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一双人》至高无上是飞行

6、番外 傅中杰自叙

　　我叫傅中杰，1944年12月17日在昆明空军医院出生。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从记事起我就没有见过父母。我的童年在广东中山傅家老宅度过，那时我总会偷偷跑出去玩，但是同龄人都叫我“遗腹子”。有一次，我跑去叔奶奶面前，奶声奶气地问她为什么别人都叫我“遗腹子”，为什么我只有叔公和叔奶奶，没有爸爸妈妈。叔奶奶先是一愣，继而紧紧抱住我，哭了起来，对我说：“中杰有叔公和叔奶奶。”
　　叔公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但是他特别喜欢我，比喜欢自己的亲孙子更喜欢我。记得在我四岁的某一天，叔公终于打开了那间从不让人进去的屋子，找出了几个金属块和一些衣服勋章什么的，告诉我，我有父亲也有母亲。当晚我就哭闹着要找父母，又好像是有一种魔力吸引着我一样，我抓住一副皮手套不放手，说这是父亲的。叔奶奶连连埋怨叔公：“孩子那么小就跟他说这些”，一边又抱着安慰我，给我剥开一块糖吃。
　　我永远记得那天，叔公和叔奶奶将玩水正开心的我抱到了汽车上。汽油味道熏得我阵阵干呕，我抖动着腿要下车回家，叔奶奶红着眼睛告诉我，我们要坐大飞机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我很开心，以为可以去找父亲母亲了，挥舞着小手，一个劲说，找妈妈，找妈妈。叔奶奶则是不停地擦眼泪，时不时往车窗外张望。果然，我真的在马来西亚坐上了大飞机，先飞到了一个岛，后来我知道那个岛叫夏威夷。然后，我又经这个岛飞到了一个全是金头发蓝眼睛人的地方——加拿大。
　　在加拿大，叔公更老了，我也渐渐长大。叔公不愿意出去见外国人，则常常抱着我，给我讲故事。从那些战争故事里，我渐渐知道了我的父亲傅介安和母亲林苑子，我还知道父亲是飞行员，母亲是科学家。当时我很开心：原来我父亲母亲都那么厉害！我问叔公，为什么父亲母亲不像别的小朋友的父母一样，每天照顾我。在这个时候，他只是摇摇头告诉我，父母都在国外工作，他们工作结束就可以来加拿大了。所以，我就会无比期盼那一天的到来，也总是问叔公，他们怎么有那么多工作要做，都舍得扔下孩子好几年不见。
　　傅家是书香门第，叔公那一辈人子孙众多，且都有各自的成就。最有出息的是小叔公傅公川，他是一个享誉海外的经济学家，也是他安排傅家老小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傅家很多子孙都去经商或者做教授、学者。在我记忆里，家里的房子越来越大，从刚来加拿大的小公寓，到叔公去世时的联排独栋别墅，才十年时间。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中，叔叔婶婶伯父伯母都对我很好，一见我就会抱我亲我，给我很多新鲜的礼物。那时小，有了安乐的生活环境，也就忘记了很多不开心。我就这样在加拿大上了公立小学，私立初中，贵族高中，然后去美国读哈佛大学，做完博后回加拿大继续进行神经生物学研究。
　　1955年，我11岁时，第一次在报纸上读到了母亲的名字——林苑子 Yuanzi Lin。新闻标题是“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一家回到红色中国”。里面提到，和钱先生同船的还有旅美物理学者林苑子女士。我拿报纸去找叔公，问他这是不是母亲，要是母亲，为什么不来加拿大看我。叔公看到报纸亦是一愣，随后安慰我，那不是妈妈，只是和妈妈同名而已。我很难过，因为冥冥之中我就感到，那一定是母亲！
　　我又拿着报纸去找小叔公傅公川，我觉得他肯定知道。小叔叔是一个端方君子，看到报纸，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告诉了我很多从没听过的事情。他说，我的父亲傅介安是kmt空军飞行员，在我出生前两个月，也就是1944年10月17日，于缅甸牺牲。我的母亲林苑子与父亲在联合大学相知相爱，二人感情甚笃。父亲牺牲后，母亲受不了打击，生下我之后便再次赴美留学，潜心学术，不再问世。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发自内心的难过，也是我第一次理解了“遗腹子”的意思和所有人对我特殊的关爱是为什么。小叔公拿出了很多照片给我看，与以往看到的父母亲单人照不同，里面有父母亲的结婚照。照片里，母亲笑靥如花，一袭白色婚纱清冷典雅；父亲穿着空军军装，英姿勃发。
　　当晚我哭成泪人，惊知父亲是抗日英雄，可我宁愿父亲不是英雄，我想让他陪我长大。我愤恨母亲扔下我，让我明明有母亲却如同丧母。我躲在小叔公的怀里崩溃大哭，几天都没有缓过来，每天念叨着要找妈妈。
　　这些伤痛像刺一样埋在我的心底。18岁，我申请大学时，小叔公要我学物理，或者学航空工程。我恨母亲离我而去，不愿意和她学一样的学科，即使我最擅长物理。我别扭地填上了最不擅长的生物学，坎坷读下来，竟也成为一位神经生物学家。21岁时，我大三，被美国同学拉去航校玩，他们要教我开滑翔机。我望着那些吞噬了父亲生命的钢铁机器，疯也似的逃出了那里，第一次对他们大喊大叫：“I hate plane！ My father is died of them!”那群同学都静下来，有女同学上来抱住痛哭的我。其中的一位犹太人就这样成为了我的夫人，她也是一名神经生物学家，父母均死于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们都痛恨战争，因为战争夺走了我们最亲人的生命，独留我们于世上尝遍人情冷暖。
