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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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路，法租界公董局的二楼办公室，面窗的办公桌，上午最后一点阳光，斜落在打字机上。亭台楼阁似的文件堆在周围，批改，画圈，波浪线，与大大小小的拉丁字母组合在一起，层峦叠嶂得起了雾，慢慢就往后面退去，在视线里模糊起来。
裴清璋知道自己又开始发呆了。可发发呆不也挺好？她不能总是这样奋力工作。那天杜伐尔{1}走的时候，如常和她打招呼，就因为她说法语的腔调他喜欢——杜伐尔看她还在忙碌，竟然叉着腰拎着有绶带的漂亮帽子（天知道他还要去哪里高乐），说，裴小姐如此专业，是公董局的幸运，而我的领事馆里没一个人比得上你，是我的不幸。
她被杜伐尔打搅了撰写董事会文件的漫长苦劳，很想没好气地回一句，那到底是法国之幸还是不幸？但她还是她，裴清璋不止是法租界公董局最重要的秘书之一，更是成日和翁同龢叙乡谊的常熟裴之廉的孙女、裴中衍的独女，臭钱无几、家规成山的遗老家庭出身，别的不知道，礼数一定知道，官家小姐，哪有在外面张嘴谑人的？
“官家小姐”。
她的眼神涣散失焦，瞟见日历上写着1940年8月20日。刚才看见报上说，《大美晚报》国际版编辑陈振章被日伪特务刺杀身亡，听见后面同事们细碎的聊天声和电扇的声音嗡嗡地混成一片，有两个人正在悄悄议论此事。
又死一个！这76号的人，真是心狠手辣！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啊！这话你也说出，军阀混战的时候，今天张大帅明天赵大帅，吴佩孚孙传芳，哪一个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可是你不能为了日本人杀中国人啊！你这个话，也就只能在这说了！日本人要是进了租界，那才完蛋呢！日本人敢进租界？我可不信……
她听力太好，往往什么细枝末节都能听得很清楚，以至于往后都是鸡毛蒜皮、油盐酱醋、直扯到了哪家的白切鸡好吃，她才回过神来。
白切鸡，可以考虑。就是未必有家里女佣人做得好。女佣人手艺好，可也许过一阵就走了。今天上午自己出门，那崇明妇人又和自己提了一遍。上一次提的时候，自己为了挽留，说愿意给她涨薪，那妇人还是不肯，就是要回家。
女佣说自己有八十老母要照看。她没法不同意。人家的八十老母有病，她的母亲还年轻，还强壮，还美丽，还能隔天就出去打一次牌，要说健康，估计她们俩比女佣都要健康，就是需要女佣照顾她们母女二人起居生活。这到底是官架子，臭架子，还是空架子？
也许是四体不勤导致总要无奈地求人伺候自己的烂架子，挤满灰尘，摇摇欲坠。
她想搬出自己不好找下一个的事实来挽留女佣，女佣肯定要笑她，说，小姐，别人不知道还情有可原，我是知道的，你在公董局，你涨得起，钱多还怕找不到？
是啊，涨得起。
她看一看眼前山一样的文件。她涨得起，她很清楚在自己的家庭财政规划中，她是可以涨，涨完之后再刨去一切费用和要存下来的钱，她的薪俸其实所剩无几。有时看着那点零余，买什么都不够，觉得还不如去存了，积少固然能成多，积极少只能成少。
一日三餐，衣服水电，女佣交通，四季礼物，幸好老首饰还有，不必置办新的——她也置办不起，她也不需要，需要首饰的只有母亲。她的工作就是来支持这些。而母亲，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撑着自己的架子。说起来很合理，其实母亲并不喜欢她的工作。就像亲戚们说的，不够体面，甚至干脆就是不体面。官家小姐怎么能抛头露面？管家小姐怎么能伺候人？还是洋人？那些话她都能编，她裴清璋能随口做五言七言，能轻易编出一篇法文新闻稿，这些话她也能轻易想出来，她太熟悉他们的白眼冷眼与虚情假意了。
