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芬尼亚传奇》爱情叙事结构分析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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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芬尼亚传奇》作为凯尔特神话四大故事群之一，其爱情叙事具备精巧而经典的三角构造和线性与非线□□织的叙事特点，并且蕴含深厚的凯尔特文化内涵。本文以叙事学理论和人类学观点为研究方法深入探讨该作品对叙事结构的贡献和文化价值。在叙事特点上，芬恩的线性婚姻序列嵌套倒叙，同迪卢木多的预叙片段和格兰尼的延后叙述共同交织组合，既遵循史诗叙述传统又通过非线性片段深化人物宿命感；在角色功能和关系构造上，芬恩从伪英雄转变为“加害者”，格兰尼作为行动元发挥主动作用，强制改造迪卢木多的角色功能成为英雄主人公，两人私奔构成对芬恩秩序威严的挑战。形成“年长首领—年轻英雄—主动女性”的三角构造；在文化内涵层面，叙事贯彻凯尔特自然崇拜观念、笃信原始巫术，以“主权女神”象征国家土地，格兰尼作为土地主权的化身，其爱情选择隐喻新旧统治者的权力竞争，体现了凯尔特人将个人情感与“国王-土地-繁荣”权力链条相联结的政治文化逻辑。该故事将三角爱情故事的叙述同凯尔特传统主权女神象征体系融合，使爱情悲剧升华为对社会转型、权力交替与命运本质的哲学思考，为凯尔特神话相关研究丰富新视角、增添新素材。研究综合运用格雷马斯行动元理论、普罗普功能分析及列维-斯特劳斯二元对立理论，展现神话作为“文化文本”的多重阐释可能。
关键词：凯尔特神话；《芬尼亚传奇》；爱情叙事；结构
一、绪论
《芬尼亚传奇》是凯尔特神话四大故事群之一，又称“芬尼安故事群”或“莪相故事群”，其中所构建的爱尔兰神话体系在凯尔特神话乃至爱尔兰史诗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长期以来，学界对凯尔特神话的研究着眼于整个大类范畴上，概括性地从其中研究凯尔特人文化的特点、历史变迁和宗教信仰，或结合凯尔特文化研究当代的文化作品。如叶舒宪指出流行作品《哈利·波特》“反应了目前西方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凯尔特文化的复兴。”[[[]叶舒宪.凯尔特文化复兴思潮与《哈利·波特》[J].瞭望新闻周刊,2005(01):56.]]孙利利则在研究神话的构建中指出凯尔特神话是“强大的口头文学传统与文字书写之间的博弈”的结果。[[[]孙利利.凯尔特神话的建构——以爱尔兰为例[J].神话研究集刊,2022(02):124.]]与之对比，缺少对于凯尔特神话当中单独作品的文学性研究，现有成果如对《夺牛长征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略显单薄。胡丽丽和李丹在各自的论述中都采用女性视角分析女性角色形象，李丹认为凯尔特神话中的女性“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而不是把这个选择的权力交付给别人”。她们的研究成果在肯定凯尔特神话中存在爱情叙事[[[]李丹.爱尔兰史诗《夺牛长征记》中的女性意识[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5):121.]]，具备独特的女性叙事特点同时，也为《芬尼亚传奇》中爱情叙事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支撑。朱家麟在研究中世纪典雅爱情观成因时也指出“产生于基督教背景下的典雅爱情观，其中却包含着一些前基督教的异教文化因素”[[[]朱家麟.试析中世纪典雅爱情观的成因[J].黑龙江史志,2014(07):203.]]，指明亚瑟王传说和《芬尼亚传奇》爱情叙事的相似性，从侧面论证了《芬尼亚传奇》爱情叙事的存在。
《芬尼亚传奇》作为凯尔特神话的重要部分，其中的爱情叙事不仅仅有着精巧丰富、相互嵌套的叙事结构，还隐含着古凯尔特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秩序、个人情感和精神追求的思考和隐喻和深刻的凯尔特文化内涵。本文试图以此为研究切入点，通过细读文本，以叙事学理论分析文本中芬恩、迪卢木多和格兰尼三位爱情悲剧主人公各自叙事结构的特点；接着运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普罗普的功能分析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理论，解析存在于《芬尼亚传奇》爱情叙事中的三角关系、角色功能转变和两组对立因素，推导爱情悲剧形成的叙事必然性。最后，以人类学著作《金枝》和米兰达的“主权神话变体”观点为基础，结合自然崇拜、盛行原始巫术等凯尔特文化特点，揭露掩藏在爱情叙事下以主权女神为核心的象征体系折射出的凯尔特人的精神世界与哲学思考。在分析《芬尼亚传奇》爱情叙事的结构特点、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叙事价值、艺术价值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现凯尔特人面对社会转型和历史潮流对于个体、集体、情感和社会伦理的独特见解，既丰富凯尔特神话相关研究素材、研究视角，也让凯尔特文化的魅力得到另一维度的展现。
二、《芬尼亚传奇》中爱情叙事线性与非线性的交织
（一）芬恩爱情叙事中的时间顺序
在《芬尼亚传奇》中，芬恩的爱情故事以线性叙事为主，在此基础上掺杂倒叙这一非线性叙事手法，形成一种线性框架内嵌套非线性片段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方式既遵循了传统史诗的时间顺序，又通过回溯性叙述补充关键背景，使得人物关系与情感动机更为丰满。以下从婚姻顺序、叙事手法及理论支撑三点阐述。
篇章“莪相的出生”中记述了芬恩的第一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是芬恩在狩猎时救下一位被巫师达克施法变成雌鹿的女子，女子自称萨巴，萨巴恢复人形后，通过一段倒叙向芬恩揭露自己的遭遇，芬恩对其彬彬有礼说道：“姑娘，请不要害怕，我们芬尼安战士是自由的，我们的来客也是自由的，在这儿没人会强迫你什么。”[[[][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71.]]二人随后结为夫妻，琴瑟和鸣。文中描述“他们之间的爱恋就像是不老乡里那些永生的人”。这段婚姻以悲剧收场：芬恩出征期间，巫师达克用魔法拐走了萨巴。后来芬恩在寻找妻子时遇见一个由母鹿抚养长大的男孩莪相，并通过他的倒叙得知萨巴的结局，最终确认莪相为自己的儿子。这段婚姻不仅奠定了芬恩作为英雄与悲剧性人物的形象，也为后续的叙事埋下伏笔。
