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登堡的冬天》艾奥莉拉

6、梅瑟里（三）

　　“即使一定要用希伯来的名字，至少用德语的拼写习惯总可以吧。”
　　克拉拉斜靠在卧室的太妃椅上，窗外是12月肃穆的天空，仅有的一点阳光落在她拥着毡子的肩膀上，削弱了她性格里的清晰和果断。
　　几天前，她产下一个足月的男婴，浅棕色的头发和眼睛像极了哈热尔，只有单薄的手背和脚背像她。哈热尔翻着一本德文译本的《塔纳赫》，他本来准备了充足的女孩名字，可是上天厚赠他又一个儿子，让他不得不仓促地为他起名。
　　“这不是啥犹太教啊基督教的问题，我甚至想让他，还有纳珊，等他们再长大一点，让他们自己来选择信什么宗教。”哈热尔走到克拉拉跟前，用手抚着她的肩膀，“我们不应该干涉他们，世道一天天不一样了，这或许是更明智的。”
　　“但你已经先决地给他们挑了希伯来语的名字。”
　　“名字是另一码事。”
　　哈热尔揉着克拉拉的肩膀，这个精擅于经商的人对于这一类的话题倒不在在行，他想了又想，最后还是翻开《塔纳赫》。这是最近才出版的新编本，却有着堂皇繁琐的仿古装帧，连内页都装饰着希伯来语的边框，还有大量的插图。
　　“说起来，米尔顿的名字却是来自英语呢。”
　　“噢，那时我还太年轻，对爱德华时代无比向往。托马和雅各就不那样了。”哈热尔像翻开一本珍惜古籍那样翻着这本几年前才发行的书，“亚伯拉罕说，我已老迈，岂有得子之喜？但耶和华必要赐他奇迹。到了神所说的日期，撒拉生下一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取名以撒，意为喜笑。”
　　“伊萨，这个孩子叫伊萨。”哈热尔欢快地说着，他从侍女手中把粉红色的婴儿抱在怀里，轻轻晃动着，“他会像以撒一样，快乐，长命百岁，享尽荣华富贵，一生顺遂。这可真是个好名字。”
　　他在婴儿的额头上吻了吻，克拉拉看着哈热尔鬓边毛躁的一绺白发。他已经第五次为人父亲了，不知是否每次他都这样高兴，像是第一回。于是她没有再说什么，况且《塔纳赫》的这一段，也是《旧约》中的故事。

　　Carte D'Identité
　　Nom: Rosenstein
　　Prénom: Isaiah
　　fils de Harrell Rosenstein et de Klara
　　Nè le 21 Déc 1915 à Messery
　　Département: Haute-Savoie
　　Domicile: Route de Belossy

　　这是我出生时办理的身份证的部分内容。当时，这张小小的卡片上的文字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它已经规定了我的国籍，以及日后国家会据以驱使我为之尽义务的各种条款。我是犹太人，以德语为母语，父亲的生意遍及德国和捷克，母亲则深谙于文艺，日后我会有许多遍布欧洲的朋友，但这些在国家强制其国民的责任面前都不值一提。我会在学校学习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历史，并用它来换一张成绩表。我会在18岁入伍服役，如果当时正在打仗，我可能要扛着枪，向战场的对面我的朋友射击。如果我出人头地，我会跟巴黎的老爷们交往，参加他们的政党，那时如果我仍然爱着德国，就可能成为卖国贼。
　　为何我的父母宁愿来到作为敌国的法国？在两次大战前后，德国有很多自由派的中上阶层前往瑞士，在那个中立国里毋庸为战争而担惊受怕，我的父母岂不知有如此好处？但是如果说德国是一个属于德意志人的民族国家，瑞士则只属于德意志的贵族，至于犹太人，只有自己寻找一些要挟其祖国的方式，才能继续以德语为母语。
　　我在幼年和青年时期不曾读任何的犹太教经典，但是当我以犹太人的身份经历过人世后，却蓦然懂得了《出埃及记》的要义。Exodus，它与Exil有着同一个词根。
　　我出生后不久就是圣诞节，母亲和缇娜一起过这个节日。她们在书房里放了一棵小圣诞树，结上彩带——梅瑟里别墅的书房是母亲的地盘，父亲在更为宽大的起居室会客，而且他也不需要什么书——每年圣诞都是如此，壁炉里红的火焰，树上深绿色的枝叶，窗外是静谧的冬景，隔着灌木丛能看到冰灰色飘着雾的莱蒙湖。等我再长大几岁，我就会记得那是我童年里最喜欢的节日。
　　父亲没有为我安排施洗。那时很多体面的犹太人都不再信教，或是皈依了基督。时代的风尚会悄然塑造一个人的内心，我曾以为自己奉无神论如神明的主张是来自少年时所读的孔德、兰克、涂尔干，其实早在襁褓时，这股自由之风已经吹进我的家门。