母亲也许还是明白她们现在不得不如此的境况的。她也明白，明白这是她自己选的法文专业，在一定要念完大学和一定要找到工作之间折衷，得到眼下这个结果。好也好吧，不能说它不好，予你吃喝绸缎；不好也不好，恰如眼下，她不喜欢这份工作。
当然，她知道相比其他工作，这里没有骚扰你的上司、没有粗鲁野蛮的日本人，也有稳定的薪酬，发的还是英镑（这导致她三天两头像关注小菜的价钱一样关注汇率，银行的黑市的私人的，通通要算），已经好了太多——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是空虚，她无法想象她要在这样文字与打字机、油墨和火漆还有斤斤计较的账本里活到什么时候，她感觉自己茕茕孑立，在风中被吹得四处摇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落下来站定了，或者找到一棵大树依傍。
哪怕是一根旗杆子都行。她需要一个支撑，她需要有人来明白她。虽然她也知道眼下这木已成舟的不喜欢也有自己的原因，是自己自作自受，但是她还是需要。需要有一个人完全地懂得她支持她，了解她的一切秘密，分担她的压力，哪怕只挑担子轻的那一头也可以，只要有这个人。
因为她在阳光下的生活却不能支撑她穿越黑暗坚持下去，黑暗里她有另一种生活。黑暗中的她，是默念密码，指尖发报，敲击着点与线、长与短，传递着她本不想知道的信息的人。
不知道别人管她们这样的叫什么，日本人带头管这个叫特务，她不太喜欢，何况她只会发报，会窃听，会速记，别的什么都不会。和那些开锁打架下毒什么都会的人根本不是一类——她根本就不应该被招纳进这一行。可有一点，她爱自己也恨自己、让别人都爱自己的一点，让她被看上了：她过目不忘。
年幼在家里找了人授业时，裴之廉就喜欢她这一点。四书五经，她四岁就会背“知止而后有定”，六岁就读《四书章句集注》，八岁就学会背《项羽本纪》给裴之廉听，逗爷爷开心。现在想想裴之廉听完的样子，那副躲在楼上睡在摇椅里和自己的第五个儿子唯一的女儿背书、以逃避外面的变化家里的纷乱的困倦样子，其实并不快乐。裴之廉总是和她一起背完，捋胡子，闭眼摇头，喝一口茶，喃喃地说，要是还开科举，要是她是男儿。
她那时候不懂这些话，现在懂了，继而不以为然。
后来她进入公董局，也是这点让她晋升得快。在所有不体面的工作里，她矬子里面拔大个，选了这个。在所有的公董局职员里，她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在这个人数一向不多的职员群体里，她的法语标准而流利，已经足够突出，还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记住了看过一次的重要文件并当场背给董事们听，从此就当了董事局的秘书，接着在一个细雨夜被一位华董叫到法国总会去，见到了朱家骅{2}。
她有些担忧，靠着教养终究没露出战战兢兢的丑态来。起初以为华董要对她做什么，后来又以为朱家骅要干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全在聊天，跟她叙不出旧就叙亲，她祖籍常熟，他祖籍湖州，非要说家里的常熟亲戚。那是民国二十五年{3}，那时候朱家骅还在当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理秘书长{4}，介绍的时候说了，但她什么都没想。要等到一年后，二十六年，日本人来了，仗打起来了，朱家骅临走之前来找她，说虽然见了许多人但你我也要见，说往下的日子肯定会很难过，毕竟是打仗，说你的才华不要浪费，说我有个地方可以给你做事，有些收入，作为补贴，也能发挥你的作用，在敌后为我们抗日救亡发挥作用，说我听说你不是今年还学了速记{5}吗，我听说你学得特别好，那是种了不起的本事，说你的身份你的才华你的能力，不干这个，实在可惜了。
没功名可考，实在可惜了，现在没有生死一线的事情做，也成了可惜。她不置可否，刚想要说再考虑考虑，朱家骅就开始说钱，说公董局就是再安全也不会涨薪，欧洲眼看要打起来，一打仗物价就要涨，到时候你家就你一个收入来源，怎么够？