芬恩的第二段婚姻对象乌娜在主流文献中记载较少，托氏所著《凯尔特神话传说》未提及这一人物，但在民间故事《芬恩与巨人》中有所体现。该传说将乌娜描述为芬恩的妻子，并与爱尔兰某些地理景观的起源相关联。从叙事功能来看，若采信这一民间传说，乌娜的存在填补了萨巴失踪后芬恩的情感空窗期，使人物动机在萨巴悲剧与联姻格兰尼之间形成合理过渡，避免出现断裂。
芬恩的第三段也是最为人熟知的婚姻是与爱尔兰国王康马克之女格兰尼的政治联姻。格兰尼因不满芬恩年老，在婚礼上与芬恩的下属兼美男子迪卢木多私奔，引发芬恩长达多年的追杀。文本以莪相作为叙述者的视角，明确此事发生在其成年后、芬恩年老时期，从而在时间顺序上与之前的婚姻故事形成连贯的时序链条。第三段婚姻暴露年老的芬恩残暴和阴暗面的同时，也刻画了迪卢木多和格兰尼作为年轻爱侣间的深刻爱情。
芬恩的爱情叙事以线性时间顺序（萨巴→乌娜→格兰尼）为基本框架，并巧妙地通过两次关键倒叙来丰富叙事层次和补充人物背景。第一次倒叙通过萨巴自述被巫师达克诅咒变形的经历，不仅解释了萨巴的困境，更强化了芬恩作为“解救者”的英雄形象；第二次倒叙则由莪相亲口讲述自己被母鹿抚养的成长经历，交代了萨巴的结局并推动芬恩的寻妻行动变为认子的情感转折，推动叙事向新的方向发展。这种叙事手法与古典史诗传统一脉相承，与荷马《奥德赛》中奥德修斯通过回忆展开冒险叙事的镶嵌式叙事相似。同时，它也体现了凯尔特神话中典型的框架故事传统，正如《夺牛长征记》采用的多层叙述结构那样，通过故事套故事的方式，既保持了主线剧情的线性发展，又通过回溯性叙述补充故事细节、丰富人物形象，展现了凯尔特神话独特的叙述智慧。
芬恩的三段婚姻叙事在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和叙事权威性三个层面形成了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在人物塑造方面，芬恩与萨巴的结合与离散体现其早期的柔情和痛失挚爱的悲情形象；格兰尼抗婚私奔则凸显了晚年芬恩作为领袖的权威危机和老年领袖的冷酷残暴，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通过乌娜作为自然衔接，完整呈现了芬恩作为英雄和首领如何伴随时间线性的进行而发生性格变化。在主题表达上，线性排列的爱情叙事强化了凯尔特神话中命运不可违抗的核心主题，三段婚姻不得正果暗示着芬恩在爱情追求上的宿命性失败；而穿插其中的倒叙揭露了“诅咒-逃脱-再诅咒”的循环模式，表明人类在命运面前的弱小无力。从叙事权威性而言，作为芬恩之子与故事主要叙述者的莪相，其亲历者视角为神话赋予了别样的历史真实感，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也让芬恩形象的演变在亲历者的叙述中得到历史性的铭刻。
（二）迪卢木多爱情叙事中的预叙与时间跳跃
迪卢木多（也译作德莫特或狄阿尔梅德，后文同此）的爱情故事在诸多民间传说和流传版本中各有差异，为确保文献真实性，以托氏著作《凯尔特神话传说》所记述的为准。迪卢木多爱情叙事具备鲜明的预叙与时间跳跃特点，前者在其故事传说中有诸多丰富的剧情描写，并且通过预叙的暗示和提前预告，深化了凯尔特神话中命运不可违抗的宿命论特点。故事中预叙的细节和时间跳跃的叙事手法不但快速推动了迪卢木多青年英雄的人物形象塑造，也从侧面凸显了人物在命运层面的悲剧性。以下从预叙及实现、时间跳跃和人物悲剧性三点分析。
在迪卢木多与格兰尼的爱情故事之前，篇章“德莫特的传说”及随后章节中，依次讲述了迪卢木多如何背负致命的诅咒、获得爱情黑痣。“本布斑的野猪”篇章中，迪卢木多因父母辈的恩怨情仇被诅咒必将死于野猪，其养父，即爱尔兰的爱与青春之神安格斯（也音译作安古斯，后文同此）为了保护迪卢木多，对他下了另一重禁制：禁止迪卢木多捕猎野猪。[[[][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万国与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86.]]他本身在此基础上还背负其他诸多禁制，如不能从侧门出入、不能在听到狩猎号角/犬吠时避而不战等等。这些禁令本身是对迪卢木多个人的枷锁，也能够成为有心人暗害他的利器，从人物形象上来说，禁令的存在加重了迪卢木多的悲剧性和必死的宿命感。
在篇章“迪卢木多如何赢得‘爱的标记’的美名”中，迪卢木多得到了青春与爱化身女子的馈赠，他的额头上被留下一颗任何女人见到就爱上他的黑痣，一些故事版本中，女子告诉迪卢木多：“我将永远属于你。”这预示了迪卢木多的结局，因为他死的时候正值壮年，还未到青春消逝的时候，的确算是一生都处于青春中。
死于野猪的诅咒，不得狩猎野猪的禁令和爱情的黑痣，三者组合在一起，共同为后续迪卢木多的爱情发生和死亡结局埋下了伏笔。既然在前篇提到了迪卢木多所具备的一些条件，那么在后面的故事中，这些条件必定会一一被触发和满足。篇章“葛拉妮雅和德莫特”[[[][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1.]]中格兰尼因黑痣对迪卢木多一见钟情，要求迪卢木多带她私奔。
不得狩猎野猪的禁令被打破，死于野猪的诅咒得到应验。二者同时发生在篇章“芬恩复仇”中。“他与芬恩和正在打猎的芬尼安战士相遇……他们激怒了那只被施加了魔法的无耳无尾的野猪……‘你让开！’芬恩故意喊道，因为他深知德莫特绝不会在危险面前逃跑。”面对自己命中注定的结局，迪卢木多表现出接受和服从的态度。“德莫特说，‘哦！芬恩，被杀的应该是我；如果我注定要死在这儿的话，我已无路可退。’”[[[][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3.]]迪卢木多在与野猪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而本能依靠自己神通为迪卢木多捧来救命水的芬恩却因夺妻之事，故意见死不救，导致迪卢木多死亡。除去三个主要预叙的实现外，在故事中还有一些小的伏笔也被应验，如迪卢木多身负不能逃避狩猎的禁制，在同一篇章“芬恩复仇”的开端就被印证。不能走侧门的禁制，见于篇章“葛拉妮雅和德莫特”格兰尼要求迪卢木多从侧门带她私奔遭到婉拒。
