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瘟疫，克隆的你》荷芷茉

1、克隆与成仙（2032）

　　我不太想睁开眼睛。

　　周围的空间微微摇晃着，有轻微的音乐声。

　　这一觉似乎睡得很漫长，但并不舒服，我的脖子有些僵硬。我慢慢把肩膀调整了一个角度，让脖子轻松一点，然后把眼睛支开一点缝隙。

　　车窗外，天已经黑了，我一时之间有点糊涂，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还是刚刚开始？法兰克福怎么会离科隆那么远？

　　我又闭了一会儿眼睛，才扶着座位，一点点坐直身体。

　　旁边有个男声在说些什么，那是Jorg的声音，我听不懂他的话。右手还虚虚地握着拳，我捏了捏，临睡着之前拿掉的耳机果然还在手里。我把它们塞进耳朵，在“叮”的一声之后，人工语音用标准的普通话翻译道：“德语，墨墨，你已经睡醒了吗？”

　　我转过头，在黑暗中对Jorg说：“是的，我醒了，我可能睡得太久了。”

　　耳机里的声音和Jorg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来：“那就好，关闭夜间模式。”

　　车窗上的夜色一点点消失，直至变为完全透明，四周变得亮起来。我眯着眼睛向窗外看去，青色的公路、平整的绿草坡和浓茂的森林、白房子和红房顶，一切都像是Jan留下的那副画，它们正如彩带一般流动，被车速甩向后面。

　　广播里的音乐声也随着光亮同时变大变清晰。迷幻的电吉他，Pink Floyd，这么多年了，德国的广播还是在放经典老歌。

　　“原来天还没有黑，还好时差没有调乱。”我小声说，意识逐渐清晰起来。

　　Jorg的耳机翻译系统灵敏地捕捉到了我的声音。“上周改换为夏令时后，柏林时间比你们那边只慢6个小时了。现在刚过下午三点，你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Jorg转头对着我笑着回答，阳光底下，他的眼睛绿得像是一池湖水，“你昨天没有休息好，可以多睡一会儿。”

　　我看着那对眼睛，有些恍惚。他和他哥哥实在长得太像，绿色的眼睛，眉心光滑而宽阔，嘴唇都是饱满的粉红色。只不过Jan总是会咧开那饱满的嘴唇，笑得牙齿都露在外面，眼睛里面全是喜气。Jorg的笑很内敛，眼神里总像是在探究，他更冷静。

　　但是他们的声音同样温和，尽管Jorg说的是德语，但他们的声线是一致的。

　　我把目光收回来，看向窗外的公路：“其实你不用特意送我到科隆，把车子系统改成中文，我可以自己去，自动驾驶应该不会迷路。”

　　“不，我得送你，从哪个角度来说都需要。这不用商量。”他和他哥哥的不容置疑的口气真像，“没关系，我可以自己看书，你如果不太想聊天，也可以不用和我说话。”他扬扬手里的书。

　　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拿起身边的杯子啜了一下，没话找话地说：“其实，很感谢你妈妈，愿意为克隆付大部分钱。”

　　“哦，应该的，你不必有心理负担。新冠疫情开始之后欧洲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减少了很多，她的养老金每年都在涨。现在已经第十年了，她生活很宽裕，对她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你的太太……会介意这笔支出吗？”我疑虑地问，我一直搞不懂欧洲人的家庭关系。

　　“这和她、和我都一点关系没有。而且，墨墨，她很钦佩你。”Jorg看了我一眼。

　　我低头不再说话，钦佩？

　　我从包里抽出微软眼镜，大致看了一眼地图，车子已经进入科隆的近郊，生物技术中心离得不远了。

　　Jorg放下手里的书，关闭了自动驾驶系统，把方向盘拉出来，右手搭了上去。

　　我用余光扫过，总感觉那是Jan在开车，仿佛他下一秒就会对我说：“宝贝，以后我们家再也不让你开车，危险。”

　　车子沿着河边的道路前行了一会儿，通过了一座桥，路上又变得冷清起来，Jorg在一个蓝色指示牌下面转弯，说：“就在附近了。”