那天晚上朱家骅和她说的话里面，竟然只有和钱有关的是实话。
民国二十五年，去学速记，是为了在秘书处晋升，华董私下跟她说速记好的优先考虑，她则明白10英镑是钱1英镑也是钱，只要涨了都是好的，涨了她就能收回投资。结果事实证明，即便是董事会的秘书，薪俸上涨的程度也有限，她觉得自己被洋人和华董合起伙来给骗了。结果民国二十六年，这手艺终归给她招来一份财了；而且朱家骅还说，因为别人不知道董事会秘书薪水一般，也会自发地认为能一直干秘书的遗老遗少的后代肯定老实安静、绝不惹事生，很有利于遮掩她的那一重身份：兜兜转转，她倒是达成了“多挣点钱”的目的，像是她这个人走到今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浇筑出来的。
她回过神，整理好混乱的文件，麻利地敲完，取下，快速核对一遍——别人都觉得她这样做是无必要的，只有她自己坚持——然后送去给其他委员会，财政、地产、电影检查、卫生、人事、教育，最后从园艺委员会回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园艺？这租界内歌舞升平，中华大地其余地方烽火连天，这是什么日子？
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子——她这样对自己说——给了你一份英镑计价的工作。
刚才还在园艺委员会那里听负责人说现在去修修剪剪到底安全不安全，花匠总要从华界进来，日本人要查，又不能把花匠留在租界住，万一……
万一什么，她随便问。
万一……那人也万一不出个什么。总之还是不太好，那人说。
她没搭话。自己回来，事情做完了，效率挺高，于是整理桌面上的文件。
她答应朱家骅的时候，朱家骅高兴得不得了，说了许多好话，她只是赔笑，那些民族大义，她懂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满脑子想的是天秤的平衡，好像照朱家骅说来危险和收入是完全等价的，多一毫子不给，多一分危险也没有。结果现在呢？
她看一眼窗外，外面是阳光灿烂，来收尸的清早才把地上的麻袋收走，里面装的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看见了血。
她也不想知道。不能想。有时候76号用铁丝把不知道是谁的手指头捆在电杆上，活像那木头电杆长了手。有一天另一个女同事来上班，脸色煞白，说是在路上看见路灯下有人头。这位同事住公共租界，她想，幸好自己不住。
这时候说危险，晚了。她发电报的手艺太好了，来不及回头了。她学了半年就出师了，郁秉坚{6}说，要不是你本来有那份正职，我简直想要把你拉到我这里来。她虽然知道郁秉坚不存任何坏心，但也不喜欢这说法，不怎么喜欢他的夸赞，连带对这件事都没什么喜爱之处。是啊她发报快而准，密码往心里一背，明文往眼前一读，脑子里出来的就是密文，而且最可贵是，她发报没有“笔迹”，毫无特点可言，简直是标准的标准，像教科书一样。
因为这个，她在郁秉坚、在朱家骅、甚至在中统上海站，地位都很稳固。她在公董局的职位也稳固，别人都担心被辞掉，倒数计算时间以盘算最后底线就是“裴清璋被辞退的那一天”。这份稳固又倒过来促进了她的特工事业。多有趣、多可笑的循环，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挣钱，做特工是为了赚钱，做这么危险的事是为了赚钱。
但凡她再有一点钱也许都不至于此。可“一点”是多少呢？她从不知道。她管账之前，该还的债已经还完了，“钱货两讫”，父亲的尸也收了，人也埋了，丧事也办完了，两母女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她这才去读的书，一回学校就说换专业，要去读法语，辅修英语。原不是这么想的，原来觉得——
