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城祭》蓝诫

5、噩

　　韩冬杨上五年级的时候，邻村小学里升学的，都来到了韩家堡小学，学生变得多了，最终分成了三个班。
　　那年是韩冬杨最后一年作为贫困生，在课堂上被叫起来，老师让他讲讲贫困生获得免除书本费这个荣誉的感言。
　　也是从这学期开始，他们年级的老师已不再是邻村的临时老师，而是从各个镇上调来的正式教师。
　　老师得了校长的命令，把这次县里为贫困生发放的，免书本费的名额看得十分重要。
　　他的老师不会考虑半大的孩子是否难为情，况且老师对韩冬杨不甚了解。
　　老师们认为，他只是跟校长有亲戚关系，才得了这个珍贵名额，这跟获奖有什么区别。他最好站起来讲一讲对校长的感激之情，并保证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报答之恩宣之于口。
　　这位老师并不了解，韩冬杨是真的贫困户，且死缠烂打，外加大老远请厉害亲戚帮忙，才如钉子户一般蝉联长达五年。
　　这个贫困户的形象在韩冬杨的老同学心里自然早已铭刻，经此一站，此形象在新同学面前也快速立体了起来。
　　韩冬杨九岁才上一年级，他们那个地方，孩子们上学都晚，五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十三岁了。
　　上四年级的时候，韩家堡小学已经和周边的临时小学有过一次混校了，那时候韩冬杨也分到了一班。
　　后来老师发现两个班的尖子生分布情况十分的不公平，韩冬杨便被二班的班主任指名调了过去。
　　说来，他们那个地方的孩子见识浅薄，思想却早熟的很。
　　四年级时，一班就有比韩冬杨年岁还大的几个同学开始有了早恋的倾向。
　　听当时的同桌说，他们会在周末的时候，骑车到彼此的村子去串门玩。
　　韩冬杨听时，只觉得好离谱，因为他那个时候依然穿着补丁破布衫，以及大人的旧裤子改的阔腿裤，还有放学后，和周末里干不完的农活。
　　韩冬杨的长相很是出挑，大概得益于父亲的家里没有丑人。
　　韩冬杨在班里算个子偏高的，他人又瘦，小脸蛋子又白又嫩。
　　黄土高原上风头大，日头高，冬天又干又冷。
　　孩子们到处疯跑，个个顶着个红脸蛋，晒得又黄又红。
　　韩冬杨的脸皮却永远白净，夏天做完操，脸上晒出一坨红晕，嘴唇总是抿着，小眉头皱着，可爱得紧。
　　清澈的眼睛细细的重睑，头发颜色不深，身上的衣裳虽然破旧，却被他洗的干干净净。
　　他的脖子白皙修长，不同其他孩子一般，一到夏天，上面全是汗印子，顺着鬓角往下淌黑水。
　　黄土高原上一年四季扬沙，尤其是到了秋冬季更甚，每个人都被刮得灰头土脸，谁也逃脱不了。
　　那年暑假，常年在外找活干的三叔来韩冬杨他们家。
　　他家麦子多，地里的农活很忙，但是三叔在外面懒散惯了，根本没有帮父亲干活的自觉。他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醒了就跟韩冬杨在一起，和他说一些不着调的闲话，像个小孩子。
　　三叔来时，随身带着两捆一百元的钞票，也常常带着他们姐弟去集上买吃的，都是三叔付钱。
　　后来有一天，三叔从一捆红色纸钞里抽出一张来，给了韩冬杨，让他自己拿去集上买吃的。
　　韩冬杨平时是没什么零花钱的，穷人家的孩子对超过五块钱的大钱，根本没有什么概念。
　　他也没觉得面值有多大，只要能买东西就行，拿着红票就往集上跑。
　　半道上却遇见干农活回家的父亲，父亲见他手里拿着百元大钞，脸瞬间黑了下来。
　　“谁给你的钱……”父亲厉声问他。
　　“三叔给我的，让我去买吃的……”韩冬杨一脸紧张地回答。
　　“赶紧滚回家去，馋的想吃屎吗……”父亲一把夺过韩冬杨手里的钞票，扬起赶牛的鞭子比划着恐吓他。
