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樱缤纷》一闪2

1、序章：这个世界的由来（对历史不感兴趣的可以跳过）

　　这个故事，还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廿二，西历1644年5月27日。

　　山海关下的一片石战场，一场决定天下未来命运的大战正在进行。

　　李自成率领的六万大顺军，对阵多尔衮率领的八万清军和吴三桂率领的四万明军。

　　李自成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他大大低估了清朝的野心和实力，在这种轻敌的心态下，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部署。

　　首先，他把田见秀、袁宗第指挥的两个主力军团留在了陕西和湖北，防范他的老朋友张献忠和老对手左良玉。

　　其次，为了防止明朝降将勾结蒙古人，他在长城沿线部署了重兵。

　　再次，他为了维护治安，向每个县派了出了几百人，在天津、固关、太原等战略要地更是以重兵驻防。

　　最后，他占领北京之后，只派降将唐通带八千人去接管山海关，自己却忙于部署南下消灭南明。

　　这一系列的错误部署，导致大顺朝虽有几十万大军，可能用于山海关战场的只有这区区六万人。这六万人中，还有半数是十分不可靠的明朝降军。

　　至于“冲冠一怒为红颜”什么的，当个故事看看就得了。连陈圆圆这个人都是明末三大历史发明家之一的吴伟业（另外两个是计六奇和毛奇龄）虚构出来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只是被刘宗敏软禁，而且还写信劝降吴三桂。

　　李自成还送了吴三桂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锦缎一千匹，赏关宁军全体将士白银四万两，并许诺投降之后一次性解决关宁军四个月的口粮，吴襄、吴三桂父子都可以封侯。大顺朝的王爵和公爵都是荣誉称号，开国功臣的爵位最高就是侯爵，连李自成的左膀右臂田见秀、刘宗敏都是侯爵，李自成对吴三桂可以说仁至义尽。

　　但即便如此，吴三桂还是舍弃全家三十五口的性命背叛了李自成，唯一理由就是多尔衮有八万人，李自成只有六万，他判断李自成打不赢多尔衮。

　　还有大顺军进京之后“腐化堕落”的说法，仔细研究那些史料就会发现，凡是说大顺军腐化堕落的人，几乎都身在江南。而那些在北京亲历甲申之变的人却鲜有这么说的，即便有，用的也是“闻”之类不确定的说法，表示自己是道听途说的。

　　有个叫徐应芬的人当时是明朝官员涂必泓的师爷，亲眼见到了霸占涂必泓房子的大顺军的样子，这些人的确是大吃大喝，勒索涂家的钱财，但只是向明朝官员要钱而已，并不杀人、侮辱妇女，更不祸害老百姓，偷抢了涂家的钱去向老百姓买酒肉，都是付钱的。

　　大顺军的确是使用酷刑拷掠钱财，但拷掠的对象只有四种人。第一种是明朝的勋贵，也就是当年跟着朱棣的“靖难功臣”后代；第二种是厂卫，就是大太监和锦衣卫头目；第三种是三品以上的高级文官；第四种是依附前三种人的豪商。至于普通的文官，只要交一点钱就可以换一个大顺朝的官职，像吴三桂这样的武将更是个个升官发财。

　　李自成造反的口号是“闯王来了不纳粮”，许诺三年不向老百姓征税，如果不抢劫明朝的官员，他的军队总不能喝西北风。大顺军的军官士兵有的过去是老百姓，官府为了向他们征税，“鞭笞拶打，叫彻堂皇”；有的过去是明军的士兵，军饷被上级克扣，在大冬天还穿着单衣，没有鞋袜，甚至没有裤子。这些人见到明朝权贵的奢靡生活之后，怎么可能不报复。

　　李自成从占领北京到出兵讨伐吴三桂，只有短短的二十三天，每天都忙得脚打后脑勺。其工作包括恢复社会治安，接收明朝的官府机构，招降北京周边的明军残部，安葬崇祯，追赃助饷，接见明朝降官和北京百姓代表，安排对山东、江南、四川的军事行动，筹备登基典礼，驱逐宦官，发行货币，开科举，等等。即便忙成这样，在这二十三天中，大顺军还进行了两次军事演习。李自成进京后，唯一的生活享受就是封了几个宫女为妃，连穿着打扮都还是毡帽箭衣的老兵模样。

　　在原本历史上的山海关大战中，大顺军的表现十分英勇，击毙了以镶红旗副都统萨苏喀为首的十几名清军军官，虽然最终战败，但也让清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之后，大顺军更是坚持抗清长达二十年，实为民族脊梁，这是一支“腐化堕落”的军队做得到的吗？一支原本吊打明军的军队如果二十三天就堕落得不能打仗了，那也未免过于玄幻。

　　还是回过头来说这个时空。正当清军入关参战，大顺军以一敌二，岌岌可危的时候，风向突然改变了，原本的东风变为西风，而且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一粒石子正中多尔衮战马左眼，战马负痛，人立而起，将多尔衮掀下马来，当场就摔断了脖子，一命呜呼。