咔哒，她听见办公室外面走过的法国男子掏出打火机掀开盖子的清脆声响。纸烟。卷烟。隔壁的法国老头抽烟斗。没人抽大烟。新派的人应该不抽。她父亲不是，祖父也不是，所以他们抽。那种甜腻的香气在她记忆里总是和《古文观止》、《左传》还有《论语集注》联系在一起，也和绍兴酒的酒香、堂子里长三的汗巾子上的芳香联系在一起，还和争吵、咳嗽、以及哭泣联系在一起。
到底是哪里不对，所以今天是这样呢？是从祖父分家开始？还是从祖父病死在最后一笔财产划分完毕开始？是从父亲和母亲结婚开始？还是从母亲身体不好二十四岁生下自己就再难怀孕开始？是从父亲流连长三书寓开始？还是从父亲一再被人发现醉倒在酒桌上摇也摇不醒只能送回来开始？是从母亲和父亲大吵大闹开始？还是从父亲虽然拒不料理家务却允许自己去上新派女中开始？是从自己考进了大学父亲却笑得一脸愁苦开始？还是从父亲无论如何要买现在这套洋房开始？
他卖了铺子，卖了另外两处房子，卖了乡下的五十亩水田，后来又买了三十亩，换来钱干了什么她不知道，父母都不记账，最后都说不清楚，有时临时借了钱连字据也没有，仿佛对方来要债是空口一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然而不等她管账，她就知道，她父亲裴中衍临死前做的最对的事情、也许也是唯一一件对的事情，就是买了现在这套洋房。够大，够漂亮，够安全，法租界，凡尔登花园。
万不得已，她终归可以把客房租出去。父亲当时也许没想过这一点，也许也想过，她不知道了。因为买完这套房子，回来和母亲一说，说完又吵一次架，他就走了。十天后死在总去的长三堂子里。
从出生到父亲去世，父女相处的时光稀少短暂，父亲做的种种事，对自己做的是好是坏已经说不清了。仿佛随着时间流逝、世事剧烈变迁，小时候他带给自己的快乐也逐渐消散，年少时他带给自己的伤害也逐渐隐退。现在只剩下她和母亲了。对于母亲，她心里是那样复杂，有深刻难言的愧疚——仿佛她因一般的血脉就成了父亲留下来的还债者——也有一桩一件的埋怨，还有太多难以言表的不理解。她不希望母亲这样那样，又舍不得母亲不这样那样，一定是小时候不曾学会说出口，现在就只懂得把眼泪往肚里咽。
从小如此，长大如此，呼吸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也许——她望向窗外的阳光——唯一快乐过的时光，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和汤玉玮在一起的时候。和汤玉玮在一起的时光很快乐，怎么想都是这样。那天是轰炸，她还和汤玉玮在一起，于是甚至都不觉得轰炸可怕了。而父亲去世的那天，那是个平静的热天，她还在上学，还获得表扬了，可因为又是自己一个人了，这重担掉下来，她连叫都没有叫一声，就背上十字架了。
啊，汤玉玮，那个玉雕的人儿。后来再没有汤玉玮的消息了，只记得是去了美国。大洋彼岸的美国。不知道现在她好不好？
眼下，汤玉玮不在西雅图，不在华盛顿不在费城不在旧金山，不在她本该在的纽约晨边高地，不在任何一个裴清璋会知道、来日会烂熟的美国城市，就在上海，正走出卡尔登大戏院，把采访用的纸笔放回包里，拉一拉麂皮挎包的肩带，视线越过马路牙子下停着的大小车辆，左顾右盼，穿越重重车流，往街道对面走去。然而走到了对面人行道上，她又停住脚步、转过身来看了看戏院的大门，窗棂虽然很中式，可阳台和立面总让她想起西部电影，想起美国西部那些手持□□、满嘴嚼烟草的牛仔，想起那种快意恩仇。
啪！啪！手都不用从腰间拿起来，又快又准。
想来，二十六年的时候，周信芳就在这儿一口气演了三十三天的《明末遗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好气节！然而现在，歌舞升平依旧，叫人说不清这是个什么人间。
要不是她知道，她简直要怀疑那些日本人来了上海也会被远东巴黎的纸醉金迷给吞没、忘了大东亚的重重美梦。
敲碎他们的梦需要凶狠的铁锤。
