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霍尔公司（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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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着如何撑起一个公司的日子是苦不堪言的。
霍尔公司因为过于迅速的膨胀，在许多地方都有所欠缺。奥斯汀小姐将带着我学习如何管理公司作为她整理这团乱麻的一部分，虽然有的时候我会怀疑她早就想大刀阔斧，只是碍于老板不在才维持原状。
但这不妨碍我感觉自己像一匹马，在各个岗位晕头转向地被溜了一圈，从市场部到设计部，销售部，人力资源和财务，行政……
如果问我学到东西了吗？当然，在奥斯汀小姐和我的谈话后，整个公司上下几百名员工和他们的家庭就这么站在了我背后。
在最开始的几天里，路过的每一名员工多看我一眼都令我汗流浃背。午休去茶水间倒咖啡时，两名实习生谈论他们房租的场面更是令我几乎落荒而逃。我的助理——奥斯汀小姐为我安排了一个介于青年和成熟男性之间的，大约二十六七，有过那么几年工作经验的男助理。我端着咖啡溜回办公室时不可避免地经过他的桌子，看着他像是在一堆杂物和文件堆里吃午饭。
“尼科斯，”我有些没头没脑地问他：“你成家了吗？”
“噢，是的，”他明显不清楚我为什么这样问，不过回答上司的问题对他来说是工作的一部分：“我有妻子，还有两个孩子。”
“你的妻子工作吗？”
“呃，我想照顾家庭算是她的工作？”尼科斯有些不确定地说：“两个年纪不大的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三岁，如果她不照顾他们的话，保姆的费用恐怕会让我付不起贷款。”
我压力更大了，在坐回桌子前，对着自己的下午工作安排短暂地发呆后，抽出一张纸，开始做最近唯一能算得上解压的事——给安迪写信。
在开头勉强维持平静的“致安迪杜弗兰”之后，信里全是我不加掩饰的哀嚎。
这信当然不可能寄出去，所以我写得非常洋洋洒洒信马由缰，颇有些“想到什么写到什么”的气势。
从“你可能不信，但整个公司我唯一人名对得上脸的设计师是唐。哦，他目前受雇于霍尔公司，今年的秋季高级时装我打算交给他来负责”到“现在的公司真的很混乱，除了最接近大众成衣市场的渡鸦杰克，我和奥斯汀小姐打算再分出一个部门”，再到“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是假如秋季市场达不到预期，导致公司崩盘怎么办……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经营公司真的和走钢丝没什么区别，随便谁都好，谁来救救我吧。”
大概是因为彻底寄不出去，我甚至在信里用中文写“天知道高考都没有这么折磨人”“那时候我的成绩只跟我自己的人生挂钩，和别人没什么关系！”
更悲惨的是，在一大段惨叫之后，我看了一眼钟表，只能用“我还有十分钟的午餐时间，那就先到这里。”这样的句子作为结尾。
没人会翻一个公司董事长的抽屉，我把这些信都压在文件底下，每天晚上带回家，夹在一个本子里，权当日记。
听说我从监狱辞职，跑到纽约后，欧文和盖茨比陆续给我发过几次派对邀请。在我无一例外地用“工作繁忙”为由拒绝后，在某个下午，欧文直接开着一辆极其拉风的凯迪拉克，载着满脸局促，反复说着“这真的很突兀”的尼克和叼着雪茄说“来看看你的工作情况”的盖茨比，杀到了霍尔公司的楼下。
然后？然后欧文当天就被奥斯汀小姐扣押在公司，要求他写完一篇关于霍尔公司的文章再走。尼克被提问，要求用他的金融知识评估霍尔公司的情况，至于盖茨比先生——他确实给我提出了很多的宝贵建议。
那个下午，我对怎么讲霍尔公司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拆分有了些许头绪。这一系列事情完成在纽约新闻周之前，霍尔公司终于做完了对高级时装和高级成衣两个线路的清晰拆分。
而我，在杂志的多次报道、受邀为多部电影设计服装和在盖茨比邸打出名气的长久造势后，终于在纽约新闻周完成了真正的，属于个人的亮相。
化着妆的那种。
六十年代将是摇滚的时代，我假设这个年代对男性，尤其是对从事服装领域工作的男性设计师，有一些自己的风格会有那么一点包容。于是在咨询了奥斯汀小姐与欧文之后，开始折腾起了自己的造型。
衣服是由我自己设计的，白色西装两侧肩膀上点缀着细密的莱茵石[1]，为了让光华更加璀璨，我在里面混入了十分之一的小粒真钻——即使已经用这种在少量珍珠里加入大量鱼目的节约成本方式，这件衣服的造价还是让我决定在穿完后就把他挂进公司的展柜。
这个身体原本的发色就是颇受欧美人青睐的淡金，不得不说，可谓是得天独厚。为了把“卡斯特”和“莱斯利”切割开，我在监狱时就开始有意识的留长发，等到新闻周，我的头发已经到了肩胛骨左右的位置。
所以在和造型师沟通了一下之后，我把自己收拾成了莱戈拉斯。
虽然事实冷酷无情地向我证明了：莱戈拉斯的造型能成为影史经典，除了服化道和演技之外，还有奥兰多·布鲁姆精致且不失英气的长相。
