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系鋁铜会爱上畸形圣母吗？》末日里的细颈圆瓶

5、民俗学者与赛博天神 真平君角色

　　我接下来要说的事住在上海黄浦区的人应该会有印象，2021年初，当地防疫办进行社区上门群检的过程中，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杨登高教授被前来检测的防疫和物业发现死在自己住所内，据报警的物业负责人回忆，杨登高自从在复旦任教后就寡居于此，而且很少与人交际。近期社区监控显示并无可疑人员进入其房屋，后经过法医鉴定为死于突发性脑中风引发的颅内出血，在辖区警方正准备封存证物展开司法调查时，却被后赶来的市公安厅叫停并很快结案为疾病导致的猝死，其遗物结案后并未被全部送还其家人，办案人员给出的官方理由是因当事人与302研究所共有一项高度保密的国防背景合作项目，其研究资料和数字媒体文件以及全部个人手稿都要被军队方面回收审核后才能送还家属。
　　按理说事情到这可以告一段落了，每年因疾病导致的猝死在上海比苏州河里淹死的人都多，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远远超出了所有涉事单位人员的想象。
　　因涉及到国防项目，当地警方收敛遗体后拒绝了其家属进行丧葬火化的要求，而是带回了浦东区属公安局待军方调查结束后再做处理。与遗体一同移交的也包括军方人员认为的一些无关财务其中包括一把造型独特的枪，关于这把枪是初步清点遗物的过程中，军方在一些回执单据中发现当事人在静安区的上海花旗总部租用了一个保险柜，军方以政审理由越过程序进行点检，发现保险箱里仅有一把造型奇特的燧发枪和一册佳士得拍卖行的鉴定证书，上面记述了枪是在十六世末，由葡萄牙传教士送给福建泉州当地的一位名叫萧器的海事司官员的鉴定考证，最后落款是名叫萧万生的卖家与杨登高的双方签名以及佳士得鉴定部门的印章。因为是无关财务，便被军方的调查人员移交给了浦东区属公安进行遗物点检工作。在遗物和遗体移交完毕后的当晚，遗体在黄埔区属公安停尸房中莫名消失，可拉动冰棺里除了一摊粘稠腥臭的黑色液体外什么也没留下，而存放在证物室的遗物里，那柄造型奇特的燧发枪也随遗体一同失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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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重回兰陵的时候，从未想到这里会引发我写一本书的冲动，毕竟在我的计划里，是开始写关于伪满民俗的书的时候了。当我开始觉得，我在故乡看到的一切，让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这里我用了比较文学化的词语，而不是常说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感觉那些新的想法完全不是在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的冥思苦想的状态下产生的，而是像湖风那样轻轻地吹拂，像湖水一样自然地流淌，涟漪一般地涌入我的脑海——觉得可以开始搜集资料，然后写点什么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这片生我养我的血地在历史上却离我如此遥远。
　　老友和师弟萧知教授，知道我在研究兰陵，告诉我说，他老家就是兰陵萧氏，其父母几年前还回到武进（旧名南兰陵）寻根问祖。在本书中，有多处提到兰陵萧氏的例子，当然不完全是因为东晋的萧遂和明代萧所望——虽然我在读硕士的时候就读过他们的《琅琊随笔》和《兰陵百记》。
　　本系同事李子美教授，听闻我在写一本关于兰陵的新书，嘱我书出后一定要送他一本，因为他的祖父是在解放前夕从兰陵跟着部队去上海并在此定居，后来他的祖父回到老家，在镇上建起一座三进大宅。这一下就让我想起山东著名的李家祠，尽管不知道他们与隋唐时期的李氏有没有关系。
　　未半月，本系另一位同事萧光教授与我见面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原因也是一样，就是他也是兰陵萧氏。在一个极为狭小的圈子里，就有好几位相同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出自琅琊兰陵，而且是在祖辈或父辈时才从兰陵迁出，绝非慕名附会，可见兰陵真是人杰地灵。
　　大约是在1989年，《观风》杂志的编辑王炎兄通过庄孔韶找到我和周尚意，希望能给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正祥教授的《中国文化地理》写篇书评。正是从那本书里我知道了萧端，后来进一步查找材料，写了有关的文章。但是，那时我并不了解兰陵，也不知道萧端与兰陵以及东晋政权的特殊关系。
　　从21世纪初期，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的本科生人文地理野外实习就以兰陵为基地，我几乎年年夏天都会去指导实习，当然也会注意到村里的各种野祠。可能是学科特点的缘故，我会更多观察这里的土地利用，也是到近几年才会注意各种对萧端的祭祀活动，当然也不会去想从这样的活动中重观一段被淹没在民俗中的历史。
　　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本书能迅速动笔并得以写成的原因，没有这些看似并不直接的机缘，可能我们会同很多人、很多事错身而过，或者对面不相识。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翅膀引发了得克萨斯的龙卷风，对一位气象学家来说，可能是最值得关心的；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总是试图去寻找那只带来龙卷风的蝴蝶，哪怕很有可能是永远找不到的。