穿街过巷，她走得很快。有路人侧目，也有完全不在乎的——一看就是个记者，跑得快是应该的。但她只是一个侧身走进法租界不起眼的背巷深处的咖啡馆，里面除了顾客全是礼貌的白俄。她是熟客，进去落座，金发的俄国侍应生上来用上海话问点单，她用英语点拿铁。等他离去，她从包里拿出铅笔和信笺纸，开始写稿。这是她的专长，善于写，写得很快，这里是她的西部，她是在这里做到又快又准的。她不需要相机，通过文字就能呈现画面。要是给了她相机——那要看当天是哪一家报馆这样慷慨——给她双份的工钱都算是便宜。
今天这家是《剧场新闻》，没什么钱，但是汤玉玮喜欢他们。后台有什么，观众怎么想，她永远能把握好剧场的神秘与解密之间细微但是吸引人的那条丝线，而《剧场新闻》也从不逼她越界。
咖啡上来，她快速地抬头微笑着说一声谢谢，又立刻低下去盯着稿纸，十分忙碌的样子。未几又从包里取出香烟和火机，看也不看地往唇上一放，一点，火光不如红唇来得艳。
别人说她是电影记者，她愿意，她也写那些花边新闻，为生计，也为了在泱泱花边新闻里写一些能看的、不那么下流的东西，但说到底，如果将重重身份剥去，她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摄影记者、自由记者。
在如今孤岛般的上海说自己是自由记者有些可笑，但她喜欢，而且她能做到。她热爱新闻事业，也热爱摄影，最重要的是，热爱这个民族。
深切的爱是温柔无波澜的，就像深切的恨一样。
烟灰眼看要掉，她看也不看地弹进烟缸，放下笔喝一口咖啡。这时进来一个头戴报童帽、鼻梁架圆片眼镜的年轻男子，一看就是家中豪富、喜欢打扮爱出来玩的公子哥儿。他在咖啡店里左顾右盼一番，末了竟然端着咖啡坐在汤玉玮对面。
她抬头看一眼他，又把眼神收回去，“这位先生，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他笑着，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捏着咖啡盘，“但不妨从今天开始认识。”
她没看他，“对不起，我很忙。”
“你是记者，对不对？”他放下咖啡，两肘放在桌上，整个人凑上去，“我记得，我在辣斐大戏院见过你。”
她抬起眼，瞟了对方一眼，“哦？”
“就是那次——”
他说得眉飞色舞，她看也不看，依旧写自己的。对方说了一阵自己如何进入放映间、与谁有关系、如何看到了放电影的全过程等等，发现她不理会，眼神就瞟到稿纸上，“你在写什么，又有什么新鲜花样了？”说着就要伸手夺过稿纸来看。
那干净修长的手指刚伸进稿纸里就被她打了一下，不响但疼，他立刻吃疼收了回去。她也不说话，单用铅笔指着他的眉心，对方立刻结了帐，讪讪而去。
门开了又关，咖啡馆里又恢复宁静，众人的聊天再度变成低沉的嗡嗡声。刚才压在告知稿纸底下的字条，已经被带走了。
这办法是她和他一起想的。没有碍着彼此的身份，甚至完全合理。而且从这一件事起，往下的事情都可以继续演下去，当时怎么认识，后来怎么重逢，欢喜冤家，诸如此类。反正只要他缠着她，有的是办法把纸条从她身上转移到他身上。
他还说，大不了我们甚至可以演到假恋爱，假结婚。
她真心实意地瞪他一眼，做你的梦。
她是一个刚刚回到上海才半年多的留学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还在纽约从事过一段新闻工作，差一点儿就要成为AP的记者，这都没错；她回来才半年就以特别能跑新闻、特别能写稿而出名，也没错：但终归，她的本质身份，是一个军统特工。
她学新闻学了四年没错，她在香港接受特工训练也有半年。她在纽约的唐人街认识安良堂的师傅拜入人家门下已经四年。而她有了干这件事的想法，往长了说得有二十六年。她从小就喜欢《刺客列传》，她迷恋那些凭一人之力就扭转乾坤的故事，有时候还自己扮演，从小父亲母亲还有哥哥都说她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她引以为傲。很多人回望自己小时候，总有些不堪回首，她不是，她觉得自己特别一以贯之。这种迷恋和豪爽使得她交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使得她胆子大到跑进堂口众多的纽约唐人街去闲逛，敢路见不平，敢拜人为师，敢和一众师兄争高低，师傅总说她气血太热，她笑师傅几时懂了中医。