迪卢木多爱情叙事中的时间跳跃主要体现在《芬尼亚传奇》篇章“芬恩的追击”和“德莫特和芬恩和解”之间，在托氏所著《凯尔特神话传说》中，对于迪卢木多和格兰尼长达十六年的逃亡期间的故事并无过多阐述，但是作者承认这期间主人公迪卢木多还是和葛拉妮雅经历了一些很通俗的冒险故事，“这些故事中德莫特受到芬尼安战士们的袭击或者围攻，他凭借自己的勇敢机智亦或是他养父安古斯·欧戈发明的具有神奇力量的配置保全了自己和葛拉妮雅。”如迪卢木多与巨人沙文的故事[[[]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史前英雄——凯尔特神话[M].费云枫,张晓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60.]]，迪卢木多和格兰尼从芬恩围堵中逃出的故事等等。但这些广泛见于民间传说和网页转载，在国内可寻的出版读物中未见更多记载。从叙事角度考虑，如果采信这些民间传说，那么迪卢木多和格兰尼私奔期间与芬恩追杀斗智斗勇的故事将变得更加生动完整，叙事脉络更加清晰，也能凸显迪卢木多作为丈夫保护格兰尼的坚贞不移和两人爱情的坚韧。但这些故事都并未准确提及他们的时间流逝，《凯尔特神话传说》中讲完芬恩的追击，便采用时间跳跃法，将故事拉到了十六年后芬恩与迪卢木多在众人劝导下和解的阶段。并在紧随其后的章节“芬恩复仇”的开端再次使用此法，故事中开篇道：“一年的款待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3.]]连续使用两次时间跳跃，让迪卢木多的爱情叙事快速进入了最后阶段，也就是他迎来死亡的篇章。
比起芬恩爱情叙事的连贯性，迪卢木多的爱情叙事充满浓厚的宿命气息和目的性，为了凑齐爱情故事的发生条件，《芬尼亚传奇》在迪卢木多个人的故事中用了大量篇幅铺垫迪卢木多死亡的预叙和催生爱情的黑痣。禁令的存在让迪卢木多身不由己，诅咒的存在让迪卢木多不得不面对自己死亡的命运。有代价的馈赠让迪卢木多得到格兰尼的钟情。而读者对于迪卢木多这样一个悲情美男子的同情和感慨在迪卢木多历经十六年逃亡后仍死于芬恩的嫉妒仇恨时达到顶峰。从故事主题来看，迪卢木多的死亡应验了先前预叙的情节，深化了凯尔特神话中命运不可违抗的主题；从人物悲剧性而言，必死的命运和故事中处处受制、不得善终的结局引起读者对其经历和爱情悲剧的同情怜悯，和古希腊悲剧理论中“没有做错但得到坏结局”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最后从叙事角度来看，迪卢木多的爱情叙事成为连接芬恩和格兰尼的重要桥梁同时也是这场三角爱情中的叙事焦点。他的结局为三人的爱情叙事提供了具有分量的间隔符，也让他悲情的爱情殉道者形象得到呈现。
（三）格兰尼爱情叙事的延后叙述
格兰尼在爱情叙事中占比偏小，其爱情叙事最大也是唯一的特点就是延后叙述。这种叙事手法一方面不可避免让格兰尼在三角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因其故事只能放在后面出场。另一方面又让格兰尼在爱情叙事中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延后叙述特定交代了格兰尼的下落结局，补全了三角爱情故事中最后一角，在人物塑造上丰富充实了格兰尼的人物形象，也在叙事上做到了真正的完整，以下将从这两点进行分析。
格兰尼在《芬尼亚传奇》中的出场见于如下篇章：“葛拉妮雅和德莫特”，“芬恩的追击”，“德莫特和芬恩和解”与“芬恩复仇”，这些故事完整讲述了迪卢木多如何与格兰尼相识相爱、私奔，如何被芬恩追击，如何同芬恩和解以及被报复。她在最开始发挥引线的作用后，便在其后的故事中担当被迪卢木多保护，被芬恩夺取的角色，直至迪卢木多死亡。然而格兰尼的爱情叙事并不在迪卢木多死后结束，因为随后的篇章“葛拉妮雅的归宿”中，故事交代了失去丈夫的格兰尼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凯尔特神话》记述了两种作者收集的说法，其中一种被作者引用自乔伊斯所编《古凯尔特罗曼司》[[[][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5.]]，是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浪漫伤感的结局：格兰尼送夫妻俩的五个孩子学习武艺，让他们长大后向芬恩挑战，为父报仇。而另一种则让人愤世嫉俗，觉得荒谬可笑。托氏记录于该篇章中：“随着本布斑的悲剧在葛拉妮雅浅薄的灵魂中日益模糊，芬恩向她负荆请罪，尽管刚见面的时候她充满愤慨，对他斥责嘲讽，但是他如此甜蜜而柔情满怀地向她求爱，最后他终于征服了她。”[[[][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5.]]故事最后，格兰尼和芬恩结为夫妻并要求孩子们与芬恩讲和。
格兰尼爱情叙事的延后特性在此体现，叙述者专门在一切结束后，交代了格兰尼在这段与两个男人感情和婚姻中纠缠的结局，并且着眼于感情方面格兰尼对迪卢木多的坚守与否。格兰尼看似态度截然相反的两个选择，本质上都是格兰尼处理这段爱情的两种态度和看法。也让这段交代性的叙述更接近“格兰尼的爱情叙事”，而非借此同其他神话故事一样，转而描写英雄的后代如何成为一个新的英雄的套路，这丰富了爱情叙事层次，让故事更有趣味和新意。从叙事完整度而言，格兰尼这段属于她自己的爱情叙事让她多少在三角爱情中具备一定的独立地位，和迪卢木多、芬恩的爱情叙事形成对应，也让这个爱情悲剧得到了彻底的讲述，再无遗漏。从人物形象塑造而言，格兰尼在延后叙述中做出的两种选择，坚持报仇体现了格兰尼的敢爱敢恨和对迪卢木多的深厚爱意；而相信芬恩、厚颜重归于好忘记仇恨则颠覆传统神话叙事中“贞洁烈女”的刻板印象，在引起读者反感的同时，也侧面体现了人性的复杂多面，让角色更加丰满鲜活，并为这场爱情悲剧更添黑色幽默的讽刺意味。
《芬尼亚传奇》中的爱情叙事以芬恩的线□□情叙事为开头，中间插入两次倒叙补充其爱情结局并推动芬恩朝第三段婚姻叙事前进；迪卢木多充满宿命气息的爱情叙事和结局以预叙和时间跳跃作为主要叙事手法，同芬恩的线性叙事嵌套倒叙的爱情叙事通过格兰尼这个关键女主角产生关联，最后以格兰尼延后叙述的爱情叙事作为三人感情纠葛的最终结局，为这场爱情悲剧划上句号。以芬恩的线□□情叙事为基础、夹杂芬恩自身的倒叙、迪卢木多的预叙和时间跳跃与最后格兰尼的延后叙述。使得《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具备线性与非线□□织的特点。
三、《芬尼亚传奇》中爱情叙事结构的三角关系
（一）首领丈夫故事线——以芬恩为例
在《芬尼亚传奇》中，年长的芬恩作为合法求婚者，承担着伪英雄角色，他具备英雄的表层特征，具有神通、领导力、神裔血统。
“他的母亲——白颈的穆尔娜，是银臂努瓦达的孙女。努瓦达与巴洛尔的女儿恩雅结婚，生下了太阳神卢赫（也译作鲁格）。芬恩的父亲是淳莫的儿子库，库是巴斯卡那族的首领。”[[[][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63.]]