　　当年李自成从驿站下岗之后，回到家乡双泉里当了里长，负责替官府收税。别人收税都挣钱，可他偏偏干赔了，还欠了高利贷。于是债主艾老爷勾结官府，把他抓去县衙，打了一顿板子，还让他戴着枷跪在太阳底下，不许给他吃喝。

　　眼看要出人命了，李自成的乡邻和过去做驿卒时的同事都来求情，结果遭到艾家恶奴的辱骂。李自成终于怒了，不肯再跪。众人一拥而上，砸开了枷锁，带着李自成逃进了树林。

　　即便到了这一步，他们也没敢造反，只想躲过这阵风头再回家种地。但官府不依不饶，派典史带人来抓他们。典史害怕树林里有埋伏，不敢进来，李自成他们也不敢出去。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天黑，李自成他们饿得头晕眼花，心想反正是个死，不如拼了。

　　于是，他们拿起木棍、农具、树枝、石头当武器，一拥而出。没想到，典史的马被他们吓到了，一个老虎跳，把典史掀下马来，当场摔死。官兵衙役们顿时作鸟兽散，刀枪弓箭扔得满地都是。

　　李自成总算明白了，他们一直畏惧的大明官府其实就是一头外强中干的纸老虎而已。老百姓怕他们，他们就耀武扬威，拿百姓当牲口，可一旦老百姓不怕他们，他们就会现出色厉内荏的本相。李自成等人捡起官兵扔下的武器，振臂一呼，一夜之间聚集了上千饥民，抢劫豪绅，挖出他们窖藏的都快发霉的小米，散给饥民。从此之后，便有了纵横天下的李闯王，经过十三年的血战，终于打进了北京城，离问鼎天下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今，多尔衮的死法与十三年前的典史一模一样，对于大顺军来说，无疑是天命所归的信号。紧接着，清军的大纛也被狂风吹折。

　　清军虽然惊恐，但还能保持冷静，然而在清军参战前已经被大顺军打得近乎绝望的明军的士气被这一幕彻底摧垮了。他们本来在绝望之中因为清军的到来有了希望，结果希望又一下子破灭了，反正投降李自成也是当兵吃粮，还不用剃头出卖祖宗，谁还肯拼命。

　　明军一哄而散，有的直接临阵倒戈，有的则冲向山海关的关城，想保护自己的家眷。清军刚刚进关，阵势还没有列好，在惊慌中突然遭到友军的冲击，终于也乱了。在大顺军的猛烈攻击下，明清联军成千上万的士兵涌向了狭窄的城门。根本不需要大顺军攻击他们，他们自己便互相拥挤踩踏，甚至自相残杀。当一切平静下来，山海关的城门已经被尸体堵死了，入关的清军几乎全军覆没。

　　紧接着，大顺军攻击山海关外欢喜岭的清军营地，留守营地的是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个汉奸王爷，他们负隅顽抗，做垂死挣扎。清军炮火猛烈，大顺军伤亡很大，唐通、白广恩二将中炮身亡。但毕竟大局已定，清军最后的狗急跳墙也没能让他们多活太长时间，四月廿三晚上，欢喜岭营地被攻克。十二万明清联军，被大顺军斩杀八万，俘虏四万，片甲不留。

　　经此一战，天下再无人是大顺敌手。秋天，大顺军出兵辽东，精锐尽丧的清朝残余势力毫无斗志，土崩瓦解，除了少数死硬分子逃亡黑龙江，其余都在皇帝福临和太后布木布泰的带领下投降。

　　永昌二年夏天，大顺军兵临江南，南京的南明小朝廷得知清朝灭亡的消息，早已吓得肝胆俱裂，弘光帝朱由崧献城投降。江南各地到处有奴仆、佃农、棚民、疍民起义响应大顺军，大顺军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来降。

　　永昌三年冬，李自成亲自统兵入川，和自己的故友，大西皇帝张献忠决战。保宁一战，张献忠兵败，但大顺军却没有像对待清军那样追击，而是立刻收兵，任凭西军退走。张献忠并没有像多年前与李自成约定好的那样，谁败了谁就俯首称臣，而是直接拔剑自刎。他的四个养子带着他出生不久的儿子归降大顺，天下就此一统。

　　自古帝王由布衣起义而得天下者，只有刘邦和李自成两人，本来还应该有朱元璋，然而朱元璋自己不承认。按照朱元璋的说法，他参加红巾军是“暴兵忽至，误入其中”，“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

　　李自成本来很佩服朱元璋，后来书读得多了，就大大地不佩服了。刘邦给楚义帝发丧，追封陈胜为楚隐王，连项羽都按公爵的礼节安葬。再看朱元璋，不仅杀害了韩林儿，还极力诋毁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彭莹玉、毛贵这些抗元英雄，反倒对元朝的帝王将相大肆追封。李自成决定，绝不能学朱元璋。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和昔日同袍反目为仇是难免的，毕竟皇帝只能一个人做，但如果做了皇帝之后还要败坏别人的名誉，那也未免太下作了。

