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欲风流》redgreen

1、万圣节和穷鬼 我不如鬼

　　这是我们第三个万圣节，儿子早就惦记着了。上次万圣节之后的第二天，他就说“今天还去要糖吧”，我笑着说只有十月31号才是万圣节，一年仅一次。“什么是十月31号呀？”我知道他还不懂年月日的关系，于是利用那次机会详细给他讲日历，于是他记忆得很牢。今年他们小学的课程里恰恰讲到了日历，他全会的，所以他一改往日在班里的低迷，侃侃而谈，甚至包括大小月和闰年，得到了老师的嘉奖、优秀的成绩。今年万圣节，他已经是内行了，夏天就三番五次地提醒我，“Halloween, 十月31日，快到了！”烦的我不行。

　　我心里的万圣节根本不算个节日。我们移民的头一年就忘了，也不清楚是哪一天。所以四年四个万圣节只过了三个。万圣节在我的最早印象，是在国内的时候，有位联谊宿舍时尚的女生给我们曾经提到万圣节的事，她们希望借词开party。我们宿舍除了两个本地人比较富裕，其他都是来自乡下的，一块钱一张的贺卡会花掉我们一两天的饭钱。既没有要糖的激励，还要买贺卡愉悦她们的心情，我宁可有意无意的遗忘它。记得当时流传的政策刚好是禁止过洋节，我们借口如此就回避了她们的积极邀请。同样地，在出国的第一年里，我也有意无意地忘却了万圣节，因为要给孩子化装，买鬼脸的面具，吸血鬼的披风，那不是10块20块就解决了的。另外还要陪他们在寒风中走上两三个小时。只因对街上的朋友一定要两家的孩子一起去要糖，我们才开始过了第二个万圣节。

　　万圣节在我们家终于形成了，是基于的万圣节经济观。就在那年对街上的朋友一定要两家的孩子一起去要糖，我们推脱不懂洋节的时候，她笑着说街道有人会给免费化装，到一元店买一个披风就行了。于是我陪儿子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在街道中心化了装，特意让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衣裤，披上一元的塑料披风，精神抖擞的要糖去了。朋友的孩子和我们儿子比赛式的向前跑，到了有南瓜灯的人家就按门铃，"Bonne Halloween",然后就有糖给了。我们大人远远的跟着，直到走过数个街区，孩子们实在累的走不动了。没想到一下子就要了四五磅的糖，一个大超市塑料袋都装不下了。不但有各式各样的糖，还有巧克力、小包装的薯片、玩具卡片，还有给钱的。不但是儿子，我和我老婆都乐坏了。超市里最便宜的糖也要2.99刀一小袋哇，象这样一小把一袋的糖，我们得到了七八个呢。

　　从此，万圣节在我们家形成了气候。我们前两年的行头都没有丢，一个尖尖的巫师帽，一个鬼面具，一个南瓜型的塑料袋子是可以挂在胸前装糖用的，还有一个恐怖的假牙最有过节的气氛。去年塑料披风的大纸壳领子和黑色塑料皮断掉了，今年又大力投资花了五元在超市zeller打折的时候买了一个丝绸的披风。

　　为了要糖，我们先花了一个小时坐车到法裔区去，这里的节日气氛最浓。许多townhouse都有万圣节的装饰。值得说明的是，这种townhouse有点象国内的标准楼，一般三层，每家每户的前门和楼梯都向外，客人可以直接走上二楼或三楼去敲门。楼前略有绿地，装饰的南瓜灯是必有的，还有的在地上做了一个假的坟墓，或立一个稻草人；有的用丝绵做的蛛丝挂在门廊或楼梯上，大黑色假蜘蛛藏在灯影里；或者把一个黑色衣着小女孩的背影造型挂在前门上，假装是撞成肉饼的或者被吸血鬼吸干的人形。更有甚者，有人假扮成稻草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门前的破椅子上，当有孩子去敲门时他就突然动一下。不但孩子，大人也会吓一跳。

　　其实，与其说法裔区节日气氛更浓，不如说这里的人更慷慨。住在其它房子里的人是鲜有人招待数以百计的要糖人的，比如住普通公寓appartmen的人，住豪华公寓condo里的人，和拥有别墅的人。当然，他们也许把钱早就捐献穷人过了。客观的是孩子们很难闯入时时上锁的appartment，也不可能闯入有门童doorman的condo；估计公寓里面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不会准备那么多的糖果和礼物。别墅区就更不用去了，一是南瓜灯少，二是养狗尤其狼狗的很多，三是个别的深宅大院，走进外墙都不可能。还有个原因，一栋别墅周围草坪巨大，距离另外一栋很远，不象国内大都市的别墅一栋靠着一栋那么近，不是腿靠可以走来走去的；我还没有看见有人开车去要糖的。我们也是住普通公寓的，属于没有大门钥匙是进不了总大门的那种，年年都不用考虑准备糖果的事。第一年有个楼里的孩子来要糖，我们才移民不到两个月，还用我们蹩脚的英语猜了半天他的纯正的本地法语，搞的他一脸的不高兴默然离去了，后来问了朋友才搞明白是万圣节来要糖的孩子。

　　今年要糖的还是一群一群的，有黑人，有印度灰黑的人，有棕色的西班牙裔南美人，东欧的白人，当然法裔也不少。中国人一贯不多，走了十条街见到的只有另外一家三口。我很难说为什么，看来，象我们家这样受到三年要糖锻炼、不怕丢人现眼的中国人的确不多。说白了，要糖的穷人多吗。一些刚有孩子的，或者孩子二三岁的夫妻为了锻炼孩子的胆量也是会积极出动的。从行头上也可以看出来不同，他们把孩子打扮的分外可爱，有扮小蜜蜂的，小白兔子的，小红狐狸的.....一身服装是从头裹到脚，既防风御寒又彻头彻尾象个小蜜蜂什么的。脸上花的很精细，有鼻子有眼的，不是免费化装的那种，不象我儿子的黑脸儿和血盆大口就用了两分钟。