这表明芬恩是人与神族的混血，天生还有着继承部落首领位置的资格。“芬恩的出现”篇章还讲述芬恩如何在权力斗争中存活，并在从师学艺的过程中如何得到了智慧的鲑鱼芬坦的馈赠，获得了神通。通过妖魔歼灭战获得菲奥娜骑士团领导权的情节，本质上是对英雄原型的戏仿。
芬恩的伪英雄特质在其权力来源和统治方式上尽数体现。尽管具备神通和高贵血统，但其成为骑士团领袖的过程却充满世俗政治色彩，篇章“芬恩和妖魔”中他击败妖魔证明自己的实力，却需要依靠康马克国王的命令与介绍同芬尼安战士们达成第一次接触，完成权力的交接和转移。这种通过外部权威而非内在品质获取地位的方式，恰是伪英雄获取权力的典型模式。后文描述芬恩成为领袖制定成文规则约束部下、考验加入者，此时其行为更接近世俗统治者而非传统英雄，这为他后期追杀迪卢木多的暴行埋下叙事伏笔，也暗示其叙事功能从表层的“英雄”向潜在的“加害者”转化。
普罗普指出：“功能指的是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18.]]，角色的行为产生的效用和影响是判断角色功能的最重要证据，而迪卢木多的功能转变则构成对普罗普功能理论的颠覆性实践。作为芬恩的侍从，他本应发挥“相助者”[[[][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M].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73.]]或“赠予者”的功能，却在格兰尼的禁制下被迫私奔，成为爱情故事的主角与保护她的英雄，尽管格兰尼对其功能的改造是强制性的，但迪卢木多在爱情和私奔途中的种种坚持与选择愈加证明其真挚的爱情和对妻子的维护，芬恩则在追杀途中暴露阴暗面、证实自己的残暴。彻底转变为这对爱侣爱情的“加害者”。私奔事件成为检验迪卢木多和芬恩各自英雄性的试金石，这使得凯尔特三角关系超越了简单的伦理冲突，升华为英雄本质的哲学追问。
格兰尼的禁制作为叙事触发器，暴露出凯尔特神话特有的女性叙事动能。“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被许配给一个赫赫有名、势力强大的求婚者，这个求婚者比她年长很多，她却要找一个年轻的情人，她喜欢上了他的一个殷勤聪明、风度翩翩的侍从。她不顾他的反对，劝说侍从和她私奔……直到最后，他（指求婚者）假装要与他们和解，趁机杀死侍从，重新占有这个女子。”[[[][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0.]]上述这段故事大纲见于托氏《凯尔特神话传说》中作者对于凯尔特传说中的经典爱情故事概括，我们能从这个故事梗概中提炼出这类爱情故事的三个重要要素：势力强大的年长求婚者，他是关系中具有合法性的丈夫，是“原配”；被许配的年轻貌美女子，也就是妻子。以及构成三角关系的最后一环：年轻的、地位相较于丈夫不那么好的、却得到妻子真心喜欢的情人。而通常来说，年轻的情人与年长的丈夫之间还存在上下级关系，在梗概中是侍从，代换到迪卢木多与芬恩之间就是被效忠的首领和宣誓效忠的骑士。格拉尼亚强制迪卢木多私奔，恰是性别倒置实践。她拒绝成为芬恩王权政治的祭品，通过禁制将侍从改造成英雄的行为，重构了普罗普的叙事语法。他们的三角关系不仅是功能项的排列组合，更是神权政治与人性本真的角力场。芬恩的伪英雄性、迪卢木多的被迫英雄化、格拉尼亚的叙事赋权，共同构成凯尔特神话对民间故事形态学的独特贡献。他们在这场三角关系中各自的行动与结局提醒着我们英雄的本质不在血统或权力，而在直面命运时作出的选择。
（二）高贵佳人故事线——以格兰尼为例
格雷马斯认为叙事作品中“行为作为现实化进程被命名为功能，行为主体作为潜在的动程被命名为行动元。”[[[][法]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M].吴泓缈,冯学俊,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176.]]而大多数叙事作品中的角色承担行为的发出者或接受者功能，而格兰尼在与芬恩、迪卢木多的三角关系中，通过行为的转变重塑自己的角色功能，成为解构与重塑爱情叙事的关键行动元。
格兰尼作为国王之女同芬恩联姻，她出身高贵却受制于政治联姻的要求，在传统婚姻秩序的框架下，她本应作为被动的客体和接受者服从命运。然而，格兰尼主动反抗，要求迪卢木多与其私奔。她作出的行为转变，使其从被动的行动元，转变为爱情叙事中的主动者和发出者。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还将迪卢木多改造为爱情故事中的主角，重塑了原有的权力与情感关系。
私奔中的格兰尼持续以主动行动维护自己现有的主动者身份，面对迪卢木多的劝诫和回避意愿，她以“我绝不再回去”“只有死亡能将我们分开”[[[][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1.]]的强硬态度，主导了私奔的走向。她还规划行程，告知迪卢木多获取马匹和战车的地点，用实际行动推动叙事发展。这种主动性打破了传统女性在爱情叙事中被动等待的刻板印象，使她成为三角爱情叙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动力源。
在与迪卢木多的关系中，格兰尼的进攻性进一步凸显了三角关系的张力。面对迪卢木多因主从之恩而保持的恭敬距离，格兰尼嘲讽说“这滴水都比你更大胆”刺激对方，试图以□□的越界获得迪卢木多情感的回应。这种行为，既展现了她对爱情的强烈渴望，也在三角关系中制造出矛盾冲突。格兰尼的主动性和攻击性使得三角关系中具备情感和权力交织的相互博弈与流动。
格兰尼在《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中，通过身份转变、主动行动与情感进攻，在三角关系中确立属于自己的一极。她不再是传统叙事中被动的客体和接受者，而是作为主动者和发出者参与并重塑了整个爱情叙事结构，使这段三角关系充满戏剧性与张力，成为凯尔特神话爱情叙事中极具研究价值的经典范例。
（三）年轻英雄故事线——以迪卢木多为例