　　“这里像是一个普通疗养院。”我看向远处的树林，起伏的草坪，造型普普通通的几层高的房子。

　　“不然呢，你以为会是什么样子？”

　　“带尖刺的铁门、青白色高墙、重重岗卫、玻璃科研楼。”我敬畏地说。

　　Jorg大笑着开进停车场。

　　从停车场走近那房子，异常高大宽阔的玻璃门显然是最近才装上去的。我没找到门口的人像识别摄像头，正在扭着头左顾右盼，门已经开了。

　　走廊铺着人字拼花的木地板，墙壁刷成清新的苹果绿色，白色木柜子上摆着大瓶的新鲜芍药。我和Jorg向前走着。

　　“紧张吗？”他问。

　　“看上去比牙医诊所好很多。”我深深吸了一下花香。

　　走廊尽头，一个矮小的机器人滑行过来，屏幕上的眼睛望着我，用中文说：“下午好，莫女士，请填写您的资料单。”放着单子的小抽屉从屏幕底下弹出来。

　　我把那张表拿起来，是德文的。

　　“我来帮你填？”旁边一个清脆的女声说。

　　我转过头，那是个很年轻的中国女孩子，肤色晒得很漂亮，穿一身极宽松的亚麻裤装。她伸出右手，“我是Berber，分子医学中心的留学生，这里安排我做你的翻译。”

　　我握了握她的手，“我是莫墨。”

　　“我知道，他们给了我名字。你一进来我就觉得是，果然机器人先和你打了招呼。”她的姿态很洒脱。

　　我介绍了Jorg，我们跟着她到等待区坐下，她陪着我一起填那张表格。

　　“你是燕城人？我也是来自西城的。”她的笔飞快地写，一对硕大的银耳环在头发里闪烁地晃着。

　　“哦，你一直在这里做翻译？会见到很多中国人吗？”我看着她漂亮的德文字体，随口问。

　　“有一段时间了，会见到很多。”她笑一笑，并不继续说下去。

　　很好，她不议论他人。

　　填好表，她招招手，刚刚的机器人又滑过来，打开抽屉，把表格收走。

　　“这里……没有想象得那么先进。”我犹犹豫豫说。

　　“克隆本来就是旧技术，只不过因为人类克隆刚刚商业化，才又成为新话题。”Berber赞同地说，“我想这里应该更接近服务机构，不过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

　　是啊，旧技术。我想起燕城刚刚开始克隆宠物的服务时，曾经被媒体大肆报道，那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一般都会找留学生作为翻译吗？”

　　“是，我认识的很多医学生都来过，各个国家的。其实心理评估时用到的术语不多，翻译很简单。只不过翻译机太冰冷，人有人的好处，很多客户心理比较脆弱，说话会逻辑混乱，我们多少可以给一些心理支持。”

　　我点点头，我有点紧张，不想让空气静下来，于是我继续问下去，“对你们的专业有帮助吗？”

　　“没什么帮助，但学校会鼓励我们来实习，因为……学医总要懂得一些生与死的概念，这里可以看到的层面很多。”Berber的声音仍然专业，但可以听到一些同情。

　　“而且，来自中国的委托人很多。”我苦笑。

　　“毕竟目前只有德国有人类克隆机构，大家的选择不多。”她耸耸肩，又解嘲般说道：“中国人不相信灵魂，只相信科技，是非常好的客户。”

　　灵魂……我想起很久之前，Jan曾经用手臂环住我，那双绿色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轻轻说：“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灵魂伴侣，你是我的灵魂伴侣。”而我在他怀里笑着答：“呃，灵魂，要不要这么肉麻？”

　　“那么，中国人死后会去哪儿，如果没有灵魂？”一直坐在旁边，架着胳膊的Jorg忽然发问，原来他一直开着耳机认真听我们的对话。

　　我和Berber面面相觑，竟找不到一个现成的答案给他。

　　“成仙。”我勉强答了一句。

　　“An immortal？”Jorg用英语问，满脸难以置信。

　　Berber噗嗤笑出来。

　　电梯的灯亮了，出来一位护士，示意让我们跟着她上楼。我们到了三层，走廊一边布满了大玻璃窗，可以看得到远方的山脉。

　　护士带我们沿着走廊走了一会儿，才来到一间会客厅，打开门。

　　我认出了里面坐着的施耐德先生，我在网站上见过他的照片，青白色的长方脸，修得很整齐的络腮胡子。网站上他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看起来像艺术家，现在换成了谷歌的眼镜，气质反而变得泯然众生起来。

