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张海平

7、前言

　　当我正式开始叙述这一件不寻常的报道之前，我要先讲讲我自己——我，马克·沙克尔顿，来自美国洛杉矶，一位受人“尊敬”的小报记者。

　　我的工作和上世纪跟在摇滚明星屁股后面的那群人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们可能遭受殴打，而我却只用散播他们的谣言，之后坐享其成。在我刚刚得到这份工作时，我刚刚从社区大学毕业。“给我找点活干，杰斐逊。”我这样对我的父亲说，在下下周一，我就来到了这个地方。这听起来不是很靠谱的一桩买卖，但那是，我只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善于把自己的头埋在脚下的沙子里，屏蔽外界给我的一切经验和教训。（事实上，我曾经信过圣母。但我猜她向我传讯时，我正好把头埋在了土里。）我痛恨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我痛恨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马丁·路德·金，撒切尔，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的许许多多东西。我甚至偏执到了一种几近病态的地步：猫上桌是罪孽，狗睡觉是可恨，更别提我接触过的其他人了，在我的眼里，他们甚至不如许多猫猫狗狗，他们没有灵魂，只是一堆堆会行走的肉块。

　　于是我开始转变我的生活哲学：金钱至上，骄傲自大。直到现在，我都不认为这是多么错误的一件事，只是它出现的时间和这个世界不对付。那时候我认为，世界上所有高傲，纯洁的灵魂都只是一把灰烬，一点泡沫，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更是经不起金钱的考验的。也许您会认为我是性手枪，或者枪炮与玫瑰的忠实粉丝，那您就大错特错了，我对摇滚几乎一窍不通，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制造他们的谣言，而不是真的跟在他们后面，试图获得一手资讯。我曾经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过这样一篇“著名”的文章：《黑魔法师们的秘密：对于吉米·佩奇的独家调查》。这篇文章发表后，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效果：人们热衷与讨论这件事，这位曾经的齐柏林飞艇乐手，大器早成的天才与——黑魔法师。我却遭受了不小的压力，每天都有他的忠实信徒们往我的邮箱里塞上一些威胁信，有的青少年用厕纸围满我的家——那件小红砖公寓，还有的人抓住了我的猫，剃光了它身上的所有毛发。那时候正是贾斯汀·比伯流行的时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对一个老年人抱有如此的热忱。难不成是吉米·佩奇用黑魔法控制了他们的心智？如果是这样，也就难怪他们反对我的文章了，因为他们妒忌我找到了吉米·佩奇的秘密。

　　在这件事情后，我对于名誉，地位与金钱的追求越来越狂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摆脱我心灵上的创伤。我开始没日没夜地编写文章，以便获得更大的利润以及更多的金钱。真正改变我的追求的，是我在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进行的第一次旅行。

　　我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去过苏联了，但说实话，它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非常确切的印象，我对它所有的看法都来源于电视台的那些循环播报。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只记得我在列宁格勒的沙滩上玩得很开心，捡了不少在美国见不到的稀奇的海螺与贝壳。在这次的旅行中，我没有去圣彼得堡，而是来到了莫斯科。这场旅行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在近阶段的工作中屡屡碰壁，并且我的父亲和母亲接连去世，我的表兄妹居然在他们死后的第二天又来和我争夺他们的遗产（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在那时，我的父亲和母亲还在火化炉里。）。巨大的悲痛和事业上的挫折让我萎靡不振，同时，我也没有心情去打官司，捍卫我应得的那两千美元。我因为这件事丢失了工作，最终，我的兄妹们决定施舍给我一千美元，并且收回我的小公寓。我拿着其中的一些钱来到一个少数族裔社区，也是在一栋红砖房子上，我租了一间小阁楼，之后便整天酗酒度日。