　　李自成为了做皇帝，杀了四个昔日的兄弟：张献忠、罗汝才、贺一龙、袁时中。他追封张献忠为秦王，罗汝才为晋王，贺一龙、袁时中为公爵。还有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等死于明军之手的农民军领袖，全都追封爵位。包括那些抗清有功的明朝官员将领，哪怕曾经和李自成为敌，李自成也追赠他们爵位，抚养他们的后人。

　　皇帝竟然封赠流寇，当然会引起文官的不满，但是，大顺朝有独特的政治生态。

　　李自成是四月十三从北京出征讨伐吴三桂，到五月初二凯旋回京，中间一共十九天。在这十九天中，京畿地区流言四起，甚至有人说，李自成被吴三桂打败，已经死在山海关了。于是，许多明朝降人蠢蠢欲动，准备背叛李自成。

　　大顺朝非常不讨士绅的喜欢，因为大顺朝有两大基本政策：追赃助饷、均田免粮。

　　追赃助饷，就是要明朝的贪官污吏把他们搜刮的民脂民膏都吐出来。均田免粮则复杂得多。第一，明朝的宗室、勋贵、太监、高官霸占了大量的土地，明末的饥荒、瘟疫、战乱、苛政又制造了大量的无主土地，大顺朝将这些土地全部重新分配给士兵和农民。原本被士绅巧取豪夺的农民土地，都要物归原主。第二，三年之内不征收赋税。第三，三年后，改变税收制度。

　　明朝的税收制度是三十税一，看起来似乎是“轻徭薄赋”的“仁政”，然而，这其实是极残酷的暴政。因为三十税一根本满足不了国家的日常开支，连官吏的工资都支付不了，结果就是老百姓还要承担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

　　“明朝的士绅不交税”是一个误解，按照明朝的法律，士绅是要交正常的税赋的，所谓“士绅优免”只是士绅不必服徭役。然而，制度上开一扇窗，基层执行的时候就能挖出一条海底隧道。士绅不服徭役，不必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三十税一的税率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他们逃避掉的这些税赋徭役就都加到了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身上，最终导致了明末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的局面。

　　大顺朝规定，等到三年免征的期限结束之后，采用新的税收政策，包括人头税在内，对农民征收的所有税费一概废除，只征收土地税，税率是十税一。

　　普通农民本来就承担着正常税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苛捐杂税，三十税一变成十税一，他们的压力反倒减轻了，而在大明朝有优免的士绅，纳税额则变成了原来的三倍。有道是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士绅们岂能不恨大顺朝，一旦得知李自成打了败仗，自然就私下串联起来了。

　　见识到了吴三桂的反叛，李自成意识到大顺朝内部潜伏着大量不安定因素。一方面是为了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另一方面也为了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他命军师宋献策传出谣言，说自己在山海关大战中和吴三桂同归于尽了，清军已经入关。

　　有少数士绅因此逃过一劫，他们虽然不喜欢李自成，但有气节、有底线。清朝为祸辽东二十六年，两次侵略朝鲜，六度入塞劫掠，杀人盈野，视百姓如猪狗，还要剃发易服，奴役天下之人，如果江山被清朝占去，必定生灵涂炭。所以，这些人在关键时刻缩手了，他们宁肯与损害他们利益的大顺合作，也不做亡国奴。

　　然而，更多的人宁肯做汉奸，也不肯让自己的利益有半点损失。其中的代表的就是原明朝大学士冯铨，他是魏忠贤的走狗，因此在崇祯即位之后便被罢官，得知清朝入关了，冯铨欣喜若狂，认为自己翻身的机会到了，立刻联络同党，准备迎接大清王师。李自成这次钓鱼卓有成效，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大顺军共破获七十七起通敌谋反案。

　　李自成是一个宽容的人，对于农民军的叛徒白广恩，对于在围剿农民军的战争中“战功最高”左光先，对于射瞎了他一只眼睛的陈永福，甚至对于给他带了绿帽子的高杰，他都能既往不咎，给他们高官厚禄。然而他这样宽容，换来的结果就是吴三桂的背叛。这一次，李自成已经网开一面，把反对大顺但是不当卖国贼的人放过了，但对于这些宁肯给清朝当奴才，也要和大顺对抗到底的人，难道还能再宽容吗？

　　谁也没想到，李自成还真的宽容他们了，他对这些人一个都没杀。你们不是喜欢大清吗？那就统统发配辽东戍边，好好体验一下大清的生活吧。

　　一起谋反案，往往牵涉几十个士绅，而且一发配就是全家、全族发配。经过明末农民战争和这次的通敌卖国大案，整个北方的豪门大族几乎被一扫而空。

　　大顺军攻下江南时，更是让士绅狠得咬牙切齿，因为大顺朝的基本政策又增加了两项：废奴脱籍、永佃减租。

　　明末的士绅对待奴仆极为残暴，百姓一旦为奴，子子孙孙都要永世为奴。奴仆不允许识字，甚至不允许婚配，女奴往往沦为主人的玩物。许多主人对奴仆动辄殴打虐待，甚至私刑残杀。