　　不过，要糖的确是一种锻炼。首先孩子要不怕黑暗，我儿子开始怕黑，尤其害怕大蜘蛛，和前街上朋友的儿子一起要糖的时候，他就曾经哭着跑回来了，说有蜘蛛。后来，我刻意来着他去看那个假的蜘蛛，并且翻过来倒过去让他看是用布缝制的。渐渐的，他胆量大起来。有一次，有几个人在自家的花园里设置了一个恐怖局，用布围起来，用冷色的灯光烘托气氛，地上挖了一个坟坑，旁边停了一口棺材，大家都穿了黑白的丧服，有个男演员装扮死尸，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吓人。他们拉路人去看恐怖，里面尖叫一片。我儿子也被拉进去了，他临走向我们叫“等我一下”，我们没有听懂他们的法语，只好在围布外面等，等呀等，许久也不出来。我害怕了，小时候听说过有拍花的，年节的时候人多眼杂，用迷药拍在孩子或美女的脑门上，就人事不醒了，然后被拐卖了。我急忙钻进围布，拔开人群。正在这时，死人从棺材里跳起来，我一身的冷汗，然后不由地尴尬的笑了，因为我看见，我儿子正拿着铁锨在帮他挖抗呢。

　　实际上，大人也受到不少锻炼。我以前一直打着融入西方社会的旗，去做和洋人一样的事，例如去TimHorton喝咖啡，尽管我咖啡过敏；去买SousMarin三明治做午饭，尽管不能吃饱。我对老婆说，至少可以练练法语。其实开始我还很磨不开面子，我让老婆在前面站着，我远远的跟着，感觉向不相识人要糖，就和向陌生人要钱一样难看。从后来移民生活中发现，要小钱的人还是很多的：高级的有门童，一边开门一边伸手，衣装笔挺的；有更多的在十字路口或地铁站口，拿着homeless的纸皮牌子，或者一个一次性咖啡杯；甚至不乏衣装革履的壮年男子，那天我看见一个，估计不到40岁，一边抽着15元一合的名烟一边举他的空咖啡杯向我要钱。再其次，我也开始打工了，勒脖工，一天十几个小时不等，卸集装箱，缝纫厂给衣服剪线头，在黑末的土地里拔葱..... 累得腰都挺不直了。我一天一天感觉到，那些伸手的人们比我们还轻松些，至少在心理上。在去年的一份新闻报道里听到，那些人时进20元，比我们时薪七块半还高出许多呢，于是我老婆说，“你以后再也不要随便给他们硬币了”。这里我要声明，以此为生的老外不少，但也绝对是少数。人穷志短吗，我在也不是国内一路考入大学的佼佼学子，我有儿子老婆等我拿钱买米。我屡屡向老婆发誓赌咒努力找到一个白领的工作，进入中产阶级，然而那企是我的发誓赌咒可以做到的。如此思来想去，要糖也不丢人，更何况这是风俗，衣锦食鲜的洋儿童们也乐在其中呢。

　　还有，要糖的一般是临家的孩子们。平日有认识的，在同一家小学的，前街后街的。半大孩子会自动结伴，一起去要糖，增加了联络。这使我想起了我童年的时候，平日里懂事的孩子都会帮家里拾柴烧火，难得聚在一起玩。而在正月十五明亮的月亮地里，农庄里炊烟袅袅，家家在做平日看不见的好吃食，家长都会放孩子出门，孩子们在压谷场上玩老鹰捉小鸡，一直玩到午夜。大人也增加了联系，大人们见面至少都会祝贺万圣节好，或者晚安。有人会攀谈几句，曾经有人问我们孩子是临家小学的吗，有不少人家居然是我们孩子的同学或同校。

　　而发糖的也十分有面子。外国人不象中国人那么多，前街后街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没有孩子光顾的人家很可能有问题，不招人待见的。所以有人从三楼下来发糖的，吹着喇叭发糖的。有人有喜事的，家庭兴旺的，年年发财的。进而，小商家也在发糖，我们常常在糖果袋里发现小字条，某某发廊，某某外卖，电话号码什么的。尤其杂货店，一年之中这一天最慷慨，一包薯片外加一包糖，每个孩子都给，不论是专意去的，还是路过的，因为孩子们总是他们的忠实的顾客。

　　不管我们家属于哪一种，我们也乐在其中。去年要的糖到今年万圣节还没有吃完，今年又得了两大袋。当然主要是吃糖对牙齿不好，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更何况国外的牙医这么贵，老婆洗牙和检查一次就几乎两百刀。我们严格控制儿子吃糖，我也只有在开车昏昏欲睡的时候，吃一粒提提神。家里来了客人有一大合糖，也是面子不错的，不管里面是我们的辛苦还是我们的不知羞耻。

　　要到的钱交给小学，这是儿子的一项公益活动，“去捐给穷人”我们儿子总这么说。我们夫妇一致教育儿子，“我们是有钱的”，尽管我们知道实际的银行存款已经全部变成贷款了。“有钱的”就不要失去了礼仪和风度，在学校里要象一个绅士；“有钱的”就不要失去了智慧，要学习钢琴，要学习跆拳道，要出人头地；“有钱的”就要行要端举要正，要以懒惰为齿。当然我们会把要到的钱全部交上去，如果要到的钱不多，我还会把我口袋里的硬币都塞进儿子的募捐盒子里。

　　万圣节过去了，我还是我 - 一个打勒脖工的移民。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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