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二·独角戏 视角陆英 ...
-
我从噩梦中惊醒。
我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吴患了，这是六十多年来唯一一次我梦到的不是他的背影——我梦见他向我跑来，却越来越远，直至消失在一片茫茫的白中。
偶然间翻开日历，方才惊觉已过了惊蛰。吴患早年在院子里种的含笑在去年的三九天终于是枯死了，他向来不喜欢菊，也不知道几天后的清明我该拿什么花放在他的墓前。
前不久卡俄斯·杨长官破例准许了一家媒体对我们研究院的员工进行采访。他们似乎是由中央授意来拍摄一个有关六七十年前一场战争的纪录片的，我们研究院多的是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或许是要了解一些相关的情况。
六十多年光阴匆匆，就连关于吴患的事情很多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
我似乎是个不那么称职的爱人。
但或许是本性使然，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与那场战争相关的所有经过我手的实验数据——那是一组还算庞大的数据，吴患需要它们作为参考进行下一步研究。
吴患刚去世那会，我们都没太注意。
我和组内的同僚那时对敌对国生物战使用的病毒的疫苗研究正好到了关键阶段，我们不眠不休地盯着培育出的数十种工程菌，根本没有关注来自外界的任何信息。等到大功告成，副组长表示要亲自下厨庆祝让我去请隔壁组也来一块吃饭的时候，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有足足一个月没有在隔壁组的实验室看到吴患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的爱人去世了。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爱人。
那次庆功宴终究还是没有办成。副组长上大学那会儿是吴患的同学，是吴患一手撮合了她和她现在的爱人。她断断续续哭了一下午。
生在战乱年代，人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想自己或者自己亲近的人死了会怎样。在吴患还活着的时候我思考过很多次。那时我想我或许会流泪、会变得愤世嫉俗、会无心工作或者还有别的什么。
可是这些最终都没有发生——我照样跟每个同僚一样每天没日没夜地泡在实验室里，照样每天笑着和交接班的同事打招呼，我甚至没有为他哭泣。
连副组长都惊奇为什么我会对吴患的死亡无动于衷。
我从前是无比确信自己爱他的。
再后来，敌对国投降，战争结束了。中央开始对在战争中有重大贡献的人进行表彰。我甚至是在那时才了解到了吴患真正的死因——与他同组的一个研究员熬了两天一夜盯数据，一不小心操作失误，他和与他一同盯数据的吴患一起感染了我们当时正在研究的敌对国搞生物战的病毒。他们二人立刻上报杨长官并进行了自我的隔离，另一个研究员两天后就去世了，而吴患熬了过来，却成为了一个近乎瘫痪废人。
我得知这件事时曾质问过杨长官为什么不通知我，毕竟我是吴患的爱人，我理应知道这件事。杨长官告诉我，因为吴患当时自愿申请成为研究该病毒的实验体，而实验体的保密等级比我这种底层研究员要高得多。
敌对国是生物技术大国，病毒毒性远大于那个时代普通人能接触到的正常物种。那时还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吴患光靠自身的免疫力自然是挺不过来的。于是他最后死在了专门为实验体准备的病房里，而那时我根本连他感染的事都还不知道。
后面回想起来总想弄死自己，你跟自己爱人快一个月没有过交流你居然没觉得有问题？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爱人。
吴患的事迹报了上去。
他不仅是自请为实验体的研究员，还是一个极称职的研究组组长，在对付敌对国的生物战上有重大贡献。
果不其然，他受到了中央的表彰，与四百五十二位在这场战争中有过较大贡献的人一起葬在了奉献陵里。他的母校大门前甚至还塑了一座他的雕像——只不过现在没几个学生知道他是谁了。
奉献陵第一次对外开放的时候只准许了长眠于此的功臣的家人们进入，当时我也去了。
吴患的墓碑在从进门开始第四行从左至右第十二个，他的碑文有一部分还是我递交的材料。
他的碑文很简单，只有他的名字、生卒年、未亡人也就是我的名字，和两个字：“再见。”
这个“再见”还是读大学时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我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当时他选了真心话，我们问他如果死了墓碑上想刻些什么，他纠结了很久，我于是抖机灵：“那你干脆就刻个‘再见’好了。”当时他回答的什么？似乎是“好”，可惜我没有听清。
我从来没想过当战争开始之后，上面要求每个工作人员先写好自己的墓志铭，他竟然真的把这个写了上去。
许是被当时现场的气氛感染，那是自他死后我第一次哭。
在那之后将近一年，我反反复复做着同一个梦。我梦见他想我跑来，却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一片茫茫的白中。
从回忆中猝然惊醒时，我发现自己正站在吴患的墓前。这六十多年来，奉献陵我去过很多次，工作人员认识我，倒也没拦我。
我蹲下，与墓碑上吴患的黑白照片对视，泪水顺着脸颊向下淌。我笑了起来。
“含笑在去年冬天枯死了，我今天什么也没带，你别生气。”
“我的阿患，我爱你，胜于生命。”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二·独角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