　　在某天我难得清醒的时候，我站在窗户旁边，偶然看到对面有一间小小的私人博物馆。也就是在我走进这间小博物馆的时候，我决定开始这场旅行。这间博物馆里主要展出的是有关于苏联的一些东西，因为馆主曾经是俄罗斯人，他有不少那边的亲戚，他收集一些家里不用的证件或者是小玩意儿展出获得钱财。我在里面转了一大圈，从一些苏联人的私人证件，再到姑娘“马克沁”，除了列宁的头骨，这里应有尽有。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一套从一位死去的警察身上搜出的东西：一个灰色的公文包，被血浸透的小方格手绢，一本沾了血的苏联护照，还有一小本党员证和一本日记。我曾经问过馆主它们的来路，“这是一个可怜人，我曾经认识他。如果你想要这些资料，我可以给你。这些东西在我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用，也许你可以让它们变得更有用点。”于是我花了几十美元得到了这些东西。当天，我找了个俄语翻译，让他试着来翻译这些我感到神秘的字眼。可他只是说这个男人的名字很古怪，别的一概无可奉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你只要知道这是个可怜人，给他一点同情就够了。你还可以把这些东西还回去，拿走你那几十块钱。”

　　我对他的态度非常不满，在我看来，他不过只是一个逢场作戏的小丑，见别人落魄到极致，他似乎也就可以践踏我的尊严了。我没有听他的话，而是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带着剩下的钱，去俄罗斯找到他是谁。

　　现在我要向我的读者们澄清一个事实：我并不是想要成为斯诺，我也并不单纯是爱上了冒险。对我而言，这种行为就像是人死前的回光返照，像是一条衰老的狗对着空气在抵抗着什么。我只是想到要去俄罗斯，便这么做了。我卖掉了我的猫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参加了一个俄语速成班，并且凑够了我单程的路费，紧接着，再出发之前，我连着看了三遍《朋友再见》，就好像我此行不是要去旅行，而是要抢劫银行一样（事实证明，这场旅行的危险程度不亚于拿着棒球棍去抢劫银行）。我可没有巴伦和波普的胆识，如果换做我，没准刚刚落地，就被一只鸽子吓得不轻。事实证明也确实是如此。在飞机上，我忍不住好奇，反复地翻看那几小本证件。他名叫乔林斯基·约瑟夫伊里奇·阿尔基——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名字，就像是有人在翻词典的时候掷骰子，将骰子指示的字母随意拼凑出来一样。护照上显示，他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出生在莫斯科，去过瓦利马，东柏林，海利根达姆以及基辅和明斯克。有些字体已经被血污染得看不清了，但他大致到过这几个地方，或许更多。在党员证上，我在第一页发现了三枚血手印，以及他的入党年份——一九八八年在高加索地区某党委入了党，接下来便是缴纳党费的记录。如果我高中的历史老师没有犯糊涂，苏联在一九九一年就已经覆灭了，但是他却一直记录到了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这也许对他来说是一种奇妙的仪式，也似乎是他试图寻求安慰的方式。接下来，我便把我的全部目光集中在了那张小黑白照片上。他的半张脸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随着氧化发出黑紫色。两只平静的，抑郁的眼睛在那张长着尖下巴的脸上镶嵌着。照片中的青年稚气未脱，看起来也只有十几岁，但他的眼神却让他老了不少。那双眼睛和他的脸及其不协调，就像是婴儿身上却长出了老人的皱皮一样，悲哀而又恐怖。我看了他许久，最终，他似乎是发出了一声叹息，对着我笑了笑。我揉了揉我的眼睛，发现他还只是待在原地，什么也没有变。

　　在宾馆里，我试着研究那本日记。它的记录日期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到一九九六年结束。上面的文字虽然工整，但是以我的俄语水平来看，还有些晦暗难懂。我坚信这世界上有缘分存在，我这样想着，总有一天我会知道这个可怜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也总会有一天我会弄清楚他的身份，他的性格和他的爱好这类无关紧要的东西。当时，我无所谓会浪费多少时间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是一星期，一个月或者是一年，我都愿意等。因为我已经将这个神秘的男人作为我生活的全部信仰了——也许这很好笑，但这确实是事实。好奇心有时候能够挽救一个站在暗礁上的无助的青年，让他的身上滋生出来游回岸边的力量。

　　接下来，就在第二天，莫斯科，我的小宾馆旁边的一片空地上，我遇见了一位让我终身难忘的青年。他叫亚历山大，姓阿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