巴尔特认为“作为行动位层次单元的人物，只有在被置于第三描述层时才获得意义，我们在此称其为叙事（作用）层（对立于功能和行动）。”[[[][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冒险[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30.]]也即是说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在承担功能、具备行动特质的同时，必须依靠叙事的具体片段彰显人物本身的存在意义，人物就是具备行动特质的意义聚合体。在《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三角关系中，迪卢木多这一角色的行动及其英雄历险的历程与爱情抉择相互缠绕，不仅鲜明地展现出个体独特的性格特质，更有力地推动了三角关系中叙事张力的生成与发展。迪卢木多在“追逐吉拉?达卡”“德莫特在井边”等篇章中，始终以年轻英雄的姿态占据叙事焦点。当被派去“爬过这些峭壁并且尽其所能为其他人寻找入口”[[[][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88.]]，他凭借敏捷身手成为团队的先锋；在“仙境救援”中，面对“一群恶魔”的威胁，仍冒险为战友获取食物。这些叙事片段将迪卢木多塑造成勇猛果敢的行动主体，其充满朝气的行为模式与芬恩沉稳的团队领袖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迪卢木多的青春活力与勇敢重义，使其在叙事系统中获得了独特的意义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服务于英雄传说的传统叙事，更为其在爱情叙事中的角色定位埋下伏笔。
在“仙境救援”的具体情节里，迪卢木多年轻英雄的形象得到彻底呈现。面对战友请求食物，他抱怨“还要我冒更大的风险去找吃的”，最终应允。潜伏时他“悄然溜进大门”“只出手一击就砍下侍从的头”，展现出战士的果决；发现战友睡着时，又因体谅对方疲惫而选择独自行动。这些叙事细节体现了迪卢木多的勇猛与柔情。看似相反的特质却丰富了迪卢木多作为青春活力的英雄形象塑造。并且在和芬恩威严成熟的领袖形象对比中产生巨大的、可供格兰尼辨析与选择的差异。
从叙事功能角度看，迪卢木多的英雄特质与青春气息，使其在三角关系中自然成为“挑战者”与“诱惑者”。他盛大的战功和冒险过程中勇敢的表现，使其具备和芬恩平分秋色的英雄地位；而青春活力的形象，则天然契合格兰尼对激情与自由的渴求。格兰尼对迪卢木多的青睐不仅是情感的迸发，更是叙事结构的必然。迪卢木多的行动与表现赋予其在三角关系中和芬恩对等的叙事地位；两人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符号意义和叙事功能在对比中产生巨大的差异。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叙事的力量来自其中蕴含的结构性差异，而这种存在于两人间的差异促使格兰尼做出选择，推动着三角关系的构建和运作。
《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中芬恩、迪卢木多和格兰尼各自形成爱情三角中不可缺少的一极，芬恩以伪英雄叙事完成从“英雄”到“加害者”的功能转变，以首领丈夫的身份参与到迪卢木多和格兰尼的爱情悲剧中担当反派的角色；迪卢木多凭借自己与芬恩的符号意义差异与格兰尼的强制性功能转变，从侍从成为爱情故事的主角，在前文便有的真英雄叙事下，以年轻英雄的身份对首领丈夫发起爱情挑战；作为衔接新老两个英雄的女主角，格兰尼凭借禁制与特殊的妻子身份，对迪卢木多进行了主动而强制的功能改造，自己成为重塑爱情叙事和权力情感关系的关键行动元，以高贵佳人的身份成为感情关系中的主动者和发出者，主导了三角关系的塑造和构建，并推动其运作。以芬恩的强权秩序联姻为起始、以格兰尼的主动私奔抗婚为连接、以迪卢木多的被迫功能转变和身份改造为后续，迪卢木多与芬恩的对抗和冲突作为衔接首尾的最后一笔，《芬尼亚传奇》的三角爱情叙事构造由此形成。
四、《芬尼亚传奇》中爱情叙事结构的二元对立
（一）迪卢木多与芬恩的上下级矛盾
列维-斯特劳斯以希腊神话俄狄浦斯的故事为例研究时表明：“要在这种理论与人实际上男人与女人婚配而生的认识之间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过渡是不可能的，而神话就是要解决这一难题……神话故事还是提供了一种逻辑手段。”[[[][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陆晓禾,黄锡光,译.北京:□□,1989:53.]]其认为神话的作用和产生是为了解释人们面对社会生活中对立的认识，反映着人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且神话本身就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因素并相互对立。并且他指出“神话思想总是从认识对立关系逐步发展到解除这些对立”[[[][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陆晓禾,黄锡光,译.北京:□□,1989:62.]]，在《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中，迪卢木多与芬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借由血缘与权力、忠诚与背叛、秩序与越轨等多重二元对立元素，构建起极具张力的叙事结构，深刻映射出凯尔特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冲突。两人的关系天然带有二元对立的因素。身为骑士团首领与军事团体主君，芬恩象征着凯尔特社会的权力秩序与传统权威；而迪卢木多既是芬恩的下属，又因亲属关系获得特殊地位，这种双重身份使其成为秩序的维护者与潜在挑战者。在“本布斑的野猪”篇章中，芬恩以调解者身份将迪卢木多收归爱神庇护，表面上是化解诅咒的温情叙事，实际上隐藏着权力对个人命运的掌控安排。亲属关系的纽带与主从身份的悬殊，在迪卢木多与格兰尼私奔时彻底撕裂，转化为忠诚与背叛的尖锐对立。
在迪卢木多与格兰尼私奔途中，芬恩“在他们住过的每个地方都发现了一块完整的面包，或者一个未煮熟的鲑鱼”[[[][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2.