　　傅家其实一直关注着母亲的动态。父亲牺牲后，叔公和叔奶奶来到昆明，见到清瘦憔悴的母亲，表示可以照顾母亲和腹中孩子的后半生。母亲的成长环境教她变得清冷倨傲，直到遇见父亲才有所改变。失去父亲的母亲再次变得孤冷不问世事，她拒绝了傅家所有好意，坐完月子，给我取名傅中杰后，便带着父亲的部分遗物出国了。母亲留美十年中，傅家子孙时常去找她，希望她能回来照顾我，或者，她结婚再组家庭，傅家为她备嫁妆。但是母亲心已死，每次都是淡淡地告诉来人不需要。我知道母亲心里只爱父亲一人，失去父亲，她不再爱别人。
　　但是傅家没料到她会回大陆，连傅家都因为两个儿子是kmt空军飞行员仓皇逃走，她作为kmt军官遗孀，又是旅美学者，回国岂不受苦。所以，母亲回国之后，傅家就再也联络不上母亲，甚至以为母亲已经在历次运动中丧命。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渐渐允许华人华侨回国探亲。于是，我试着寻找关于母亲的消息。后来我知道母亲从事的是国防秘密工程，一直隐姓埋名，所以一开始我根本找不到母亲的消息，郁郁寡欢地以为母亲真的去世了。我第一次确认母亲还活着，是她当选教育部学部委员（院士）。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老人的名字和我母亲一样，专业类似，照片也相像。我那时已经在华裔科学家中小有名气，所以我接触了中科院，以访学为由，打听了那位林苑子院士的相关信息。
　　1989年12月17日，我一得到了林苑子院士的电话，便迫不及待拨通。越洋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听到了一个陌生而苍老的声音：你好。我小心试探：您好，请问是林苑子院士吗？对方答：是。我激动地说：我是加拿大神经生物学家傅中杰。母亲似乎愣了几秒：你，你是中杰吗？你父亲是傅介安吗？我的泪滚滚而下：母亲，是我，我是中杰，我是您和傅介安的儿子。我听到母亲在电话那头抽泣着，我也无声地哭着，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妈妈。45年未见，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和母亲说起话，只是不断问她身体可还好，住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告诉她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放下电话前，母亲说：“中杰，这是妈妈第一次祝你生日快乐。”我崩溃大哭。
　　得知母亲的确切消息后，我立马通知全家人，并且和中科院定下了访学的日期。一个月后，我便带着夫人和儿子一家回国探亲，对外称是访学和旅游。下了飞机，有母亲的警卫人员接我们去了她的寓所——简朴的筒子楼。在寓所见到母亲的那一刻，我泪如泉涌。她实在比我想象的要苍老很多，关节也不好，走路颤颤巍巍的。她握着我的手，摸一摸我的脸，对我说：“真的很像介安。”她又去看看我的夫人，用流利的英语和她说话，抱着我那胡闹儿子搞出来的她的重孙子。我们都怕她年纪已大，抱不动孩子太久，没想到她手臂有力，抱了好一会才依依不舍地放下，好像是四十多年前抱我那样。
　　晚上，我和夫人看遍了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和母亲的专业书籍，家中只有一个黑白电视机和一个留声机；卧室床头柜放的是母亲唯一一张父亲升上尉的军装照，硬朗帅气，又带着一些温润君子的气息；父亲的所有遗物（母亲当年带去留学和留在傅家老宅没带走的一部分）被母亲整整齐齐的放在她当年留学用的箱子里；客厅墙上挂着母亲的立功证书、勋章和□□追认父亲为烈士的证明等等彰显父母一世成就的物品。
　　除了公务活动，我每天都在家中，和母亲说话，帮她做家务。我渐渐得知她和父亲那些甜蜜的过往，也知道了她回到大陆后的所有事情。当然，母亲保密意识很强，所有涉密国防工程她都没有告诉我。我们这对46年后相逢的母子有很多话说，但她说的最多一句话是：中杰，你长得和介安一模一样。别人都当母亲有些老年痴呆了，只有我知道，她耳聪目明头脑灵光，她只是太想念父亲了。
　　访学结束，我回到加拿大，时时刻刻在思念和担忧着寡居的母亲。1991年，我再次飞往中国大陆，因为我接受了杨真宁教授的邀请，来到庆华大学做客座教授。1993年，母亲在家中摔倒入院，我终于决定放弃加拿大籍，加入中国籍，任教于庆华大学，时时于母亲膝下尽孝。夫人是中加两地跑，儿子一家来过大陆，但是更喜欢加拿大的生活。
　　时刻陪伴于母亲身边的七年中，我和母亲无话不说，这让我愈发感受到母亲和父亲一样赤诚的爱国之心。当时香港、澳门尚未回归，母亲很期待能去这些地方看看，跟我说：“你父亲当年从军就是为了赶走日本人，夺回我们的国土。”父亲于1942年入党，为了救民于水火；母亲于1973年入党，为了造出国防武器抵御美苏冷战威胁。我在1999年入党，为了继承父母建设中国的意愿，为祖国培养更多科学人才。
　　2000年元旦，母亲在澳门逝世。弥留之际，她告诉我她很满意自己的一生，因为遇到了我父亲，生下了我，并且亲眼看到父亲当年捍卫的那个国家越来越好。最后，她喃喃着：介安，只剩台湾还没回家了。

作者有话说

　　完结撒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