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高烧的精神病患者 微恐微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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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使我的脑子模糊，我扯着我过长的袖口，在桌面上翻来翻去。
寝室只有我和我对床的那个人在，她在公放着她的课程，声音不大，不足以恼怒我。
真正让我起来的，是她占道的椅子，那个椅子是一个懒人椅，巨大的靠背横在本就狭窄的过道上，每次其他人经过，都会碰到我的椅子，让我的椅子旋转。
在其他室友出门前，她们难得地吐槽了一次那人巨大的靠背，但那个听课的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她甚至没有从电脑前转过头来。
怒火慢慢涌上来，在高烧的作用下，我更加模糊。
在其他人出门后的一刻钟后，我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高烧让我像一个丧尸一样垂着头摇来摆去。
我有保留蛋糕盒子上彩带的习惯，那是从小家里的习惯，我保留了下来，虽然我从来没有用到过它们。
但它们太粗了，不足以快速地帮助我一个本就被高烧弄得浑身无力的人做需要很大力气才能完成的事情，于是我拿出剪刀，控制着我绵软的手，企图剪出一条平滑的绳子。
那条绳子是蓝色的，浅蓝，很常见，我想过把它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晃几下再拿它去绑住我的鞋盒子们，但那迟早会被发现上面有那人的皮屑。这不重要。
我抽出小刀，推出刀刃，在我无数次自残的过程中，这一响动都会发生，但一如既往地，没有人察觉到异样，虽然按理来说，这本就没有什么异样可寻。
但我为什么要抽出小刀？我不知道，高烧使我喷出来的气息烧着自己的鼻腔。于是我又把刀放了回去。
我转身，那个人就在我的后面，她巨大的靠背椅挡住了我接近她脖子的路。她是不是故意的？我肯定地想。
但高烧使我张着嘴，向三头犬一样喷出一口热气，我将打好节的绳子挂在她的脖子上。
她不明所以地回头，我没能看清她的表情，高烧让我站立不稳，我整个人向后仰去，收紧了手上的绳子。
她挣扎都干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我尽量让她不要碰到我，我正在高烧，就像一个病原体。
她的脖子上出现了我在各种片子里看到过的痕迹，在乘着她还没有开始尸僵前，我尽力把她恢复了正在看课的姿势。
但我发现我这样只是多此一举，我转身，扑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手机。它总是指纹识别不了，我很恼火，但它识趣地打开了。
我打开拨号，拨通了110，我以前也这么干过，第一次是被骗了很多钱，那个钱现在警方还没有明确告诉我下落，第二次是投诉邻居中午午休时候装修，被我妈妈知道后大骂了一顿，说我不照顾他们的脸面。
110似乎总是很慢才接电话，让我不得不怀疑万一真的有人遇到危险应该怎么办，至少我两次拨打的时候都是这样，每次第一次打的时候还没有人接。
这次响了很久，但也在第一次拨打的时候接通了，我呼出一口热气，又吸入一口寝室里混乱的冷空气。我刚想张口说话，发现高烧使我的嗓子发不出清晰正常的声音。
我只能用撕裂一般的声音说了一句请稍等，然后赶紧喝了一口水，避免别人觉得我是在打着玩。
我的嗓子还是哑得不成样子，但终于能发出比较清晰的声音了，我对着电话那头说，“您好，我杀人了，我杀了我的室友，我在XX地，我叫刘梓卿。”
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又引起了旁人的围观，就在前两天，我听闻一个十六楼的女生跳楼，也来了很多人，我路过寝室大门的时候，还以为是领导前来视察，但他们难得占据了本不该停车的位置。
他们检查了我的手，检查了那具尸体，他们摸了摸我的额头，发现我正在发高烧。在确定那具尸体没有生命迹象后，他们把我带走了，索性我在他们来的时候换了一套不至于见不得人的衣服。虽然我本来的衣服也没有见不得人，只是我没穿胸衣，我穿的是长长的毛绒睡裙，因为高烧，让我感到体表嘬冷，我不得不穿厚一点。
他们先是带我去了医院，确定我只是普通的高烧后，他们给我药让我吃下，然后就把我带去了警察局，把我关了起来。
这里安静，没有人，我只需要坐着和我的哥哥聊天，甚至不需要思考下一顿吃什么。我很满意。
我感受到我的高烧正在慢慢褪去，看守看我的眼神严厉。我猜测警察们还要回到我的寝室调查我的谋杀动机。
他们应该问过了我惊恐的室友，她们刚刚只是结伴出去跑了一个校园跑，我的室友们应该说，她们平常没有什么矛盾，刘梓卿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但是总是太安静了，走路也总是走在最后面，总是窝在寝室。
他们应该也把我桌上的所有东西带回了警局慢慢查看，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个精神病人才会写出来的文字，那些文字布满在纸上，聊天记录上，和手机的备忘录上。