　　“莫，谢谢你这几个月和我通的邮件，终于见面了。”他和每个人握了手，请我们坐在沙发上。

　　沙发很柔软，我如同坐在云端，神经质地捏着左手的手指，“我期待很久了。”

　　“请节哀。”

　　“谢谢你这样说。”我条件反射般地用德语答了一句。这句话我最近听得太多了，有时候觉得很古怪，好像时间又回到了十年前，可是十年前和我说这话的人并不多。

　　“我要先解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对话并不完全称为心理评估。”他一边示意我们桌上的水杯，一边说着，“我更愿意将它称为‘协助判断’，大多数申请者对克隆服务抱有很高的期待，有时候这些期待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希望帮助申请者以更谨慎的态度来对待它。”

　　Berber在旁边小声的翻译着，我努力地捕捉这些句子后面的含义。也许是时差的缘故，我觉得脑子有点麻木，我开始不停地点头，好像在催眠自己，让自己相信我已经听懂了每一句。

　　施耐德先生也对我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人类克隆目前规模不大，从法律层面来讲，克隆人的人权和普通人没有区别。打个比方，和试管婴儿类似，他们虽然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了基因的臻选和提取，但都是通过母体子宫孕育诞生，其身份不会社会群体中受到特殊的对待。

　　“但法律也规定，目前所有机构只能克隆已确认过世、并提供死亡证明的人士。同时，为了防止人体药物实验等极端的情况发生，任何机构不得对克隆人的原基因有任何的重组或干预，除非此基因直接导致了其克隆原体的死亡、或无法控制的疼痛。”

　　我的身体抖了一下，Berber很敏感，迅速地转头看了我一眼，“你可以握着我的手。”

　　我感激地握住她的手，她健康的小麦色手指合拢起来，更显得我的手惨白。我抬起头看着施耐德先生，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你可能也会在新闻中有所耳闻，人类克隆技术可以说是现代科技与传统伦理观的抗争，也是公共利益和个人情感之间的抗争。如果没有十年前的疫情作为导火索，数以亿计的家庭失去至亲，恐怕法这项技术仍旧不会被批准应用。

　　“所以，简单来说，目前接受此项服务需要几个先决条件。首先，提出申请时，必须得到克隆原体的两代以内直系亲属的签字许可；其次，必须要为克隆婴儿的养育者——我们称之为养父母进行完备的社会评估和心理评估，这和普通收养程序有所不同，会更加严格一些。”

　　“为什么是对于养父母进行评估，而不是直系亲属？”Jorg问。

　　“克隆婴儿与试管婴儿有所不同，试管婴儿的养育者大部分都是其真正的生物学父母，但是克隆婴儿的情况千差万别。比较极端的案例是，苏黎世有一位妇女曾申请克隆自己的母亲，在当时引起过业内争议。”

　　“更多的情况是，如果申请由年迈的父母提出，会需要评估他们的经济和健康状况，是否适合抚养未成年人。还有痛失爱人的申请者，他们会在缺少伴侣支持的情况下独自抚养未成年人。总之，任何孩子都应该在健康和完备的环境下成长，这是基本原则。”

　　短短几句话，让我听得如同惊涛骇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试图挽救这不幸的方式也林林总总。

　　这沙发上到底坐过多少心碎过的人？我禁不住猜想。

　　“而且，我们一直希望提醒的一点是，”施耐德先生转过头，透过他的谷歌眼镜，把灰蓝色眼珠盯在我脸上，“养父母必须很清楚地知道，尽管基因相同，克隆人并不是克隆原体本身，而是另外一个人。他是全新的个体，你无法在他身上找到回忆。”

　　我的心脏重重地敲了一下，身体仿佛被钉在沙发上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