]]，这些象征物既是对芬恩权威的微妙致敬，也是迪卢木多内心矛盾的外化。他试图在爱情与忠诚之间维持平衡，送还格兰尼是对爱情的不忠；维持和格兰尼的关系是对芬恩权威的不敬。他的处境恰是凯尔特社会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过渡时价值撕裂的缩影——个体欲望与集体秩序、情感选择与伦理规范的对抗，在私奔叙事中演变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随着故事推进，迪卢木多的立场逐渐滑向秩序的对立面。“迪卢木多与巨人沙文”的故事中，他为满足怀孕的格兰尼冒险挑战巨人，彻底打破了与芬恩的潜在和解可能。这种转变不仅是情感驱动的结果，更是叙事结构的必然。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下，迪卢木多必须在爱情与忠诚之间做出抉择，而他的选择直接推动叙事走向悲剧结局。而根据神话“解除对立”的功能，这种解除表现为以一方的死亡和毁灭为结局。迪卢木多的死亡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终结，更是对越轨行为的叙事性惩罚，通过牺牲个体完成对社会秩序的重构，存在于他和芬恩之间的对立也因此消弭。
（二）爱情排他性与婚姻功利性的冲突
纯粹理想的爱情具备鲜明的唯一性和排他性，而在《芬尼亚传奇》的叙事体系里，这种爱情排他性通过格兰尼的情感选择、行动选择得到体现并以极为鲜明的二元对立模式塑造出叙事张力，进而深刻地揭示了凯尔特神话中纯粹爱情与政治联姻、个体欲望和集体秩序之间的对立冲突。格兰尼对联姻的抗拒，本质上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对立。芬恩作为“年事已高，饱经沙场”的军事首领，其婚姻承载着凯尔特社会的权力稳定和统治维护需求，是秩序与利益的象征；但格兰尼认为“他已是垂暮老者，年长甚于父君，我对他并无爱恋之心”，将个体情感需求置于首位。这种对立在叙事中被细化为年龄鸿沟与情感缺失。年迈的芬恩以权力追求和秩序稳定为联姻的首要目的，年轻的格兰尼则追求基于爱情的纯粹结合。她对无爱婚姻的反抗，正是爱情排他性对功利婚姻的直接否定。年轻的迪卢木多成为爱情排他性的最终锚定目标，当她向迪卢木多倾诉“我爱着你……恳求你拯救我远离这可憎的婚姻”[[[][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1.
]]时，叙事通过鲜明的对比构建起二元结构：芬恩象征的婚姻秩序与迪卢木多代表的自由爱情形成强烈反差。这种选择不仅是情感偏好的表达，更是对爱情本质的坚守，格兰尼拒绝没有爱情做基础的婚姻，宁愿去追随没有社会认可的自由爱情关系。在她的认知中，爱情无法与功利性婚姻共存，二者只能非此即彼，这种坚决的态度强化了爱情排他性在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格兰尼对“折中方案”的摒弃，进一步凸显爱情排他性的不可动摇。理论上，格兰尼可效仿骑士文学中“骑士与贵妇之爱”，在维持婚姻的同时追求婚外情，但她不屑于贪图婚姻带来的社会地位，选择和迪卢木多私奔，拒绝将爱情分割为婚姻与私情，正是对爱情纯粹性的捍卫。这种叙事选择不仅体现了凯尔特先民对爱情的质朴认知，更通过对“折中”的否定，将爱情排他性与婚姻功利性的二元对立推向极致。
在《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中，格兰尼以爱情的排他性为轴心，构建起欲望与秩序、情感与功利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作出选择。她对芬恩婚姻的抗拒、对迪卢木多的选择，以及对“折中”的否定，层层递进地展现了爱情排他性的力量。这种叙事逻辑不仅揭示了凯尔特文化中爱情的神圣性与庄严性，更以对立的元素推动叙事朝着冲突和矛盾爆发的方向发展。
五、《芬尼亚传奇》中爱情叙事的文化内涵
（一）凯尔特传统自然崇拜与原始巫术
原始社会的信仰与实践是一个综合性社会事实，即宗教、经济、社会关系等要素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文化运行的逻辑。在《芬尼亚传奇》中，凯尔特人的自然崇拜与原始巫术并非孤立的信仰现象，而是作为社会事实的一部分，深刻渗透于爱情叙事的肌理之中，成为理解其文化内涵的关键密码。
凯尔特人的自然崇拜将万物纳入神圣秩序，“对于凯尔特人而言，宗教信仰和他们身边的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几乎所有的地貌特征都被赋予了某种神圣含义……任何一座山峰、一棵树、一条河流或一眼泉水均有神灵驻守。”[[[]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史前英雄——凯尔特神话[M].费云枫,张晓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26.]]这种世界观通过神灵与动物的共生形态具象化。战争女神莫瑞甘化身乌鸦、丰产神塞尔农诺斯以鹿角为标志，这些独特的神形映射出人与自然的深度联结。当芬恩食用由先知芬坦化身的鲑鱼获取智慧，这种行为绝非单纯的传说叙事，而是将知识获取仪式化，通过 “触染巫术”，人类与神灵、自然实现神秘的能量交换。这种文化逻辑表明，凯尔特人的智慧传承并非个体经验的积累，而是对自然神圣性的虔诚接纳。
原始巫术构建起凯尔特社会的意义网络。芬恩借助魔力之矛获取勇气、迪卢木多因诅咒走向宿命，这些情节揭示出巫术不仅是超自然力量的展示，更是社会规则的维护机制。当迪卢木多以面包和鱼暗示清白，或是芬恩请巫师追杀私奔者，巫术已成为调节人际关系、裁决道德是非的文化工具。巫术实践是社会集体情感的投射，在《芬尼亚传奇》中，巫术将爱情的矛盾、权力的冲突转化为可理解的象征体系，使个体行为在神圣框架下获得合法性或遭到惩戒。
自然崇拜与巫术的交织，塑造了凯尔特文化独特的伦理观念。迪卢木多获得爱神赐予的黑痣，暗示其爱情得到神灵庇佑；而他的诅咒则源于违背社会秩序的行为，这种“神意裁决”将情感选择纳入道德评判体系。在凯尔特人的认知中，爱情并非纯粹的个体情感，而是与自然、神灵的意志紧密相连。当格兰尼选择迪卢木多，本质上是选择了一种符合自然神圣性的情感模式，而芬恩的愤怒与追杀，则代表着社会秩序对越轨行为的集体回应。
