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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德维希港 ...

  •   我是在1945年4月成为战俘的。那时柏林守军正在筑起街垒,我的老部队警卫旗在奥地利的崇山之间死战,德国的每一个城市都燃着战火,而我放下武器,成为镣铐里的人。
      在路德维希港我向美军亮明了身份。我的老上司施伦堡说过,我该到前线去当机枪手慷慨赴死,而不是在秘密阵线不为人知地生存。他是对的。后来在达豪时斯科尔兹尼总是笑我,做反情报的怎么把个人信息泄给敌人了。我无话可说。一个确凿存在的人,对于他真实的人生有什么值得否认的呢。
      于是在经历过若干年灰色而隐秘的生活之后,我要死了。昨天我旁听了达豪对我的审判:由于煽动突出部战役而触犯战争罪,绞刑。

      其中原委并不重要,判决书就像处方单,我领了,继而在取药窗排队。这段时间里我回想一切,仍然没有悔改之意,只是很苟同于斯科尔兹尼“好汉不吃眼前亏”的论调。那个大个子因为把墨索里尼从大萨索山搬到了罗马而在轴心国扬名,被抓之后倒是低调得很,除了在牢房里向外抛媚眼造成记者互相踩踏以外,没有别的新闻。审判后他摇了摇我房门上的铁枝,“我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你又何苦呢。”
      我笑了笑。只要到F科办个假护照,我就可以用另一个身份重新生活,可是看着盟军的装甲车一寸寸碾过德国的土地,每一天我都变得更不想脱下那身原野灰的军装。大概这就是这样向盟军报出真名的原因。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形,某种无法遏制的悲痛抓住了我。德国还没有战败,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当时在想什么,当我路过一片焦土的路德维希港,它让我领受到心室碎裂般的痛苦。
      也许我就是疯了。

      我来到路德维希港时是1944年的秋天,那时帝国已经开始征发十几岁的娃娃兵,东西两个战场全线吃紧。盟军封锁了德国的石油,补给只能靠国内和罗马尼亚的几家炼油厂,而它们正在遭受轰炸。反击战前,统帅部曾就德国是否有足够的燃料支持这场战役作过激烈辩论,最后安全局的国外政治情报处出面向瑞典请求石油进口,反对开战的人才噤声。作为该处人员,我负责在莱茵一带的石油工厂做针对盟军“石油战争”的反侦察。
      那年冷得很早,拥有法本化工的一家大厂(BASF)的路德维希港却纷繁异常,白色和黑色的雾从铮亮的大型管道喷出,直冲天际。BASF在世纪初率先将合成氨投入工业生产,后来又开启精炼石油的时代。德意志的犁和剑形影不离,发明合成氨和芥子气的哈伯教授两次改变世界,都与法本密不可分。此刻雾气笼罩着路港西北的偏僻地带,太阳在低空中交错的合金管道上泛着光,它像一个钢铁怪兽那样发出沉钝的响声,琥珀色的汽油从蒸馏塔下流出,是让我们的虎式坦克得以前进的化石食粮。
      整个秋天我都在察看它。盟军挡不住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就想抽空燃料补给,东部的货运铁路频遭轰炸,来自路港的供给反而因为靠近前线而较少影响。我检查各个监视点没有发现异常,但夜里仍然睡不着。地面的反侦察只能防止定点爆破,却对空中袭击无可奈何。五年以来,汉堡、科隆、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纽伦堡,我们最美丽的城市变为废墟。只是英美眼中的“蛾摩拉之城” 并没有俯首听命。在阿登反击战中十几岁的孩子都上了战场,他们唱着“守望莱茵”,很多人在第一天死去,来不及长大。
      活人和死者就这样一起守卫德意志。今天的人们不理解什么是为生命而战,但是当幸存者越过死者的无名墓地,“亡命之徒”般冲向敌阵时,不曾向绝望低头。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负责保障武装党卫军的燃油供给。这些被盟军称为丧心病狂的部队,是插向西线的最后几柄尖刀。为了获取敌军的空袭计划,我经常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西线空军战俘营。当时全国燃煤告急,这些战俘却住着单独供暖的房间,只不过有时暖气会奔到50摄氏度。
      疲惫在各处蔓延,最接近真相的情报部门首先怠惰下来。最后我抓了几个空军的情报官送到柏林的安全总局,他们总算开始加班审讯。但飞行员知道的只是最近的命令,能够讲出所属部队的地点的人寥寥无几,我周旋于空军战俘营和西线外军处之间,终于没有得到任何盟军将要轰炸路德维希港的征象,直到这一夜真正到来。

