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泰戈尔访华 192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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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4月12日上午11点20分，上海汇山码头早早地就挤满了人，你推我搡，叽叽喳喳，好不热闹。
“泰戈尔要来了。”
“泰戈尔是谁？”
“泰戈尔得了诺贝尔奖的啦，晓得哇！”
正对着码头地空地上是整整齐齐地以放射式排成半圆的欢迎队列。队列的最前头，是徐志摩、林徽因、瞿菊农、郑振铎等上海文化届名人代表，其后便是一些中外政商名流。
欢迎队伍足足有600余人，包括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各大报纸驻上海的记者，其中主要是中国、日本的报社。
此时的上海虽然有些非主流的小众报纸，如英文、法文报纸，几乎是专门销售给一些英法驻华大使家庭和一些来往中国的英法商人及传教人士，不过相比之下，无论是影响力还是销售量都可以忽略不计。
同时围观人群更是多啦，称一句万人空巷不为过，毕竟此前上海的各家媒体，无论是新进党还是守旧派，无论是中资报还是外资报，都一致地为泰戈尔访华宣传造势。
围观地群众很多，有些是来接风自己地亲友，有些就是单纯凑个热闹，看看这位得了大奖、被夸成“印度文曲星下凡”的外国诗人是不是有三头六臂，彷佛来看一眼，就能沾上些文气，福荫子孙。还有些就是分不出是真的喜爱还是单纯为了附庸风雅而来。不过更多的还是学生啦，毕竟泰戈尔此行说到底还是文化性质更多些。
随着一声悠长的鸣笛声响起，“热田丸”号缓缓停下，在水中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将阳光洒下金粉荡漾起来，显得波光粼粼又充满生机。
船身靠岸后，船员东奔西走，训练有素地放下长梯，维持秩序。
长梯放下后，访华文化代表团缓缓走下来。此行，除了泰戈尔，一同前来地还有梵文学者沈谟汉、画家南达拉·波斯、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卡利达斯·纳格、社会工作者格林斯等人。
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著名诗人、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
泰戈尔身着传统印度长袍，头缠黑色头巾，脚踩黑色布鞋，拾级而下。长长的络腮胡垂下，亲切又慈祥。
他虽衣着简朴，但是白发银须、高鼻深目、眼神睿智、精神矍铄、气质非凡，颇有些道骨仙风、遗世独立地感觉，引人注目。
访华文化代表团刚一落地，徐志摩就迎上去，林徽因也立刻送上捧花。一群人寒暄了几句，便由记者指挥起了照相。
期间还有些比较热情（胆大）的人涌上前，热情地为泰戈尔戴上花环，欢迎他的来方，虽然泰戈尔听不懂中文，更听不懂上海话。
照相结束后，徐志摩等人立刻安排代表团的人坐车去往静安寺路（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这条路一直都是上海最繁华的街喔~）。
泰戈尔等人被安排下榻在沧州饭店的第23号和24号房间。（沧州饭店，现沧州文华大酒店，由英商上海饭店公司投资，占地8800平方米，有客房102间，饭店内部除了有电话、淋浴设备外，还设有弹子房、跳舞场、西餐厅、饮酒间和冷饮厅，是当年沪西最著名的豪华旅馆。）
按规矩本来应当中午就给泰戈尔一行人办接风宴的，不过徐志摩考虑周到，觉得泰翁等人此行路途遥远，想着让他们稍作修正在做打算，相当于给他们一段时间“倒时差”。
于是，将原定的接待会推迟。
不过，泰戈尔显然对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奇，用完午餐，小憩之后，便拉着徐志摩这位向导前往龙华赏花，顺带游览了上海的龙华寺、龙华塔等名胜，玩的不亦乐乎。
当然，这都是有渊源的。泰戈尔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
关于印度的城市，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孟买或者新德里，但是事实上这两个城市都是1947印度独立后才发展起来的，而加尔各答从1772年直到1911年的140年间，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都。故而，民国时期的加尔各答是印度科教文化政治的中心，所以可以理解为，泰戈尔出身在印度最大、最发达的城市。
而泰戈尔本人还出生在加尔各答的一个非常富有的贵族家庭。（事实上，同时代，教育无论在那个国家，都是一种奢侈品。）
他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深受父母兄弟姐妹的喜爱，是一个在爱的包围下成长的孩子，所以他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他的诗风阳光和温暖，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故而在西欧迅速火爆起来，并获得诺贝尔奖。