直到她在纽约看见王小亭的那张照片{7}——残垣断壁，浑身血污的儿童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号泣——她觉得自己的眼泪是滚烫的，滴在衣服上霎时就蒸发了。她知道父母平安，哥哥妹妹也好，都在准备经过香港到美国来。祖籍南浔长于上海的她也没有一直把上海当作“故乡”，仿佛朦朦胧胧地，只有故国的概念。故国被人侵略、同胞被人奴役，她当然愤怒，焦躁得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好，但要直到这张照片，她才知道，她要回去。
前线既已不存，她就到敌人背后去，一刀，捅在命门上。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像一场梦，朦胧迷离，梦中每个人都说着奇怪的话，唯有她自己，清醒，执着，采取与父母妹妹完全相反的路，在旧金山与香港匆匆交汇后，回到上海。
然后是纸笔，相机，电影圈子，□□□□抗日媚日戏剧，一室一厅租在枕流公寓，上峰叫德堂。上峰说，你这个身份，特别好，电影戏剧的圈子里人多，口杂，套情报容易，也是你的专业。她没问往后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怎么办，也知道不能着急，也记得师傅说的那些“戒急用忍”的话，但在她能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要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当外面是这样乱。她稿子基本写完，休息一下再改，把烟掐了，望向窗外。选择这里接头，一是不近不远，二是岔路很多，三——三是她的确喜欢这里，有经常来的事实，完全合理。她喜欢这玻璃窗外小巷尽头大街的剪影，天然的、整齐的、天然吸引人的构图。而现在，她从这长方形的相框里也看得见收尸队，他们一天的活干完了，正在回家的路上。
只管收走不管打扫，那血迹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吓人的。□□对于常人来说是那么恐怖，可对于她而言，似乎还有更可怕的敌人。别人想的是“又有人被杀了”，她想的则是“自己最坏的下场比那还惨”，终结于枪口，终结于76号的监牢与某一种她不知道的酷刑，乃至于宪兵队牢房的新花样：敌人如此巨大，她却坚持得要战胜它。
每次想到王小亭的那张照片她都会坚定自己的想法，她一定要战胜它。
她永远记得自己看到那张照片时的心情，就像记得自己去告别师傅的时候。师傅说，我没有教会你多少功夫，倒把你带上了这条船。她说我不后悔。师傅说我知道你不后悔，你从来不会，我洪门子弟，能教出来一颗革命救亡的心，我也很满足。她笑，说功夫的确是学不成了，天生骨架子材料不够，但是救亡是够的。师傅点头，说是啊，人死不过一寸钉，做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去吧。
然后她就上了船。好几趟船，好几趟火车，从东部到西部，在旧金山一边等待母亲，一边安排父母在美国的生活。未几母亲和妹妹来了，人到财到，还说父亲、叔伯还有哥哥都在香港，一边转移财产一边要来。那是1938年的1月，加州天气清凉甚至还有点冷，她按父母要求置办了全套产业，安排妹妹去上学，等到全家都到了，才说自己决心回去抗日。
他们不愿意，也没法不同意。后来回去的船上她看见一本书，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8}。她看了，悄悄带下船，在香港找人自己翻印了好几份，寄回去给父母。也不是明志，就是希望他们能知道。
