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那几年，“太阳”拥有了唯一象征义 从文化语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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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郭沫若、闻一多以及太阳社的诸位成员赋予太阳新生、希望的使命，以“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等诗句为代表，渴望从黑暗中托举出一轮新日。
20世纪后，中国社会激荡巨变，启蒙诗人的个人主体性建构，被更迫切的变革救亡需求压抑。30年代后，文学的喉舌功能愈发强化，左翼文学兴起，特定人物形象逐渐和“太阳”联系到一起。从十七年时期开始，以艾青为首的领军诗人们，建构起了“向太阳”的集体主义抒情主体写作模板，并且到变革结束几十年的时间里无限重复，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这种形成一类特定风格的诗学形态规则森严，不但具有共同的精神顶端“太阳”，而且由特定人物充当“太阳”的唯一象征义。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朦胧诗人与后朦胧诗人，可谓是摒弃太阳的“弑父”一代。变革的失败使得权力语境和社会生活陡然倒转，使得老一辈诗人在释放块垒后如流星般遽然沉寂，年轻一代则在戏剧性的“失重感”中应激反叛，“太阳”便是他们最先要推翻的对象。
然而年轻人虽然弑父，却多数没有勇气亲自成长为“父亲”，只有顾城是个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