（二）德鲁伊宗教信仰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1]]，凯尔特人的原始部落宗教同样遵循此理。德鲁伊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依托德鲁伊这个社会阶层运行，他们以原始巫术为主要手段、以凯尔特人自然崇拜为基础，维持着德鲁伊宗教体制并充当虚构的神灵的代行者，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在神话的爱情叙事中，他们既是凯尔特文化活着的载体，还是爱情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与推手。
“作为凯尔特人的祭司阶层，德鲁伊特的势力在凯尔特人社会中无处不在，他们是祭司，是沟通尘世和神界的媒介，并举行神秘的仪式为收获、战争、加冕和对部落的安康至关重要的其他各种活动选择良辰吉日……他们还在处罚犯人、划分地界、离婚和遗产继承纠纷等事务中行使法官职权。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凯尔特传统信仰的卫士，传播积累了几个世纪的信仰传说和礼仪习俗。”[[[]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史前英雄——凯尔特神话[M].费云枫,张晓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33.]]以德鲁伊为中心，凯尔特人传承着他们自己的民族神话和民族信仰，并依靠德鲁伊讲述的神话传说和口口相传的部落习俗维持自己民族的共识。
在《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中，德鲁伊的职业属性变淡，其特有的魔法能力和社会地位得到保留。德鲁伊的威能被赋予到故事中或正或邪的角色个体上：拐走萨巴的黑巫师达克；迪卢木多的诅咒来自母亲奸夫洛克，“他买了一个巫师用的棒子，在小孩的尸体上重重敲击，于是小孩惨死的地方出现了一只体型庞大的野猪……他对野猪说道：‘我命令你将德莫特·奥迪纳咬死。’”爱神安格斯为保护养子设下禁令又同死去的养子的灵魂对话缓解丧子之痛；芬恩具备手中所捧之水可以救活人命的神通。[[[][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4.]]上述人物使用德鲁伊的能力，既有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完成复仇惩戒的，也有为了一己私欲、满足个人情感或利益需求的，又或二者兼有。德鲁伊们在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时，也具备凯尔特人处于原始社会与奴隶制社会过渡期间的特点，他们将本应为宗教信仰服务的能力用在自己私人的利益和情感上，围绕着迪卢木多和格兰尼的私奔，各自阵营不同的德鲁伊（包括芬恩和爱神自身）借由宗教信仰的裁决审判之名，满足个人在其中的期望。在体现德鲁伊宗教信仰的同时，德鲁伊自身的私人行为也在拆解宗教信仰的权威和神圣，让德鲁伊宗教信仰走向世俗化。作为魔法和巫术的施加者，德鲁伊在走向私有制和更进一步的社会形态中回应着时代的呼唤，并以他们手中的权能有力而具体实际地影响着社会成员。
（三）主权女神的雄竞战
如果承认自然崇拜、原始巫术和德鲁伊宗教信仰在凯尔特人社会与《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中充当文化背景、调解手段和社会规则维护的功能。那么理解主权女神这一凯尔特神话中特别的象征角色的地位和在爱情叙事中的表现，对深刻剖析迪卢木多、格兰尼和芬恩之间的故事有着直抵凯尔特爱情叙事深层逻辑的意义。
主权女神是凯尔特人对生活的土地的象征化和神化，是自然崇拜在政治上的体现。“她们象征着统治权和土地的繁荣兴旺。根据古老的信仰，国王只有和这样一位女神婚配后，才能保证土地肥沃多产，人民安康幸福。基督教传入前，爱尔兰国王在塔拉举行登基典礼时，将和一位母亲神举行象征性的婚礼仪式。”[[[]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史前英雄——凯尔特神话[M].费云枫,张晓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17.]]在婚礼上“女神递给他（国王）一只装满红酒的金杯，象征着太阳以及它带来的利益：这个王国绵延不断的繁荣兴旺。”主权女神具备巨大的权势和崇高的地位，世俗统治者需要迎合主权女神来获得祝福和统治的合法性。国王通过这种结合仪式来昭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神圣性，将自己作为主权女神的配偶神化。
在凯尔特人的爱情故事中，主权女神以女主角为外壳行动，在米兰达所著《凯尔特神话》中，其提出这种存在于凯尔特爱情叙事中的三角恋情“可能是‘主权神话’的一种隐藏变体，在这类神话中，年老的国王遭到年轻的王位争夺者的挑战，而位于三角中心的年轻女子则扮演着主权女神的角色，年轻篡位者必须通过同她结合的方式才能赢得她赐予这片土地繁荣的能力。如果国家需要恢复活力，那么衰老而必朽的君王必须被褫夺王位，代以生机勃发的新人。”[[[][英]米兰达·阿尔德豪斯-格林.凯尔特神话[M].刘漪,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60.]]
对国王的年岁要求本质上是凯尔特人将原始巫术和自然崇拜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通过“主权女神-国家繁荣-神夫”的链条，将统治者的身体状况投射到国家和民族的繁荣上。这中间结合了巫术的“相似律”和“触染律”[[[][英]J.G.弗雷泽.金枝[M].汪培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以虚构的主权女神作为统治者和国家之间的链接，用“年轻国王取悦主权女神从而赐予繁荣”的方法，在原始生殖崇拜的影响下让国王处于被主权女神施舍恩赐的下位，也符合凯特尔神话特有的女性叙事特点。同时期故事“银臂努阿达”中也对此存在有力证据：“一位国王的身体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不能有任何残损和畸形的部分。努阿达（一位国王）的一条手臂在战斗中被砍断了，因此他必须交出王位。”[[[][英]米兰达·阿尔德豪斯-格林.凯尔特神话[M].刘漪,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51.]]