不，她要他们知道。要更多的人知道。当年，她离开上海的时候，怀抱的正是这样的理想：要让中国人知道世界、让世界知道中国。
这话除了对家里人，她只对一个人说过，高中时的同学裴清璋。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裴清璋在哪里。回到上海也没有专门去找过，也许逃难去了也说不定。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抗日。她要抗日，不计代价。她要抗日，以一切手段。
所以她告别父母，告别哥哥和妹妹，告别纽约、洛杉矶和香港，回到上海，回到□□，回到随时都会被76号抓走、死在里面的状态里。她不怕，既不怕成为专诸豫让，也不认为自己会成为。她有的是实力。她在香港学到的一切让她相信这一点，德堂意味深长的夸赞也让她相信这一点。
你来的是时候啊，德堂说，王天木的事已经过去了，不然，你我都活不下来，肯定会被他给供出去。
她笑，说是啊，现在上海，是新的战场。
低头看一遍稿子，改了几处，再来一杯咖啡，点上一根烟，一时也不想回家去——除了还在上海看摊子、时不时总想去香港或者菲律宾躲一躲的堂哥汤玉琅之外，她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了，朋友也多在美国，原来的老朋友老同学，基本上也去了重庆，可谓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按照德堂的指示，她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把自己社交范围尽量地扩大。收入支出什么的虽然不是问题，自己的私房钱也大可支援革命，可是一天天的到处社交，她总觉得孤独。为了办好事，她总不能彻底暴露她是谁，展现的自己是经过了掩饰修饰矫饰、带着重重面具的自己，这样交到的朋友，只令人疲劳，这不是分担式的关系，而是充满强加的关系。她不喜欢。她怀念少女时代曾经在法租界自由玩耍的日子。啊，那些日子是那么遥远，那时候还有裴清璋。
裴清璋。
淞沪抗战时，她和裴清璋，不，她带着裴清璋和全家一道躲在自己家里。那时候竟然怎么都找不到裴清璋的父亲裴中衍，“天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裴清璋的母亲总是这么说。最后，还是她的父亲拜托了青帮的朋友去找到的，还是在窑子里。十年了，想想那时候的裴清璋并不快乐，她看得出来，那样子太鲜明，当初看不透的种种，现在想想也全明白了，全明白了。
希望她现在过得快乐，虽然在现在这世道，恐怕很难做到。
窗外，她看见一群瘪三大摇大摆走过去，一看就是跟着吴四宝投身76号的人，自称“青帮帮众”。哼，她在心里冷笑，门规森严，结果只要世道一变也就跟着变了。所谓“江湖上”真正可靠的人，也没有多少。像师傅那样的人，更乐自外于“江湖”。不过吴四宝如此招摇，恐怕不日就要死了。难不成还以为自己是老虎灶里的开水，开了锅就会升天？
师傅曾经教她不要鄙视自己的敌人。可对于吴四宝，她实在没法看得起。
她起身，旋风似地收好了东西，走出了咖啡店。
极司菲尔路76号，高洋房的二楼，东边办公室，情报处{9}里，万小鹰百无聊赖地坐着。平常无事的一个下午，楼下的两个接待员都没事儿干、正互相抢对方领子后面的进门标志闹着玩，她的位置背靠窗台，调笑玩闹的声音一浪一浪地涌上来。按理，她当然不应该坐在这里，情报处本来都是在门廊下边东头那溜平房里的。但是为了和日本宪兵队的督导近一点、更是为了和李士群近一点，情报处搬上来了。是故，这些日子以来她干的最多的就是跑上跑下，把情报送给李士群，送给宪兵队的督导，身影反复穿越高洋楼面前的花园，活像一只蝴蝶。
在吴四宝这些人看来，她当然是花蝴蝶，恰如她看不起吴世宝、非要叫人家烧老虎灶时的名字吴四宝一样。
