“艳情史”大概是从十九岁开始的。麦子和我读的是同一所大学，所以我在她的见证之下，和十几位外表优越，对安全措施态度认真的男人“交往”过。麦子从不过问我的私生活，对我最大的批评，无非是说我是她见过最刚正的人渣。我也不会主动向麦子展示我的战俘，麦子在我眼里总是有一些超乎凡人的神仙气质，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害怕被这样的她所怜悯。
　　大学几年麦子过得很节约，好像一只在存钱，我们几乎只在学校的庭院里或是自习室见面，她很少和我去逛街，更不用说深夜去酒吧。高中的朋友能考上同一所大学是在幸运不过的事，我也因为麦子在身边而从未感到背井离乡的不适，但我和麦子确实在大学四年渐渐疏远了，最近一年甚至完全没有联系。
　　但我认为我和麦子的疏远并不算是令人伤感的事。麦子有她的睿智和坚强，她真正懂得怎么成为故事主角。无论我多少次，以怎样的心情思考和麦子有关的青春往事，都像是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仰着头看大屏幕，脖子酸痛，大脑血液倒流，有时候会因为注意力不够集中而看漏了情节而感到担忧。
　　但电影散场观众离席，不就是最平常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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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比寂寥地回忆故人和故土时，却没有一点疑惑的心情。
　　因为我是顽强的、野蛮的现代人。我们的祖先用石器和火种杀死体型庞大的野兽，用一次次□□褪去身上的皮毛。我相信我从咿呀学语到获取谋生技能，一定是为了重现我和一切人类的诞生。我是历史的容器，也是时间的看客。这样说是不是过于抬高自己了？
　　我觉得人无论觉得自己包容着世界，还是把自己看作一粒灰尘，都是为了给这几万个百无聊赖的夜晚寻找出口。
　　我每天至少在夜晚的湿气里穿梭一个小时，寻找从老房子墙角钻出的苔藓，寻找还差一秒就要从杂草的尖端滴落的夜露，寻找投来暧昧目光的男孩和手持利刃的凶险罪犯。
　　毕竟，依据世界通用的钟表的计时方式，我所感受到的一分一秒都太寂寞了。因此我必须探险，我站在即将步入中年的位置，向前向后都是探险。总之我必须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