　　韩冬杨自然很失落，他也不知道这钱能买到多少东西，他只是想买一包惦记已久的干吃面罢了。
　　但是韩冬杨更害怕父亲的牛鞭子，那鞭子在他刚从奶奶家回来只过了一年，就打在了韩冬杨的身上。
　　韩冬杨至今记得那年夏天，自己挨得那一遭打。
　　那年，他家麦场里的麦垛子比往年垒的还多，那年收成不错。
　　韩冬杨被父母派到麦场看麦垛，具体活计是把麦垛子搬开，将一个个麦捆子立在场上晾晒，他的两个姐姐则在家里张罗饭菜。
　　韩冬杨干完活，坐在麦场的阴凉处数蚂蚁，耳里却听得坡上的孩子玩的欢快，那欢笑声实在诱人得很。韩冬杨狠了狠心在心里盘算，他只去玩一小会儿就好，自己的活也都干完了，他也一定会在父母回家之前赶回来。
　　盘算过后，韩冬杨便上坡了，他只觉得这山上山下的路程仿佛缩短一般，一溜烟就找到了小伙伴，跟大家玩开了。
　　他和一帮坡上的孩子玩弹珠，玩沙包，玩跳房子，捉迷藏，跑的满脸都是汗，小背心早就湿了，粘在背上也没觉得热。
　　没有不爱疯玩的孩子，尤其是像韩冬杨这样的，从来没有什么玩伴的孩子。
　　他玩的忘了时间，直到父亲和母亲赶着牛车，黑着脸冲他一声大喊，他才意识到害怕。
　　韩冬杨怯怯地看着父亲，他将车子立在原地，怒气冲冲地朝韩冬杨走过来。韩冬杨一颗小心脏砰砰地跳，旁边大大小小的伙伴窃窃私语，连连往后退到一处。他们脸上或震惊，或不屑地围观这个从山底下上来的新玩伴，预测且观摩接下来他要被怎样教训。
　　父亲握着牛鞭子抡圆了，啪嗒一声，极其清脆利索地打在韩冬杨的胳膊上。
　　一边打他，一边还大声咒骂，无非就是骂韩冬杨偷奸耍滑不是个好东西，活像个懒驴，就知道玩。
　　孩子们在后面听到这个新鲜的词汇，都笑着学韩冬杨的父亲，大声地重复着懒驴两个字。
　　不得不说，父亲虽然一辈子庸碌无能，但是能说出这个新词，也算是他作为上门女婿，给韩家堡做出了响当当的贡献，这词是奶奶家那边的人才会说的方言。
　　韩冬杨那时只觉得很丢脸，又委屈，胳膊上的鞭子印还混着汗水火辣辣的疼。
　　韩冬杨在奶奶家时也没有多么金贵的待遇，但是只要他勤快，起码不会无缘无故的挨打。当然因为他上坡玩耍，奶奶扬言要杀了他，同样足够他毛骨悚然。
　　韩冬杨后来常常想起这些事，就忍不住在心里比较起来，是举目无亲，被威胁幼小生命可怕，还是在小伙伴面前被抽鞭子更令人胆怯。
　　他没有得出结论，他只是恨自己记忆力太好了，这确实不算什么好事。
　　他有了朋友之后，便有了比较，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有类似的经历。至少不会像他一样，因为玩耍挨打，也不像他，仅有的几颗弹珠，洗了又洗，颜色绚丽，却毫无用武之地。
　　他那时抽抽嗒嗒哭着，走在牛车后面，听着父亲和母亲轮番地咒骂，直到麦场里骂声仍未停止。
　　父亲厉声骂他还有脸哭，又叫他手脚麻利点，赶紧将车上的麦捆子卸下来晾晒。
　　一到夏天收麦，麦芒扎得手上全是暗刺，挑都挑不完，但是这属于常态，韩冬杨早就习惯了。
　　话说回来，被父亲夺了红票子之后，又过了一两天，三叔就离开了。
　　后来开学，韩冬杨去了十几公里以外的镇上念六年级，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住校生涯。
　　三叔离开后就跟家里断了联系，这个家里是指父亲的老家。
　　听母亲说，四叔因为三叔老是不回家，也从不给家里寄钱，对他生了埋怨。四叔在村子里撂下狠话，说让他一辈子都别再回来了，权当没这个人。
　　母亲有一次说起三叔，说他那次离开后没多久，就给父亲往小卖部打了电话，说是自己犯了事，需要家里拿三千块钱来赎人。
　　母亲还说，三叔曾去集上用红票买东西，被小卖部的人认出红票是□□。
　　父亲跟母亲说，三叔身上那几捆钱都是□□，他给钱的时候都不许接着。