　　早在崇祯初年，南方的奴仆、矿工、佃农就多次起义，与北方的农民军也有合作。崇祯皇帝上吊，陕北驿卒坐了江山，让江南的奴仆看到了希望：

　　“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

　　“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

　　“天地回薄，贵贱翻蹑，我辈何必长为奴乎？”

　　“吾辈祖父为役，子孙隶其籍，终不能自脱。天之授我，此其时矣！”

　　“国步既改，诸勋戚与国同休者咸已休废，若我辈奴籍不脱，奴将与天地同休乎？”

　　奴仆们纷纷殴打主人，焚毁身契，佃农们也和他们联合起来，要求减租减息。另一时空，江南士绅们勾结清军镇压了奴仆和佃农的起义，并且得意扬扬地宣称：“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但现在来到江南的是大顺军，江南士绅的好日子便到头了。

　　奴仆制度被废除，乐户、丐户、疍户、棚户等在明朝被视为“贱民”的人也都恢复了良人身份。尤其是乐户，这些人的祖上有很多是在靖难之役中反对朱棣的人，全家女眷被充为官妓，永世不得脱籍，被凌辱虐待二百余年，今日才终于重新为人。

　　佃农的利益也得到了满足，大顺朝廷没有直接限制地租，而是推广了永佃制，地主与佃户签订契约，在契约到期之前，地主没有权利赶走佃户。这样一来，佃户就有了和地主平起平坐地讨价还价的实力。他们的地租负担减少，也不必再为地主服各种劳役。

　　追赃助饷、均田免粮、废奴脱籍、永佃减租四大政策，彻底将士绅推到了大顺朝的对立面。江南士绅当然不肯服从大顺的统治，但是没有了清军撑腰，他们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垃圾，而且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毕竟还是有一部分智力正常的士绅，认为破财免灾总比掉脑袋强。

　　南明漕运总督路振飞扒开大运河上的所有水闸，想阻挡大顺军，人家大顺军可是流寇出身，连甘肃青海交界的大雪山都爬过去了，还怕你这几道小河沟？江南士绅的反抗全部以失败告终，往辽东发配犯人的船只络绎不绝。还有一些没有直接参与反叛的大族，被强制迁徙到北京或西京长安居住。

　　当年王安石变法时，宋神宗曾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没想到文彦博直接说了大实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明朝也一直坚持“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于是就治出了明末的天下大乱，若不是山海关一场神风，险些神州陆沉，重演崖山之事。元朝统治能力极其低下，根本管不到基层，清朝可是有能力推行全面的剃发易服、文化毁灭的。

　　在明末危局中，士大夫之中也的确有少数优秀分子站出来救亡图存，然而更多的人则是大谈“攘外必先安内”，对入塞劫掠的清军唯唯诺诺，对自家奴仆佃户重拳出击。经历了开国之初明朝降官降将的一系列背叛，李自成认定，跟这帮虫豸合作，是治理不了国家的。

　　李自成行事，每与朱元璋反。朱元璋“招贤纳士”，笼络了以刘基为代表的一大批江南地主，却信不过自己的老兄弟，大加诛戮，李自成则是除了自己的老兄弟谁也不信。当年李自成为洪承畴、孙传庭所败，隐遁商洛山中，吃草根、啃树皮，他原来的十万大军有的死了，有的逃了，有的叛变了，只剩下一千多人不离不弃地跟着他。最后也是这些人保着李自成冲入河南，席卷天下，这才有了如今的大顺朝。不信这些人，他还能信谁？

　　朱元璋的卫所制度，最后导致军户成了军官的农奴。李自成吸取了教训，重新制定了士兵的待遇。

　　大顺军老兄弟、抗清有功的明军、张献忠旧部和一些南方起义军，经过整编之后，一共是四十万人，编为二十营。全国分为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辽东、河套二十个驻防区，每个驻防区由一个营驻扎。

　　与明朝的卫所兵不同的是，这四十万驻防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少则十亩，多则百亩，称为“永业田”。永业田不纳税，不准买卖，甚至不准分割，只能由嫡长子继承。明朝把“军户”一词搞臭了，故而在大顺，这四十万户被称为“勋户”。乍一看有些像另一时空清朝的八旗，但勋户是和一般百姓正常通婚的，而且只有嫡长子能继承勋户身份和土地，其他儿子都得自谋生路。

　　李自成又改革了武举。当年孔子教授六艺，乃是礼、乐、射、御、书、数，而明朝文官所学的已经只有礼、乐、书三门了，既然如此，射、御、数三门自然应该是武将学的。弓箭和战车现在已经用处不大，所以射就用火铳和大炮，御就用马匹和战船。

　　山海关大战中，清军的炮兵给李自成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多尔衮意外身亡，大顺军的炮兵和清军的炮兵公平较量，根本没有胜算。清军的炮术学自孔有德、耿仲明带过去的明朝叛军，而这些叛军的炮术学自澳门的葡萄牙人，澳门只是葡萄牙的一个海外据点，葡萄牙在此时的欧洲又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国家，在海外殖民地也被荷兰人吊打。