      那是1944年的11月5日。那天的月亮有点缺,在秋日清爽的夜空里,照着碎棉絮一样的白云。莱茵河的这一段开始变宽,平整的土地上起伏着树木的黑影。几天来我都在外军处看档案,想知道盟军的轰炸计划怎样部署,针对西部的轰炸机从哪里起飞,最近的任务由是几个联队执行,其配备如何。这些原本是军事谍报局的职责,现在全都交给本来负责政治情报的安全局六处。我就是这样一个外行的管理者。
      连续几个不眠之夜后我还是找不到答案,便又回到地面反侦察上来。轰炸是有针对性的,盟军如何确定选定的地点呢?9月以来,我调到路德维希港,确认该区域内没有人能给空中发布航标,那以后轰炸的确减少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沿着莱茵河走,夜色把M40军装隐蔽得很好,冰冷的河水让我想起很多事情。十几岁时,我就在这样的冬天里跳到他当中,好让参加青年团的火把集会后的心情冷却下来。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第二帝国战败的耻辱当中长大的,我们由此建立第三帝国。过去十二年,国家和我们之间好像真有一条血脉相连。那是青春的声音,一段激进岁月,当我在十二年后的冬季重新走在莱茵河岸边,看着德国最繁荣的工业区因为灯火管制而只露出零星烟火时,想到的就是这些:该怎样把战争坚持下去,德国的国力已经接近衰竭,他不能两次遭受耻辱。
      月亮明晃晃地露着大半张脸。云影里一丛黑点从天边移来,能够看出它们排着菱形或W形的阵。猛然间高射炮的光束划破夜空,天上划过坠落的浓烟,但更多的飞行方队涌集过来。
      我听见飞机马达声,肥胖的美式B-24轰炸机夹着两肋的高爆弹,扑向近地。火团向天空卷去,路德维希港的方向升起浓烟,一连串的继发性爆炸响起。合成石油的高塔在浓烟中轰然倒下,金属化为废铁的声音霍然,随后是毁灭性的更大规模爆炸。在打着转儿轻快返航的美国飞机的尾烟里,我看见帝国倾颓的景象。

      人们相信生命会在帝国的泥土下永生而死去,活着的人越过他们继续向前,但现在已经没有战争赖以为继的化学食粮了。第二天我回到空军战俘营,机械地对几个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发问。“您怎样瞄准目标?这一带无数的城市在晚上漆黑一片,您如何在它们当中找到路德维希港?”在被告知BASF已经一片火海之后,美国人颇有同情心地说出答案:这里是内卡河汇入莱茵河的地方,当时月光明亮,从飞机上能看懂河流的三岔口泛着清晰的银光。
      它泛着清晰的银光。莱茵河最繁荣的地区本该灯火通明,现在河水在黑洞洞的一片当中指出死亡的坐标。我掏出久在腰间的Sauer,手臂抬到平准于对方眉心的高度,在神色变化之前他已经应声倒地。
      我杀过战俘,那个俄亥俄佬再也见不到故乡的玉米地,或许还有他的亲人。
      一个月后阿登反击战打响,所依靠的燃油来自瑞典,但出于一些原因没有尽数供往部队。战后我在纽伦堡和老上司施伦堡交肩而过,他复杂的目光泄露了个中原委。最后我回到路德维希港,这里已经是前线,敌人越过西墙,和东线的苏军会合于雅尔塔的阴谋。
      在1944年奇寒的圣诞周,作为先锋的警卫旗停在阿登山区的雪海,这些一度让蒙哥马利逃回巴黎的部队再没有向前一步。四年前我们一起去巴黎,那时都是跃跃欲试的年轻尉官,四年后他们深夜在河水里游过十二月的寒冷,擦亮刀尖奔赴殊死之战,他们本该和死者一同胜利,而废弃在深雪里的装甲残骸载着帝国的尊严,出师未捷。
      其后我放下武器,走进美军的战俘营。他们怎样看待我这个背约者。最深的责罚也无济于事。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不在瓦哈拉,是人间的末日审判法庭。

      1946年7月11—15日
note作者有话说
第3章 路德维希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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