镜子里的霍尔先生哪怕这么多年经历了东奔西跑和长身体，对于欧美男性来说，他的长相还是偏向斯文秀气——甚至在绷着脸面无表情的时候，有种微妙的，拒人千里的冷漠。
精灵王子梦碎的我就顶着这么一张冷漠的脸出现在纽约新闻周上，为了伪装，还配了个时戴时不戴，什么时候戴上纯粹取决于我什么时候想起来的无度数细框银丝眼镜。
你要问这身装扮有为我带来什么吗？当然，好的坏的都有。
好的方面是：在这个营销手段还不那么花样百出的时代，一个漂亮精致，愿意打扮的创始人，为我的品牌获得了远超本身咖位应得的的镜头和曝光量。
欧文在他的文章中评价我“与其说是一位设计师步入公众视野，不如说是一件行走的艺术品在陈述其创作者的哲学……霍尔先生的形象，无疑是一次精妙绝伦的自我品牌叙写。他不仅仅在展示服装，更在演绎一种完整的美学姿态。”
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新闻周中的早餐上，当看到好友的评价后，我拼尽全力，竭尽所能，才没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咖啡喷到唐的团队为我制作的盘扣西装上。
一件高定两千刀，两千刀……我在心底反复念叨这句话，艰难地咽下了那口咖啡，然后摘下眼镜，用手帕去擦硬生生憋出来的眼泪。
当然，记者们对我的着装并非一边倒的夸赞。
倒不如说，批判与审视来得远比赞美更多。
在另一份杂志上，有记者写道：“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未来’，那么纽约时尚界恐怕正面临一场审美上的道德沦丧。在最近的新闻周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比起缝纫机更迷恋镜子的年轻人。霍尔先生那惊世骇俗的长发和闪闪发光的西装，让人们不禁怀疑：我们是在寻找一位卓越的裁缝，还是在选拔一名虚荣的马戏团领班？”
也有业内的文章指出：“……尽管媒体们因为他那张斯文秀气的脸而对他宽容有加，但我们不得不指出：时尚的本质是服务于穿着者，而非让设计师把自己变成一尊活动的塑像。”
如果是刚打算做服装这一行的时候收到这样的评论，我恐怕要丧气到放弃这份工作了。
可事实上，黑红也是红。
对于媒体上褒贬不一的争论，已经被繁重的工作和沉重的责任榨到全靠咖啡续命的我完全没了自己被指指点点的恐惧。只剩营销成功的惊喜，还有些许对霍尔公司本次亮相的衣服完全被我这个创始人夺走了目光的忧虑。
好在最后一天，《新闻周刊》帮我把视线抢了回来。
在《视觉霸权：霍尔如何将“自我”卖给世界》这篇文章中，有位记者写道：“尽管私人风格引发争议，但霍尔公司在新闻周的订单量却诚实地说明了市场热度。这种将‘公司设计风格’与‘自我品牌化’绑定的策略，让这家初出茅庐的公司在曝光度上已经足以与老牌时装屋平起平坐。”
“无论如何，在无数寻求瞩目的面孔中，他成功地凭借这种冷静脱颖而出，让我们不禁期待：这位将个人气质与设计理念如此无缝交融的年轻人，将用他的品牌，为我们的时代带来怎样的衣着革命？”
说来可能没人会信，在看到这篇报道的十分钟前，我刚艰难地拒绝掉一位男性设计师同行过于热烈且语气暧昧的邀约。
在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
这几天我当然不是纯粹地坐在那里给记者们当模特用。尼科斯——我可怜的助理一直在和我一起，竭尽所能的掩盖住“霍尔先生只看脸的话谁也不认识”的失礼。
展示设计，结识同行，认识媒体的编辑和记者们。每天我坐在化妆室的时候都捧着奥斯汀小姐送来的名单，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背那些人都做出了什么设计，或者来自于哪个媒体，最近写了什么文章，并尽可能礼数周全且不谄媚的与之交谈，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
最开始的时候，我紧张极了。
这件事很微妙：我的收入已经爬到了金字塔上层，可我的心态还没有。这几天，我身上的衣服一套下来最少也值一千美元，可我还是会被两美元的午餐贵的倒吸一口冷气，并暗地里仰望会场里的每一个人。
但——
他们对我的态度大多非常友善。
奥斯汀小姐对此见怪不怪，她告诉我“他们没必要得罪一个两三年就缔造了一个小型帝国的人”，盖茨比先生在电话里说，“你可以享受这些讨好，却更应该警觉，老兄，一切在得知你财富和地位后才冒出的好意都不乏算计。”
这时候他又忽然清醒了。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欧文，在得知我的疑惑和苦恼后，他说：
“你长成这样，又精于打扮，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对此，我的回应是——
在霍尔公司这次新闻周的财报，秋季的设计稿，样衣的生产合同，几家媒体的采访邀请的小山一般的文件和工作之间，冷笑着把那些堪称性-骚扰的信打包给他寄了过去。
作者有话说
第71章 霍尔公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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