　　李自成当然认识不到大航海时代、资本主义这些东西，但是欧洲人的枪炮很厉害，这一点他还是能明白的。如果差点被清朝的大炮打到亡国，还连这个都看不明白，李自成哪里活得到今天。因此，大顺朝的武举非常看重枪炮，而火炮技术的基础就是数学。为了使用大炮的现实需求，数学成了大顺武举的必考科目。

　　明朝的武举也净是士绅子弟参加，而在大顺，武举变成了勋户的特权。勋户子弟有义务学堂，武举其实就是学堂的结业考试。武官除了从士兵晋升上来的，都是武举出身，天下文官也有近三分之一是武举出身。而且大顺还允许达到一定年资或者立有大功的胥吏晋升为基层官员，胥吏中又有不少是考不上武举的勋户子弟。

　　大顺不仅在军事、经济、政治上打击士大夫，在文化上还要打击。尊孔尊儒的旗号还是不能变的，因为大顺拿不出新的意识形态来，如果把儒家打倒了，就会让和尚道士甚至传教士占领思想阵地。但是，尊儒家的哪一派，就得改一改了。明末国家烂成这个德行，现在破旧立新了，总要有人背锅吧，既然不能让儒家背这口锅，那就只能让理学来背了。

　　首先，朱熹被打倒了，就冲他姓朱，大顺也不能用他的思想。既然要批朱熹，二程自然也逃不了。尤其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句话，被彻底批倒批臭了。大顺朝的创立者大部分都曾经是饥民，“饿死”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些饱食终日的士大夫显然没有他们明白。

　　明朝末年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作“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就是说你们老百姓不在家老老实实饿死，竟然还敢自不量力地对抗地主阶级专政铁拳。这么不要脸的话都说得出来，自然也有人用“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来讽刺李自成，说他就算饿死也不应该造反。于是，就连累得二程也被打击了。

　　同样被打倒的还有董仲舒，因为江南士绅镇压奴仆时所说的“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就是从他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衍生出来的。大顺将领们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也非常反感。皇帝不仁，残害百姓，老天就降下灾祸，弄死老百姓来吓唬皇帝；皇帝怙恶不悛，继续残害百姓，老天爷就继续降灾，弄死更多老百姓来吓唬皇帝；最后皇帝实在死不悔改，也不见老天爷一个雷把皇帝劈死，还得老百姓自己动手推翻皇帝。怪不得皇帝叫“天子”呢，老天爷真是他亲爹。

　　就连孔子的后代衍圣公，都在被打倒之列，这一代的衍圣公名叫孔胤植，他的胆子很小，没敢参与谋反，但是山东各地的百姓都控诉孔家对他们的欺压，就连孔氏的远支族人，都受到衍圣公本家的压迫。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你也配姓孔”。

　　驻防鲁南的大顺军将领宫文彩过去是个在矿山卖饼的小贩，带着矿工兄弟造反投了大顺，对孔家没有任何好感。他立刻查抄了孔府，结果搜出了三份贺表和神位，一份是给大顺永昌皇帝的，一份是给大清顺治皇帝的，一份是给大明弘光皇帝的，原来孔胤植打的主意就是谁来降谁。身为衍圣公，给清朝皇帝写贺表，这是什么行为？于是，衍圣公家族也辽东一世游了。

　　有破就得有立，首先要在先贤中找出旗号。朱元璋最讨厌孟子，因为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特意搞了一套《孟子节文》，把《孟子》中他认为不利于皇权的话都删掉了。李自成却最喜欢孟子。因为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做君王的不给老百姓活路，就活该被老百姓干掉，这正是李自成送崇祯上歪脖子树的理论基础。孟子提出的“上慢而残下”“率兽而食人”等观点，更仿佛是指着明末的达官显宦的鼻子在骂。

　　对孔家也不能一棒子打倒，大顺朝找出了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作为典型。当年秦始皇焚书毁史，孔鲋鲁壁藏书，延续儒家学脉。后来，他带着孔府的礼器投奔陈胜，成为张楚的太师。陈胜被叛徒杀害后，孔鲋与秦军血战到底，为张楚尽忠。这样一个支持农民起义，以身殉道的儒生，当然是大顺朝最赞赏的。

　　在这种“打倒程朱，救出孔孟”的政策导向下，在明末就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愈演愈烈，李贽等“异端”的学说都可以公开讨论。

　　但你要以为大顺朝是一个进步、变革的政权，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大顺朝依然是一个标准的封建王朝，而且是极度保守、极度反动的封建王朝。

　　大顺朝的一切政策，都以维护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核心，因为小农是封建皇权的基石。如果小农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没人交税，没人当兵，李自成就也得去煤山找歪脖子树。所以，对于明末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大顺朝加以非常严格的限制，课以重税。因为商人一旦有了钱，就会去兼并土地，就会导致小农破产。小农破产得多了，那就会再出一个李闯王领着他们造反。

　　由于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李自成不设立皇庄，也不许勋贵兼并土地，但功臣不能不赏，于是李自成就把没收的那些明朝权贵们经营的商号作为奖赏，再招募商人入股。每一间商号，都是勋贵占四成股份，皇帝占三成股份，商人占两成股份，国库占一成股份，由商人负责实际经营，只要不做什么祸国殃民的生意，皇帝、勋贵、国库三方就只管分红，不过问具体的经营。

