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萌兔子心尖宝我靠吃饭成大佬》白梦长栏千

874、殖民历史与文学

　　和做比较文学研究的朋友聊「殖民是如何改变一个民族书写故事结尾的方式」时，我说，这几年读拉美文学的过程里，的确一直有种模糊的感觉，诞生于这片土地的写作者，似乎更擅长给故事画上句号。

　　她说是的，你的直觉很准确。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部分民族，天然就更擅长写结尾。因为过往残破的历史与变形的苦难。

　　以中国文学为例。“中华五千年上下”的文明史观与“两千年帝制”所建立的正统意识，使得我们的史观天然地更加强调延续与承接的重要性。纵使王朝更替，历朝历代之于文本的书写意识，也总是力图与上一代接壤。以求“源远流长”。

　　这种传承的意识，自然而然地也浸透在了我们日常书写的惯性中。

　　所以，中国人之于故事的理解，常常是绵延的、未竟的，是“有所交代”的，是需要对他人、现实和历史负责的。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中，我们的故事结尾，除却私人情绪的收束外，往往也多了一层更广阔的公共维度。它应当回应现实，也应当留下方向。

　　文学不允许只是“留白”，而必须“言志”或“问责”，对后来者有所指引。

　　这份“责任意识”，使得中国文学的脉络始终与“家国”、“同胞”、“世道人心”紧密黏连。它令我们明白，个人的命运无不裹挟于时代与家国，但我们并非孤岛。所以，放眼望去，中国文学中长存的之于公共命运的敏感、对同类处境的持续关照，的确是一份深层且珍贵的精神遗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为什么拉美文学会走向另一种近乎完全相反的结尾。

　　因为他们的历史，是在血与蝴蝶的交响中诞生的。

　　从西班牙征服者踏上美洲大陆开始，拉美的历史，就与“断裂”二字紧密相连。原住民的神话体系、社会秩序与时间观念在殖民者的火枪与十字架下，一夜间被尽数摧毁。阿兹特克、玛雅、印加的历史被迫中止，接续其上的，是一段由他者书写的残酷叙事。

　　拉丁美洲的现代国家是在殖民废墟上建起的新殿。他们的语言来自西班牙或葡萄牙，宗教源于天主教会，制度采样于欧洲。但这片新旧交汇的土地下，古老的血液仍然流淌着，一如反复的咒语。

　　更久远的时间岩壁中，这片大陆曾经孕育过三大文明：位于中美洲的玛雅一族，擅长天文与历法，留下高度复杂的象形文字与分层社会结构；横跨现今墨西哥高原的阿兹特克，以战争与献祭编织着高不可攀的神权与国家的秩序，修建起层层叠叠的金字塔神庙；而远在安第斯山脉的印加帝国，曾在没有文字的世界中，依靠结绳与道路，将高原民族纳入巨大的中央集权体系之下。

　　这三种文明彼此隔绝，却又各自高度发达，直到被一场炮火中止绚烂的文明。火光之中，昔日高昂的神殿焚毁在灰烬中。

　　从此以后，神话、血统、历史，无一不割裂地留存于民间的梦境与口耳相传之中，随着日月的交汇，逐渐真正成为“古老的传说”，只剩下模糊的契子。无法索引来路。

　　正是这样的断裂与缝合，使得拉美文学很难在源头上相信“历史拥有清晰的答案”。因为命运反复出题，却时常冲撞、断裂，徒留一地无法拼合的废墟与碎片。

　　这些被切开的、被压制的、被迫缝合的记忆，使得诞生于这片土地的作者们，天然地就更擅长在时间的缝隙中写作——以神话复写暴政，用荒诞对抗压抑的现实，引虚构补却失声的历史。

　　鲁尔福写《燃烧的原野》时说，“死是一种希望。”未完成的现代性始终出现在拉美文学中。

　　谁能够真正写完这段历史？反复出题却从不公布标准答案的神明吗？凝视着马孔多的种植园商人们，吞咽着破碎的乌托邦，愤恨地仇视着时间长河里的苦难与仇恨，看它们魔幻地坠入亚马逊河，被变形的潮水吞没。周而复始。

　　格拉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里，而文学的任务就是穿越这些假象。但拉美文学的任务似乎更加“跳跃”与严峻，因为它总在不断被“篡改”。在成为祭品的历史周期内，书写者唯一能做的事，似乎只有活在此刻。然后握紧笔。

　　文化理论家霍米·巴巴曾在他的著作《国族的叙事》中提出过一个概念，“文化杂合性”。很多时候，殖民与反殖民者并非位处泾渭分明的光谱两端，而是持续地处于杂糅与重构之中。彼此仇恨，却又彼此交融。

　　过去的许多年，拉美写作者似乎始终置身于这种“无终局”的空间之中，他们难以诉诸纯粹的本土性，也无法完全依靠外来的西语法。于是，唯一的解法似乎只有不断在撕裂中寻找缝合、融合之法。

　　乌拉圭作家安赫尔·拉马在过往提及拉丁美洲时说到，这片土地的书写传统始终是“在中心之外的书写”，它既要书写压迫者的制度，又要替沉默者保留一席之地——

　　“知识分子，一个克里奥尔人，其身份是很难定义的。他的旅行笔记常给我们传递出一种矛盾性：时而是作为欧洲人的优越性，时而是找不到身份认同的茫然。……‘克里奥尔黑人的意识与克里奥尔白人（撒克逊或伊比利亚人后裔）的意识是相反的，他们并不是继承殖民者的意识，而是奴隶性的产物’。”（引自《19世纪哥伦比亚汉学家唐可·阿尔梅罗笔下的中国》）

　　欧洲梦与异质性的文化，共同构成了这种双重书写中的中间地带。

　　无法圆满的终局，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中止；无法得到回应的独立性文化，只能被迫悬置；无法总结的历史长河，只能矛盾地叩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拉美的结尾其实是一个故事叙述的断面。一个结尾，就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个人的横切层。

　　时时焚烧而日益坚韧的文学家们举起笔，让心底的喧嚣汇入灼热的文段中。于是，每一次停顿，都成为对秩序神话的撕裂。每一个句点，都成为失序年代中的临时据点。

　　在这贫瘠与荒芜的土地上，如若终章始终悬置，如若久久不见天日已是常日，那便站在太阳的侧面，以己之力，抵达另一种叙述不可能性的承认与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