　　以下记录我在梅瑟里的童年的二三事。

　　我最早的记忆是两岁时，母亲送给我一套《安徒生童话》，准确来说，是送给纳珊和我的。我记得它用一个大木盒子装着，纳珊可以颤颤巍巍地把它从桌子上抱到自己腿上，然后跌坐在地，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用手指着其中一页，要科诺特念给我们听。
　　科诺特当时只是个普通男仆，但他读过中学，能教我们认一点字。在1917至1918年的这两年里，他一直为我们读故事。后来他回忆道，纳珊特别喜欢《安徒生童话》，但似乎并不偏爱其中的那些名篇。他经常央求科诺特给他念“那个陌生的旅行者死在异乡的故事”，那是《旅伴》。他还喜欢《小意达的花儿》《柳树下的梦》《母亲》。如今想来，在五六岁的年纪里，纳珊就对死亡、友谊、人生一类的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了，这是否与他日后不幸的经历有关，我不敢细思。
　　在纳珊津津有味地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只是在沙发上东倒西歪，张着嘴巴，假装自己也听懂了。纳珊比我大三岁，大人们把我们当成同一个年龄段的孩子，他读什么书，我也读什么书，但其实五岁的孩子能听懂的故事，对于一个两岁的大婴儿来说却太难了。
　　所以当他在《安徒生童话》里打开心灵最初的窗口时，我只是借着这本书似懂非懂地认一些字。日后纳珊开始学习音乐，或其他的什么总是饱含人间的悲伤和苦难的东西，我也是似懂非懂，模仿它们的格式。纳珊后来成为出色的小提琴手，我只能学一点艺术史，但这或许正是我的幸运。
　　在那本细读之下则会发现它暗藏着无可遏制的悲怆的童话集里，我只记得《打火匣》的一些片段，它最简单，也最有趣。故事里有三只大狗，它们的眼睛有茶杯那么大、轮胎那么大、圆塔那么大。我没有见过哥本哈根的圆塔，科诺特说，那大概是十个我们家那么大吧！
　　后来我到过哥本哈根，发现那是一座天文台，才开始反思，科诺特是不是讲过很多这类的胡说八道。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的父亲开始筹备回德国的事宜，科诺特也变为他的贴身男仆兼秘书，此后直到1922年我们举家回到德累斯顿这段时期里，我都很少见到他。但是在我两三岁时，他教我认字，为我读故事书，这些他谦逊地称为应尽之责和无心之举的行为，为我打开了通往安宁和智慧的大门。

　　我的母语是德语，语法和书面词汇是母亲教的。她原先是萨克森的一户中产阶级家的女儿，父辈大都从事艺术或教育类的工作。据说，由于家庭的一些变故，克拉拉读完高中之后就终结学业，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寄身于大户之家。
　　她本来应该读大学的，她本来应该做的事还有很多。母亲偶尔谈及自己的家族时，会露出一点傲慢的语调。于是无论从学识还是心气上，她都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为我和纳珊的德语发蒙的职责。
　　那时她总是穿着束身的及地长裙，把头发紧紧地盘在脑后。日后我学习艺术史时看过一些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德意志版画，画上的圣母抱着幼年的耶稣，教他们人间最初的一切。但我的母亲并不抱我们，她站在一面遮住了宽大的窗户和外面温和的阳光的黑板跟前，端正地写下当天应该掌握的段落。
　　那些段落摘自席勒、荷尔德林，当时我只是囫囵地吞下，并不认识其中的单词，更无论其中的艰深意旨了。我一开始就是学习整段的文字，这没什么奇怪的，婴儿一开始也是聆听大量的对话，然后才咿咿呀呀地开口，喊出“妈妈”“爸爸”的音节。当一个孩子还不懂得每个字的含义，单词的词根，动词的变格之前，他们先习惯了这些词汇彼此的关系、使用它们的习惯、声调、前后语境。这便是文化最初的濡染，也是母语和日后在课堂上学得的任何语言的差别。

　　我的一生中多半时间并未沉迷于书本，但我在任何时刻都无法不去思考，这与我童年时避居于梅瑟里不无关系。在战前，住在这里的都是些夏季来度假，秋冬来打猎的外地人，他们忙于酒宴和社交。战争时期，他们留下了大量空置的房屋，梅瑟里犹如一座死城。所幸我们家的壁炉从来不缺少煤炭，它像一个细小的世界，吸引着所有仓皇无措的小动物栖身于此。那些年里我们家来过很多客人，他们受父亲的庇佑在这里避过战祸，但那时我还不满三岁，来不及与这些来自纷繁而广大的世界的人们交谈。我在更为静谧的世界里长大，很早就认为书里的世界比之更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