　　自2018年夏天和萧知第一次去兰陵之后，我又去了四次兰陵和两次枣庄，其中两次是看萧端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祭祀仪式。此外还去了抱犊崮以及枣庄的几个村落，亦到过临沂市档案馆、济南民俗档案馆抄档。有几次都拉上了老朋友一同前往。这让我想到，在30年中，我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看，一路谈。不像现在通行的学术研究方式，为了了解别人有什么想法，只有去上网检索论文。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各自的田野点中听到研究者的介绍，或者在田间地头交流偶发的灵感，不明白的时候可以追问，不同意的时候可以争论，就像前面所说，新的想法就会不时地、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模糊的认识会变得日渐明晰。我这个田野研究的后进多年来于此受惠良多，因此，要对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几次到兰陵，都没有惊动当地学者和政府，虽然这给我的资料搜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好在自由自在，做访谈时也没有太多禁忌，更省却了很多应酬。不过需要提到小仲村的干部小萧，他是一位在边防当过兵的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我第二次到兰陵看祭祀仪式时认识了他，他就带我在小仲村下面的几个自然村里看萧氏宗祠和其他寺庙。后来六月二十四从去季山旁看水上祭祀，我不知道半夜里应该到哪个村去上船，只好求助于他。结果大半夜麻烦他带路，夜里三点多在高封村的小巷中穿来穿去，终于找到埠头旁边的祭祀队伍，把我交代给一个会首，让我能够站在船上神椅背后记录水路仪式的全过程。当五点多钟太阳升起，满□□霞，长长的船队在河道上缓缓而行，顿觉生活是如此美好。
　　在研究工作进行过程中，我曾受邀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做过相关主题的演讲，撰文参与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杭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师范大学与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有机会将一些初步的、粗浅的想法与学者们交流，让我作为这方面研究的初学者能够更有底气，思路更为清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给民间文学专业学生进行的讲座结束后，同学们还就此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内容和我的回应经过整理，也发表在了《民俗艺术》2020年第2 期。这引发我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除了《民俗艺术》以外，《民俗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也在我书稿付梓之前，先后发表了我的阶段性思考成果，使本书的研究能部分地先期接受学术界的检验和批评。这些刊物主编、责编的看重和长期支持是我不断努力创新的动力。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苏州科技大学张笑川教授、本系同事王奇生教授，以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的裘兆远老师等老友新朋，都无私地向我提供了关于兰陵（或相关）的珍贵资料，对他们宽阔的学术胸怀，我心存敬意。苏州大学张程娟老师帮我联系了苏州市吴中区档案馆，陪同我查阅和复制档案，并复制给我苏州大学图书馆所藏重要资料，帮助我在苏州市图书馆核对材料。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张英聘同志也热心帮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检索资料，丰富了我在书中的讨论，这也是我不能忘怀的。
　　最后要表示遗憾的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本来要做的田野工作被迫大量削减，很多个案没有能进一步结合田野工作得到更详细的描述。比如我曾在上海对一个老学生说，很想跑一跑青浦，那里毕竟是传说中萧端的老家；也曾计划跑一跑泉州的富美渡，那里萧氏的故事非常有趣；书中有很多故事发生在兰陵，也应该好好跑跑的……希望在书出版之后，我能继续把工作做下去，以在本书的增订版中让内容更充实、错误更少、分析更深入。当然，那也可能是另一本书。
　　因为祖籍之故，我总愿意说自己是山东人，也能讲山东话，那是一种对根的夙念；又因为我出生并成长在无锡，老城的大街小巷有我少时的许多记忆，说我是江苏人应该也没错，便总有种爱之深、恨之切的复杂心情；后来我在浙江做研究，在浙东南和浙中地区跑过多次，也写了几篇文章，网上就有人以为我是浙江人，我自然因此感到自豪——所以，我希望因为写作和出版这本书，也可以被接纳为兰陵人吧。但愿这个理由不是太苍白无力，因为从田野中发现的历史，一定是充满生活和情感的温度的。
　　今年7 月，在本书即将交给出版社的最后日子里，我拉了几位老朋友，当然也是国内这一领域的专家再去兰陵，聆听他们对书稿的意见。在短短的四天里，我和他们在兰陵和枣庄走了一些地方，听他们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也在重要的论述上坚定了信心。为此，我要再次感谢刘志伟、郑振满、刘永华、吴滔、谢湜五位教授和张程娟博士。彼时正是即将出梅的那几天，动辄汗流浃背，但我们依然度过了几天非常开心的时光，以至于几天后谢湜在厦门大学遇到我便说：“已经开始怀念兰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