　　但是三叔具体是犯了什么事，母亲也没说清楚，总之，指望父亲给三叔拿钱赎人，等于是天方夜谭。
　　儿女头疼感冒，父亲都每每愁得大发雷霆，怎么会替三叔去分担这个烂摊子呢。
　　不知道父亲的冷漠是被母亲感染的，还是说，其实他天生也是冷漠的人。
　　奶奶也曾多次在韩冬杨面前说，牛宝的爸妈是真的不心疼孩子，就没见过这么不亲近孩子的父母。
　　奶奶说这话自然有她的道理，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父母隔着六十多公里都能凑成一对，自然就是这个道理了。
　　经过韩冬杨多年的观察，他的叔叔，包括他的姑姑，还有奶奶都是热心肠的人。但是父亲却沉默寡言，窝囊又不讲理，还特别固执，偶尔还爱在家耍威风。
　　大概是在母亲这样畸形的家庭里，经过长期的冷血熏陶之后，父亲也变成这样了。
　　母亲的确是个很自私的人，在太爷还活着的时候，她也会从他那里得到零花钱。攒一年下来，怎么着也能买件新衣服，还是当年时新的款式。
　　在韩冬杨的记忆里，母亲是个对自己的衣服极其爱护的人。
　　和邻家小媳妇一起买的时新喇叭裤，那人早穿的不像样了，母亲的却还被熨帖的平整，像新的一样。
　　且母亲出门的时候，穿的并不比别家有点钱的小媳妇，她常常会用攒下来的私用钱，支付一件时新的衣服或一双高跟鞋。
　　但是她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儿女，在2003年仍然穿补丁衣服，和露脚趾的破布鞋而想一点办法。
　　从韩冬杨上五年级开始，父亲秋收之后便会去市里，由厉害亲戚找一些类似门卫的活计，挣点钱。父亲没读过书，只认识一些阿拉伯数字，所以他干不了什么能挣钱的活。
　　太爷去世后，父亲和母亲就搬进太爷的窑里住了，那个窑洞向阳，门窗还特别严实。
　　父母亲之前住的那个窑洞常年见不着太阳，夏凉冬冷。
　　一到冬天，门口的积雪即使清扫干净，地上的土层也会被冻得结实。中午温度稍微上来一些便化了，门口就是一滩烂泥，脚都没地方下。到傍晚太阳落山，那个地方的烂泥又重新冻上，第二天再化开，日复一日。
　　韩家堡每年都会办一次庙会，来的是青城县周边的秦腔班子、
　　母亲很爱看戏，是不是真戏迷，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她为了约坡上小媳妇看戏，常常装模做样地大声关上旁边的窑门假睡，约摸韩冬杨睡着了就偷偷溜走，把他一个人锁在空院子里。
　　那时韩冬杨的两个姐姐都已去了镇上住校，邻居窑洞里的人家全都在这几年里陆续搬走，在坡上盖房子去了。
　　整个山下就剩下他们家一户，跟麦田守望者一样，还住在山前的窑洞里。

　　有一次韩冬杨突然惊醒，正好听见破门板正在上锁的声音，才知道母亲又要偷偷去看戏。
　　他趴在布满油烟和灰尘的塑料窗户上大声地哭喊，祈求母亲，让她别走，他实在太害怕了。母亲则在门外一边快速锁门，一边让他把眼睛蒙住，她一会儿就回来了，说完就转身，狼撵似地跑开了。
　　他们家窑洞前面是成片的农田和大山，而在最靠近山口的那户破窑洞里，有个男人就吊死在了里面，这事大概发生在韩冬杨上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韩冬杨太小了，对上吊者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但是这种恐怖的记忆往往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被幼小的守家人反复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