　　这种皇商垄断了全国各种最挣钱的生意，包括盐业、粮食贩运、贩卖辽东的人参和貂皮、蒙古贸易、西藏茶马贸易、开矿、对日本的贸易、和欧洲人的贸易、军火等等。这些皇商有全国最有权势的一批人撑腰，普通商人哪里斗得过他们，一个个都被他们挤垮了。但是因为皇帝能控制得住这些皇商，所以也有效地防止了这些行业的巨额利润投入土地兼并，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在对外贸易上，大顺采取的是一口通商政策，口岸设在澳门。经历了差点被清朝夺取江山的噩梦，大顺朝对一切异族都十分提防，十分担心澳门会成为天主教向内地渗透的跳板，所以刚一占领广东就取缔了澳门的议会、政府。但是念在葡萄牙人也曾帮助明朝抵抗清军，甚至流血牺牲过，大顺朝依然允许葡萄牙人来澳门贸易，土生葡人只要改用中文名字，加入本地户籍，就可以永久居住。任何国家要从海路和大顺贸易，都必须到澳门来。

　　不过荷兰和西班牙例外，澳门不欢迎他们。从冠冕堂皇的角度来说，荷兰曾经侵略澎湖，西班牙在马尼拉屠杀华人，所以大顺不许他们来贸易，但实际上，是因为郑芝龙投降之后，他的贸易网络被大顺的皇商控制了，如果允许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到澳门来贸易，这些皇商去马尼拉、巴达维亚就赚不到钱了。而英国人在明朝末年也侵扰过东南沿海，但是他们在东南亚没有什么势力，和大顺的皇商没有竞争关系，所以他们只要赔礼道歉就可以来贸易。

　　至于为什么一口通商，原因也很简单，贸易口岸开得越多，就越难以稽查走私。现在把所有贸易都集中到澳门，就方便收税了。对外贸易的税收不进入户部，而是进入皇室内帑。

　　李自成和他的兄弟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人人都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只要是妨碍小农经济的，就是不好的。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末顺初思想家的思想，李自成对于“天下为主君为客”、以法治代人治、经世致用、反对禁欲这样的基本原则是认可的，但一旦涉及限制君权、恢复丞相、学校议政、地方自治这些问题，李自成便嗤笑为“书斋臆想之论”，士绅刚刚差一点就把天下卖给清朝，让士绅来限制君权，他疯了？

　　先秦时，君主和臣子是平起平坐的，都是跪坐。臣子进门和告辞时，向君主行拜礼，君主还要起立作揖还礼。到了汉朝，皇帝不作揖了，但还是要起立；到了唐朝，皇帝不再站起来；宋朝时撤了大臣的椅子，变成了皇帝坐着，臣子站着；元朝更进一步，变成了皇帝坐着，臣子跪着；明朝因袭元制，到了清朝，更是发展出了三跪九叩、臣子长跪答话这样的变态制度。

　　李自成对于自己当年跪在县衙前枷号的事情记忆犹新，己所不欲，何施于人？他直接恢复了先秦古礼，臣子向皇帝行礼，直接跪下磕一个头就好，除了对皇帝跪拜，只准对神佛和自家长辈跪拜，官员不许要求别人向自己跪拜。臣子跪拜时，皇帝还要站起来作揖还礼。议事的时候，臣子都坐着，每人一把太师椅，还给臣子准备了茶水。

　　在礼节上，李自成比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皇帝都更尊重臣子。但是，李自成允许五品以上官员对他直接奏事，而且在通政司只登记上奏的时间，不必公开内容，还经常绕过内阁，直接召几个臣子处理一些机要急务，实际上是更加强化了君主权力。

　　此时天下刚刚平定，用这种方式来强化中央集权、休养生息当然是正确的，至于两百年后会不会阻碍社会进步，那就不是李自成能管的事情了。

　　说了这么多，终于讲到了这部小说的正题——大顺朝的女性。

　　大顺军中有两个特殊的编制：健妇营和孩儿军。它们是由大顺将士的家眷组成的，健妇营由李自成的妻子高氏统领，孩儿军由李自成的义子张鼐统领。当年闯军还弱小的时候，大明官军可不会优待妇女儿童，遇到官军来袭，不管男女老幼都得拿起武器战斗。所以，大顺军中的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也都是大顺朝的开国功臣。

　　当年闯军的男人负责打仗，营内的后勤工作多由女人负责。如今大顺将领都成了勋贵，这个规矩依然存在。李自成建立了专门管理皇室财产的内务府，由高皇后直接掌管，而勋贵家庭也大多是男人负责做官打仗，女人掌管家业，而勋贵的家业，又涉及很多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比如说盐业，明朝的盐商都是以明朝的宗室、勋贵为靠山，这些人几乎都被大顺消灭了，换上了以内务府和大顺的勋贵为靠山的新盐商，换汤不换药。