他们鉴定完了那根放在桌子正中央的蓝色彩带，那上面有我拉扯的痕迹，也有尸体挣扎的痕迹。他们不出片刻就断定了这是一个高烧的精神病人做出的凶杀案。
当然他们还通知了我遥远的父母，我的父母刚刚处理完了奶奶的丧事。他们没有顾及飞机票的昂贵，很快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当然尸体的家长出现的快很多，毕竟他们就在本地。
我坐在审讯台上，我换上了这里属于囚犯的衣服，它的袖子依然很长，足以让我缩起手来，晃荡着袖口。
尸体的家长见到我就冲了过来，但被警察及时拦住了，我半眯着眼睛看着那位家长，又回过头仔细研究铐住我的手铐。
我的父母也赶来了，他们似乎在外面有一番吵架或者打斗，我猜等会父亲进来会给我一巴掌。
但他们暂时没有，他们只是一脸失望和悲伤的看着我，我明白那是他们后悔不应该让我出院和擅自停药。
警察开始跟他们讲述情况，父母开始跟他们讨论精神病人减刑的事，警察并没有反驳，他们突然看了我一眼，我歪着头看着他们，猛地咳嗽了一声，又干呕了一阵。我的口水流在桌子和手铐上，我晃动着我的脑袋。药效过了，我能感受到我又开始发烧，我的骨头酸痛了起来。
在检测下，他们认定了我是精神病人，我被送往精神病院。
那里的人很怕我，因为他们听说了我是杀人犯，我杀死了自己相处三年的室友。
但他们逐渐感觉，我似乎没有什么威胁性，平常我只是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或是画画，或是做手工，这里不允许一切金属品，所以我很遗憾没有办法学习织毛衣。
医生们也这么认为，于是在一个和平常一样晴朗的上午，他们把我换进了一家四人间，但依据我以前的笔记，我的室友们都是看上去文静的人。
很不幸的事，她们中有一个略微肥胖的女人半夜打呼噜，那声音震天响，我总是怀疑她要嘎了。
我的怒意被噪音点燃，我离开床，敲打房门，引来了守夜的护士。我告诉了她我的问题，并且委婉地告诉她，如果不叫停这种行为我会把那人杀了。
但护士为难地看着我，告诉我这种事不是她能做出决定，我能预估她下一句要说什么，因为她的说辞和我以前住院时遇到这个问题时我告知的那位护士一模一样。
我吸了一口气，原谅了她，她可能只是不想失去自己的工作，也不想失去自己的性命。她不肯开门。
于是我像以前一样，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一句我自认为明确的话：“如果不让我远离这个打呼噜的人，那我将杀了她。”
第二天，我很听话地等待着我的医生，却被提醒，今天是周六，医生不上班。
但我不会管这么多，这不是我做出的决定，那我为什么要成为受害者受气包呢？
但为了避免别人认为我考虑不周，我又一次像护士提起这件事，请她找到一位医生帮我或打呼噜的人换个位置，或是，给我提供一副耳塞，就像我在寝室为自己准备的一样。
很遗憾，到了睡觉时分，我依然能在这个房间，看着那位躺在我的面前，我的耳朵，依然能清晰地听到护士在走廊走动。
在呼噜声达到顶峰的时候，我再次坐起了身，我取过自己的枕头，走到那人的床边，那人很自觉地，是平躺着睡着的。
我将硬邦邦的医院枕头压上去，静静地等待。
很不幸，那人的挣扎过大，打翻了她床头头柜的水瓶，惊醒了其他两人。她们尖叫着冲到门前，大力拍打着。
护士赶来，在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松手的时候猛地拉开了我，导致我撞在了隔壁的床上，我爬起来，看到两位守夜护士正在抢救那个人。
我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回到我的床上，准备继续睡觉，虽然整层楼的人都被吵醒了。我也没能睡觉，我被关进了小黑屋绑起了手脚。
我很不舒服，我不能翻身，我跟绑住我的男护士说，给我松松，我想翻身。
但他并没有理我，他只是怒气冲冲地看了我一眼，应该是因为我吵到了他睡觉，然后就离开了。
我维持着这种姿势很难睡着，我开始冲着门外叫，让他们给我松松。但他们进来给我打了一针，我知道那是镇定，也知道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里。
镇定导致我睡了一天一夜，我清醒的时候，发现医生们把我团团围住，天花板也变成了一开始的小隔间。
我的主治医生问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说：“我已经表达了我的诉求了。”
我说：“我已经说明了如果没能满足这个诉求带来的后果了。”
我说：“我一向遵守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说：“我说了……”
医生们没有说话，只是将电休克正式确定为诊断方案。
他们并不听从患者的想法的内容，他们只会枉自通过患者的语言和文字，制定传统意义上的治疗方案，但精神病院的核心精神还是恒古不变。
我并没有再发表什么意见，只是拿起放在铁架子上的散利痛，打开我的保温杯，用温水服下。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高烧的精神病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