虽然这也是西欧博弈下的产物，但是这不可能否认他的成就。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启迪了中国最新一代白话文诗人，如郭沫若、谢婉莹（冰心）、徐志摩等。由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中的“新月”二字就取自泰戈尔的《新月集》。
泰戈尔的出身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而他曾经去乡下管理祖传佃户的经历，让本就本性善良的他，对贫苦的人民生活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
他热爱孕育他的印度土壤，认同印度古老的文明。他致力于抵抗英国殖民、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运动。
同时，幼时，他就对远方有者和印度一样古老文明的中国心生向往。如今，中国又和印度一样受外国殖民势力压迫，他深深同情。
早在1881年，才20岁的泰戈尔就在《婆罗蒂》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的文章。无情地谴责英国对中国实施的鸦片战争，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支持：
“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地注入它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它走向死亡。一方面从它那里获取暴利，另一方面让它损失惨重，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1916年，泰戈尔受邀访问日本，但他依旧没有忘记中国。访日途中经过香港，在看到中国工人勤劳工作的景象后，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当这样的巨大力量获得现代化交通工具时，也就是一旦掌握了科学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现在，那些享用着大地财富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妄想推迟这不受他们欢迎的一天的到来。”
而即便站在日本的国土上，泰戈尔也并没有给东道主面子，在日本东京大学发表演讲时，公开谴责当时日本侵略山东的丑恶行径。
总之，泰戈尔对中国有者深厚而又复杂的情感。比如，今天泰戈尔一下长梯，刚刚才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说：
“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及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泰戈尔对中国古老的东方文明十分沉醉，加之这场中国之旅，他又是期盼已久。事实上，早在1922年，泰戈尔就答应了访华邀请。只是因为身体抱恙的缘故，一直推迟到今年。
他在印度就做好了相当多的准备，学习了很多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做了很多攻略。
徐志摩作为一方面为了尽好地主之谊，另一方面他本人又是泰戈尔的“脑残粉”，他精心安排了丰富的行程，规划了多个路线各种活动：包括去那个地方游玩，吃什么特色美食，听昆曲、京剧还是去看文明戏...总之，竭尽全力，让泰戈尔的中国之旅充满回忆乐趣。
第二天上午，徐志摩和林徽因一行人早早的就到沧州饭店报道，带着泰戈尔等人前往上海哈同花园进行参观。
哈同花园，又称“爱俪园”，是旧上海又名的私家花园，是上海近代史上名声显赫的“地产大王”欧爱司·哈同的私产。
哈同花园由一个法号叫做乌目的山僧设计。这位僧人也颇有来头，他原名叫做黄宗仰，早年在上海清凉寺出家。目睹清朝腐败之后，随即投身革命，曾参加营救章太炎的活动，与孙中山等党国元老均是旧时。
他由于参加革命，被迫避难日本，广游日本许多庙宇园林，故而在园林建造方面颇有见地。
乌目以《红楼梦》中大观园为蓝本，进行布局，从1902年起逐步将哈同花园扩建，到1910年全部竣工，耗时8年，轰动上海滩，被称为“海上大观园”、“海上迷宫”。
根据民国多位名人的回忆录，可知哈同花园曾经拥有山石池水，舸舫亭阁、奇花异草，方圆20公顷，26个景点，处处胜似仙境。
不幸，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租界沦陷，园内所藏金银财宝，被日寇洗劫一空，瞬时诺大的一个花园，变成了一片废墟。（可恶的小日。。。小日子过的还不错的日本人~）
参观完哈同花园后，徐志摩马不停蹄带着泰戈尔前往闸北一家寺院，出席印度人为泰戈尔举办的欢迎会。
由于印度寺庙是不允许女子入内的，所以，林徽因未曾陪同。
她提前来到慕而鸣路（今茂名北路）37号张君劢的住所，提前准备茶话会。这将会是泰戈尔访华以来的第一场文化沙龙。
到时候，陆小曼也会前往。（修罗场~严幼韵可太期待了！）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泰戈尔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