　　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产业，就是粮食运输。明朝时，每年要从南方沿着大运河运四百万石粮食到京城。自从路振飞破坏运河水闸，大运河已经不能用了。大顺朝廷派人考察之后发现，没有大运河争夺水源，当地百姓农业用水紧张的情况反倒得到了缓解。现在既不用保护大运河，也不用保护凤阳的明朝皇陵，在治理黄河水患时也不用束手束脚了。

　　大顺朝的政策就是以小农的利益为导向，既然废了漕运对农民用水更有利，那么就不必恢复大运河了。京城每年所需的四百万石粮食改由皇商采购，从海路运到天津，反而比走大运河省钱。皇商们可以在粮船上携带一批不用交税的货物，所以他们卖的粮食价格很低。至于那些因为大运河被废而失业的漕工，辽东汉人都快被清朝杀光了，正好送他们充实辽东。这些皇商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各家勋贵的夫人。

　　鉴于明末宦官乱政之祸，李自成刚一进北京，就把明朝的七万太监裁撤得不到一千人，后来又宣布以后不再新增太监，等皇宫收拾妥当，现有的太监也都要裁撤。

　　这里所说的宦官乱政并不是指魏忠贤。看看魏忠贤逆案的名单就知道，他的党羽中根本没有几个太监，几乎都是文官。很多人瞎编什么“崇祯杀魏忠贤导致文官集团失去制衡”“崇祯杀魏忠贤导致收不到税”“崇祯废除东厂和锦衣卫”，全都是一派胡言，实际上，崇祯才是明朝历史上最重用宦官的皇帝。在京城，有张彝宪掌管户部和工部，掌握着钱袋子，王德化、王之心提督东厂，大名鼎鼎的曹化淳就更不必说了。在地方上，崇祯更是派了多达数十名宦官监视文武官员，尤其是高起潜，甚至掌握军事大权。

　　这些宦官大多是祸国殃民之辈，只会诬告构陷，暴敛横征，所到之处搅得民不聊生。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偏偏能节制武将，李自成见过不少很有能力的明军将领被监军太监坑死。到了明朝灭亡时，只有王承恩、方正化、韩赞周等少数太监肯给崇祯尽忠，其余几万太监无不争先恐后地投降。

　　李自成当然不能重蹈覆辙，能用健全男人做的工作，他都换成让卫队、孩儿军、内务府，以及明朝锦衣卫改编来的龙衣卫的健全男人来干了，但皇宫里面终归有很多男人不能做的工作，那就只能用女人了。

　　于是，大顺模仿了唐朝的女官制度。这时，又有另一件事引起了李自成的警觉。

　　明朝末年，人多地少，穷人家生了孩子养不起，往往丢弃甚至溺杀，对女婴尤甚。来华的传教士们注意到了这件事，于是在信教士绅的资助下设立了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

　　这事可不太对，大顺朝的子民，大顺朝廷不养，让洋人来养，长此以往，培养出一群虔诚的洋教信徒，这还得了？听说只要信了教，就只听梵蒂冈的教皇的，可大顺皇帝同时也是儒家的天子，相当于儒教的教皇，焉能放任天主教传播。

　　由于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李自成为了大炮暂时没翻脸。于是，孩儿军和健妇营也在全国各地设立育婴堂，孩儿军收养男婴，健妇营收养女婴，这些孩子长大之后，男孩长大之后便加入孩儿军，成绩优异的会和勋户子弟一起受教育，或者加入皇帝的卫队，平庸者则前往边塞戍边。女孩长大之后，择优充任宫女、女官，平庸者则许配给孩儿军为妻。

　　大顺朝对于充实边塞极其重视，明朝弃了河套，于是有土木堡之祸，后来丢了辽东，遂有清朝六度入塞，险些夺取江山的浩劫。更何况，清朝的残余势力在黑龙江已经和俄国人勾结起来，若不彻底铲除，只怕皇帝要寝食不安。是以大顺朝对于河套、辽东两地极为重视，大批移民。而且这些地方没有士绅，土地完全由官府分配，可以制造大批自耕农，也就是大顺朝最喜欢的阶层。孩儿军和健妇营除了收养弃婴，也负责用各种办法劝诱穷人移民辽东、河套，否则的话，这些人衣食无着，很可能被吸引加入教会。

　　儒家的三从四德在女人中是绝对竞争不过天主教的一夫一妻的，出于“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的考虑，健妇营中有大量的尼姑，用经过千年的斗争已经被儒家打趴下的佛教对抗天主教。

　　“健妇营”这个名字听起来虽土，然而对女性地位的提高是实打实的，它承担着提供宫廷女官、平衡边疆性别、对抗天主教三个职能，对国家有巨大的实际利益，而利益，就是地位的基础。

　　程朱理学一蹶不振，李贽的“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儿”成了主流言论，冯梦龙的《闺智》也打倒了王相的《女范捷录》。《女诫》被直接判定为伪书，班昭自己就是个不让须眉的史学大家，甚至参与机要，她宣扬女人要“卑弱”“曲从”，和李自成讲老百姓要逆来顺受有什么区别？《女论语》也是一样，宋若莘自己是大名鼎鼎的女学士，而且终生未婚，一辈子不依靠男人，她教别人怎么服侍丈夫，怎么守节，还不如让曹化淳教人怎么生孩子。《内训》就更不用说了，明朝皇后写的书也能当教材？

