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90年》章鱼摆摆

2、我的母亲

　　这里是一个丘陵地带，小山起伏，山野间都是光秃秃的，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大小不等的常青树，小溪两旁丛生着茂密的青竹，田地里出产香稻、杂粮、花生等，人们只要勤劳一点，便可勉强能够糊口，小康生活谈不上，土里出啥吃啥，生活总算过得去。我们四代同堂，都生长在这块偏僻的土地上，居住的房屋还是按照当地传统用土砖木结构筑成，每到夏日墙壁上总是有着许多土蜂眼，泥蜂不停地从蜂眼里钻进钻出。院落三面环山，背后和两侧是郁郁葱葱的树林，每到春季，各种鸟类鸣叫，院坝之前栽满了各种果树，曾祖父在世时就会种好果树，待每年丰收时分发给各家享受，我是最爱那两颗可口的甜橙树。
　　院落是一座三合面的房子，由三家人分住，还能各得其所。我的祖父排列第三，是家里最小的孩子，都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所以分得的房子较为丰厚，半间屋堂，拐弯处一个大间，右侧有一介厢房，房舍虽不宽敞，但住下还较为舒适，只是到了每年秋收晒粮食季节，土晒坝不够使用。
　　我不知道这里的小地名，它离斑竹园最近，到大竹八十华里，距离马场约八华里，去陵水县的姚市乡约十多华里，家里人除了买油盐之外，也很少去赶场，人们只知道默默地在田地里劳作，天亮下田，天黑归家，周而复始的操劳，其他方面也摆不出什么道道来。
　　1920年我的曾祖父（范品金）带着孙儿——我的父亲（范会斌）从家乡来到绥定府（达县）滩头街同卫崇山老先生合伙经营棉花行，想以此致富，孰料事与愿违，几年后蚀本而归，但在绥经营期间因父亲丧偶，而在绥定另娶，那是1921年，父亲已30岁，母亲才18岁，便结了婚，次年生下了我，也同时转回老家居住，我刚满两周岁，又生了弟弟（范群治），加上父亲亡妻--王母所生的哥哥（范琼邦）以及祖母（祖父范立钊早逝），全家总共七口人。依靠薄田的生产，生活自然就不够理想。
　　而城乡生活的差别巨大，母亲无法适应，她的脾气变得很坏，三天两头都在吵骂，父亲因此便邀约堂叔（范会成，此人奸诈）外出谋生，企图寻找出路。当时四川各地军阀混战剧烈，如：泸州在一天内三进三出，撤换县长三次，父亲也正是在泸州对岸的纳溪县因带病征战，而死于乱战之中，后听三叔讲可能是病故，这时候我年仅2岁。
　　父亲离去了，母亲是那个年代标准的三寸金莲小脚妇女，居住在农村，要自己担水拾柴，困难就更多。叔叔们都垂涎着我家这破房数间，薄田数亩，想尽一切办法要赶走我们孤儿寡母，弄得我那个性极强的母亲不得不离乡别境，回到娘家暂住，短期尚可，但是长住下去哪有可能呢？因而母亲将我丢在外婆家里，她带着小弟再回去乡下，和叔叔们打骂了几次，几次的往返都遭到同样的拳头、白眼、痛骂待遇，即就抛弃家乡不再回去了。几亩薄田就由二爷家的二叔耕种了，由于当时政府的赋税极重，除了纳粮外，所余的也就很少了，当我八九岁时，曾随同母亲每年秋收时回家收点谷子，也不济其事，仍然维持不了生计。
　　我长期居住在外祖父家里，交给外祖母家的二舅母抚养，怎知不多时二舅去世，舅母改嫁，这就是全靠外祖母生存了。记得我两岁时的一天中午，全家正在桌上吃饭，忽然收到老家捎来消息，说父亲死了，我马上就大哭起来。弄得在座的外公、外婆、舅舅、舅母都悲痛得痛哭一场，连中饭都末吃好，大家就散去了。从此我就正式寄居在外祖家，随时都被表哥欺侮说：“你吃爬岩饭”。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根本不理解“什么是爬岩饭”，背后我只有天真的向外婆什么叫爬岩饭！外婆默默不答，只是背过身去擦拭眼泪，弄得我莫名其妙，后来直到我稍微懂事了，才知道表哥所说话的含义——我是一个白吃户。
　　由于母亲没有经常在我身边，当我四五岁时，发现了其他的孩子们都有一个妈妈，甚至整天都会围着自己孩子转，而我呢，整天所能依靠的是外婆，吃饭睡觉从未离开过，凡有客人逗我时，问我是谁生的？我总是说，我是外婆生的，大家都拍手大笑，我就改口说：“我是舅母生的”。同情我的亲朋们再也不忍问下去了。那时我多么想有一个母亲啊，而真的，母亲从未来过舅母家，我又面欠的不好意思叫一声妈妈，就是因为她没有关照我，根本没有母子之情，大约在我九岁时，她改嫁了，对我来说更无从过问了。事实上，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她也报本没有什么等待的，更无什么盼头，只有另谋出路。由于她是一个旧社会无知的，没有文化的穷困妇女，又懂得一些什么呢？只有改嫁另谋出路，什么也弄不清楚，她可说要比鲁迅先生写的祥林嫂还愚蠢，但她还是知道把自己的一切归罪于命运，我也发现过她同其他相同命运的妇女论及自己的不幸，求之于神。说也奇怪，她另嫁之后，根本不把自己的骨肉放在眼里，忍心让我自生自灭，从不关心我的生活，成长和教育问题，甚至瞒着家人和外祖父母，而将祖传的田地房屋，私自出卖了并作为已有。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我读小学时，给我买了一对手工制作的木板乒乓球拍和乒乓球一个，这就是她给我的所有财产，其私心之重，可推及其他了。就是因为田房出卖而独占，她也同时和四舅（吕鹏九）闹翻了，以致当我读初中二年级时，仅在家呆了两天便即启程上学了。母亲将我的被盖强行拆去，声称棉絮是她的，现在应该收回，当时舅父家生活比较困难，为了给我筹集数十元钱的学费都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八方借贷才筹足，又要增添制被子的麻烦，由此可想而知她的用心之狠毒。
　　舅父苦心送我去读书，到底为了什么？母亲不但不关心照拂，反而百般阻挠，真可恶、可恨，却是世间之罕见，最后我们终究成为路人。直至1947年我已经婚，1948年有了孩子，我的妻子文秀招呼她，她仍然置之不理，孩子已几岁了，母亲还是不侧目以顾，其心之狠，可有母子之情否？几十年就这样地过去了，我们根本没有知道另外一方消息的必要，后来听老家的前辈们说，母亲于1965年，悄悄死在远离我们的乡镇——金石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