主权女神是新老两任统治者的讨好与争取对象，若以此论，《芬尼亚传奇》中格兰尼的最终待遇也能得到解释：作为私奔的妻子，格兰尼没有受到芬恩的报复与冷落，因为她是主权女神的化身，不可亵渎。以主权女神作为土地化身、以国王作为链接女神和世俗的纽带、以新代老维持国家繁荣成为凯尔特人在自然崇拜、原始巫术双重训导下对政治的基本理解逻辑兼文化底色。
在凯尔特人的底层思维中，一老一新争夺美人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针对主权女神展开的雄竞战。未能顺应这个政治逻辑的年老统治者会得到恶果。托氏《凯尔特神话传说》中，篇章“芬尼安战士的归宿”“歌拉战役”“奥斯卡之死”交代了芬恩的骑士团如何走向末路，他们“已经发展成为爱尔兰境内一支独特的、参保的武装力量，他们向诸侯随意征收苛捐杂税，享有种种特权”，并遭到敌对，时任国王“号召其他地区的国王联合起来对抗这些芬尼安战士。”[[[][爱尔兰]托马斯·威廉·罗尔斯.凯尔特神话传说[M].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196.]]《史前英雄——凯尔特神话》中，精辟记述“狄阿尔梅德之死暴露了芬恩性格上的阴暗面，而此前他一直被认为是完美的英雄，随着芬恩人格的堕落，芬尼亚勇士团的地位和行径也开始恶化、他们越来越脱离老百姓……他（奥斯卡）的死亡预示了芬尼亚勇士团的衰败。”[[[]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史前英雄——凯尔特神话[M].费云枫,张晓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62.]]在爱情悲剧中，芬恩暴露了自己的缺陷、也在争夺主权女神化身格兰尼的比赛中落败。在已有铺垫的独裁者叙事和伪英雄叙事下走向自己的结局。赢得主权女神青睐的迪卢木多被后人铭记、在比赛和考验中升华为真正的英雄。
无独有偶，同类型爱情三角故事“悲伤者迪尔德丽”（出自《夺牛长征记》），亚瑟王传说（原著《亚瑟王之死》）均属和《芬尼亚传奇》同时期或模仿其爱情叙事结构的作品，其中都出现了类似的三角爱情故事，迪尔德丽和不知名的年轻情人反抗康纳尔王的强娶；亚瑟王愤怒于桂妮薇娅与兰斯洛特“恢复旧日的爱情”[[[][英]马罗礼.亚瑟王之死[M].黄素封,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898.]]。他们演绎着与《芬尼亚传奇》类似的爱情悲剧。并且结局都是年长者夺得美人、政权崩塌、国破家亡。凯尔特人以三角爱情故事来隐喻远古年代年老统治者和年轻挑战者的权力争斗过程，故事真正的焦点不在于爱情是否修成正果，而在于其政治劝诫意味，教育民众和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法则，让年轻的国王统治国家，取悦主权女神。
将主权女神的概念同统治者选择、国家繁荣联系到一起，并将主权女神投入到爱情三角故事中告诫众人，不仅是自然崇拜和原始巫术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与投射。更是凯尔特人将理解世界的方式从个体贯通至民族和国家等共同体的最终形态。在《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中，角色不仅仅是角色，更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人物隐喻。凯尔特人传唱传说时也在传承他们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传统。主权女神这一富有凯尔特文化特色的象征性形象使凯尔特的爱情叙事增添了更有现实意义的故事解读角度；她的存在和作用同时彰显了凯尔特人的自然崇拜、原始巫术在政治中的运用以及凯尔特神话中特有的女性叙事功能。在赋予爱情悲剧更加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在另一层面提高了神话中不可违抗的“命运”的层次：命运被具化为大势所趋的统治者更迭、不可违抗的社会发展潮流。主权女神在虚构故事中参演的爱情悲剧则说明了凯尔特人当时所处的复杂社会过渡时期境况：年长者夺得美人，是对即将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准奴隶主的映射；年长者不得善终，则体现凯尔特人对过往原始公社时期人人基本平等的怀念和习惯性遵循。在社会形态转型的阵痛期社会规则和政治理念都发生了更迭，凯尔特人则寄希望于主权女神调和这种矛盾、纠正这种混乱，这种期望最终被体现在他们的爱情叙事中以小喻大地展现出来。
六、结论
《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以丰富的叙事手法、三角关系构造与凯尔特文化内涵的埋藏，构建了凯尔特神话中独特的叙事体系。在叙事结构上，芬恩的三段婚姻以线性叙事为主干，通过倒叙手法嵌套非线性片段，并同迪卢木多的预叙、时间跳跃和格兰尼的延后叙事共同构成线性叙事和非线性叙事交织的叙事结构。这种结构既延续了古典史诗的镶嵌式叙事传统，也体现了凯尔特神话的框架故事特质。三角关系的叙事张力集中体现为二元对立的动态博弈，在三角构造中，芬恩完成从英雄到“加害者”的功能转变，格兰尼转身为主动者和发出者类型的特殊行动元强制改造了迪卢木多的角色功能，使其成为爱情故事的主角，同芬恩一起构成首尾相连的三角构造。在其中，迪卢木多和芬恩各自特质的巨大差异、迪卢木多和芬恩源自血缘与权力、忠诚和背叛、个人情感与集体秩序的对立因素同格兰尼价值观中爱情排他性与婚姻功利性的冲突结合，促使格兰尼选择迪卢木多作为情感自由追求的载体，推动三角关系的产生和运作。
在文化内涵层面，凯尔特的自然崇拜与原始巫术渗透于叙事肌理。迪卢木多的黑痣、芬恩的智慧鲑鱼传说，均体现“触染巫术”的能量转化逻辑；德鲁伊的魔法能力是社会规则的维护工具，又因个体私欲走向世俗化，暗示宗教权威的解构。格兰尼作为土地主权的化身，其婚姻选择本质是新旧统治者的权力斗争，年老的芬恩代表衰败的权威，年轻的迪卢木多象征新生力量，二者的斗争映射凯尔特人对“国王—土地—繁荣”权力链条的笃信。这种将政治更迭寓言化的叙事，使爱情悲剧升华为社会转型的文化隐喻，如迪卢木多之死隐喻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的阵痛，菲奥娜骑士团的衰败体现凯尔特人对公社生活的怀念和对新式社会形态下观念转变的反感畏惧。主权女神的存在，既赋予女性叙事动能，又将个人情感抉择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最终形成凯尔特神话中“命运即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层逻辑。
《芬尼亚传奇》的爱情叙事超越了单纯的情感书写，通过叙事结构的精巧编织、以二元对立因素构建三角关系、凯尔特文化符号的隐喻象征，既展现了神话作为社会事实反映的客观现实性，也体现了凯尔特先民在面对时代发展时对认知冲突、社会矛盾进行的个人能动性思考与探索。在以神话文本对当今叙事学研究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以另一种方式将凯尔特人对于个体情感、社会伦理和世界认知的独特文化观念和认知逻辑流传并得到展现，换言之，《芬尼亚传奇》也是活着的凯尔特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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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说
第48章 《芬尼亚传奇》爱情叙事结构分析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