　　士大夫家的女人学的还是德容言功那一套，但勋户家的女人从小学的却是数学。原因很简单，武举考的是数学，将来辅导儿子用得上，管理那些皇商的生意，也得用数学。无论是在健妇营任职，还是选拔女官，都以数学为条件。

　　明朝的缠足问题虽然没有清朝那么严重，但也绝非不严重。崇祯九年去世的名医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就记载了缠足致残的案例。健妇营的创立者都是陕北村妇，当然没有这种陋习，进而形成传统，健妇营成员和勋户、皇商家的女子都是不缠足的。但士大夫家的女子有很多依然缠足。

　　对于守节的限制，也随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起被打倒了。大顺开国之初，就有一个叫段献珠的县令上书朝廷，请毁天下贞节牌坊。大顺的开国元勋们都是明末乱世的幸存者，他们的母亲、妻子为了保全自己和孩子的生命，改嫁甚至多次改嫁的不在少数。就连高皇后，都是原配丈夫死后改嫁给李自成的。士大夫们讥讽“寡妇失节”，就如同直接辱骂大顺的开国功臣集团甚至李自成本人。李自成下令，贞节牌坊就不必砸了，以后不许再建，也不许以守节为由旌表“烈女”。寡妇如愿改嫁，即便是父母也不得阻拦，闹出人命的依刑律论处。

　　在明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已经有一些良家女子走出家门展开社交。大顺朝的气氛更加宽松，女子只要是在公开场合，就可以与男人对话甚至同席。即便是在私宅内，只要不是只有孤男寡女两个人，与男人交往也并无阻碍。有的地方有女人不能和男人同坐的规矩，就算同坐也要比男人坐得矮，但这个规矩在李自成家里就不能成立。高皇后也是大顺的开国功臣之一，有些事务需要她和李自成一起与文武百官商量，毫无疑问她应该坐在仅次于李自成的尊位，满朝文武又有哪个人敢坐得比她高？

　　就算是在明朝、清朝，也有很多以诗闻名的才女，在风气更为开放的大顺，女性的诗文创作自然更加活跃，甚至有了女边塞诗人。大顺开国之初与士绅地主的敌对，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是极大的错误，险些在山海关下葬送大顺王朝，然而大顺朝意外胜利之后，以强大的武力压倒天下士绅，反倒让大顺朝可以突破一切条条框框，不必顾忌任何人的反对，放心大胆地推行新政，因此产生了与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同的全新气象。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奇葩的制度，就是大顺恢复了魏晋隋唐时的并嫡制度，男子可以不止有一个嫡妻。起因是在多年征战过程中，因为条件艰苦，李自成和高皇后的孩子或流产，或夭折，只有一个女儿长大，到了大顺开国时，李自成和高皇后都已经年近四旬，李自成尚能生育，高皇后却不能再生了。

　　李自成戎马半生，满身是伤，身体情况并不是很好，估计很难长寿，如果他死的时候，只有一群宫女出身的妃子所生的幼年庶子，恐怕大顺朝的强势勋贵们会因皇位争夺而发生内乱。

　　于是，高皇后力主李自成娶大顺开国十大侯爵之一的岳侯刘世俊的女儿为皇后，只要刘氏生下儿子，必然无人能与他竞争皇位，大顺朝的江山也就安泰了。

　　李自成当然是不能同意的，刚刚当上皇帝，就把共患难十余年的糟糠之妻的后位给夺了，岂不是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但高皇后的态度十分坚决，干脆直接跑回陕西老家去了，到榆林躲进了弟弟高一功家里。

　　面对这种局面，内阁首辅牛金星解了围，他查阅《旧唐书》，找到了一条资料。唐朝法律虽然禁止男人娶两个甚至更多妻子，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却并不严格。比如说唐代大臣王毛仲，本来有原配夫人，后来皇帝又把一个宗室女子嫁给他，于是两个妻子都是嫡妻，都受封国夫人，平时一起入宫接受赏赐。

　　这样一来，就有了折中办法，高氏的皇后之位保留，刘氏也是皇后，依旧是高氏统领后宫，刘氏除了使用皇后的礼仪，子女有嫡出身份外，其他方面并不享受皇后的权利。

　　这是一个奇葩的朝代，却也是一个让人能看到希望的朝代。

　　对于一个穿越女来说，这些可真是莫大的好消息。她没来到“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大清，而是来到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时代。虽然整体上，因为大部分农民家庭的女性的劳动尚没有成为家庭财富的最重要来源，女性地位依然是低下的，但是在贵族家庭中，女性是当家人，是商人，是教师，是国家官员，是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取得和男人平起平坐地位的人。

　　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位十四年而故，终年五十二岁，庙号太祖。刘皇后所生的太子李钊继承帝位，改元定武。我们的故事，就从定武七年的秋天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