万小鹰新来的，论资历，是新人，是唐惠民带进来的。乍看起来既不属于丁派、更不属于李派，论理要么沦为两派倾轧的牺牲品，要么默默无闻以求自保，谁知道万小鹰一来就得到重用，众人不明所以，以为唐惠民失势已久、怎么会有如此能量？后来看见她和日本督导说话才明白了，她会说日语，而且很流利。
那她和盛东声的关系姑侄也就不足道了。和一个前花花公子、现政府官员的已不存在且无血缘的亲属关系，哪有会说这么好的一口日语来得重要？
虽然他们也不待见她对日本人礼貌谦恭、对中国人玩世不恭的样子，但似乎总也看不见玩世不恭和前倨后恭的区别。他们只能看见万小鹰华丽的衣裙，新烫的卷发，摇曳的步态，再闻到一点时新的香水味。
此时万小鹰懒懒起身，拿起手上的文件，准备送文件去。随着她起身，一身黑底白波点旗袍像画一样徐徐展开。不同于孙夫人的端庄，她这一套，下摆短些，波点大些，虽然风格素雅，却实在被她穿出一种调皮机灵的劲儿；配上新烫的卷发，白色高跟鞋，咔哒咔哒，开门下楼，俨然一道灵光靓影掠过洋房走廊。
从西边到东边，她先是在一排平房里找几位处长，该收到收到，该签字签字。吴四宝不在，得给他的副手。副手人不在座，问旁边抽着烟翘着腿的污浊男子，说在审讯室。到了审讯室里面，明里往暗里那么一看一喊，将文件夹一递，她两手抱臂，就这么站着。里面传来阵阵哀嚎，她也不为所动。吴四宝的副手用上海话和她开玩笑，她也笑着回过去，几乎对囚犯的惨叫充耳不闻。
等她走了，副手望着她远去的方向，想着这是怎样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想了想，不免想起她在政府里的那一层关系，更感惊奇。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女人？年纪轻轻，就这样了？好像他自己穷凶极恶就是应该似的。
到了点，万小鹰收好随身物品，合上小巧玲珑的挎包，袅袅婷婷地离开令常人闻风丧胆的工作地，悠悠哉哉地晃回了家。原以为是个无聊的夜晚，正愁去何处打发漫漫长夜，结果刚进公寓楼就被门房拦下，说万小姐，有人送了一张字条给你。
字条？回家把自己扔进沙发里，打开来看才知道是盛东声送的。她笑，大眼睛转了三圈，起身，拿起电话。
“喂？”
法租界那一头，高大肥壮的男子一手拿着听筒一手夹着香烟，对着听筒哈哈大笑。一会儿你怎么样，一会儿我就还行，一会儿好的好的，一会儿没事没事，末了，话题的结束于“改天一定要来吃饭”，然后心满意足地挂上电话。
电话安静地依附在墙上，肥壮男子则回到客厅坐着，没有拿起刚才还在读的报纸，只是笑着吸烟。他的身侧坐着身材颀长、圆髻乌黑的女子，刚才还在后面看着他，现在也坐了回来，拿起刚才放下的绣绷子——可看那针脚，实在绣得不怎么样。
“谁啊？”
“侄女。”
“侄女？”
“万惠浓的侄女。”
“哦————”
“现在在李士群那里呢。”说着，肥壮男子碾灭了烟，“总之，来日要是来了，你就替我多招待招待。我和她的小姑姑终归是离了婚，不方便再搅合到一起去。有劳你，雅立。”
女子的眼睛没从自己不外如是的绣片上抬起来，只是点了点头。他也无言。可她大概是觉得沉默不太好，遂开口补充道：“这是我应该。而且，我还应该恭喜你才对。”
话出口，她也知道自己的语气和自己的表情一样，只有无奈。
男子笑起来，“你就是喜欢说这些客气话！雅立，我们是夫妻。”
丁雅立依然只是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才唤女佣做饭来吃。
大家都吃完晚饭，上海的天也已经黑了，法租界也不能例外，正如上海也不能例外于整个中国一样。遥远地，似乎听见一阵吵嚷，一阵脚步，一阵呜咽和窒息的声音。也许有人在剥猪猡，也许是更糟糕的什么，没人知道。衣服虽然是剥去了，但脸上的面具，戴上就不那么好拿下来了。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第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