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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奇妙而诡异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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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鞍山市,1983年。
从广东起坐了一路的海轮,黄长风终于抵达上海。浦东看起来荒凉又偏僻,像是还未脱离农耕文明的旧社会,但远处的高地参差不齐的钢筋混凝土房的出现,又使他立刻否决了这个荒谬的念头。历史书上“宁买浦西一张床,不买浦东一栋房”这句话倏地在他脑海里窜了一下,很快又不见了。
越往三四十年后即将成为全国乃至亚洲金融中心的陆家嘴走,就愈发给黄长风历史的荒谬感,讲眼前的景象与未来高楼林立的图像在脑海中重叠,他竟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他似乎要止不住自以为十分癫狂的笑意了——谁能想到这会是未来的魔都呢?谁又能想到这个人人都迫切地渴望逃离的地方,会成为四十年后一户口难求的宝地呢?四十年前,城里的人欲迁而不得,就因为锦囊空空;四十年后,人人欲迁入又不得,却还是因为锦囊空空。
“可除了我,还有谁能体会这种荒诞的喜剧感?”——这个念头突然闯进他脑海里,像一只大手狠狠攥着他的心脏——笑声戛然而止。比异乡晕船更大的孤独感笼罩了长风。
突然,他感觉到一股奇异的视线黏在他身上。视线的主人似乎并不想抱有什么恶意的猜度,只是纯粹的好奇使然。长风转头望了望,没发现什么异样,也没太在意。这个年头,火车站这样的地方鱼龙混杂,扒手最是猖狂,甚至还是团伙作案,更有甚者,为了让受害者放松警惕,盗窃培训竟是从娃娃抓起。比起一个好奇的目光,及时护住自己的粮票布票还有随身衣物才是对长风而言最重要的。他摇了摇头,甩掉了脑子里无限循环的“过于美貌而被人盯上”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喇叭里的播报与火车哐啷哐啷的声音中,踏上了一条与家完全相反的路。
“噗嗤——”
在黄长风所属的4号车厢后边,也就是5号车厢的一角传来了憋不住的笑声。笑声的来源是一男子。他留着板正的的寸头,身着灰蓝色的工装,脸部的线条较为硬朗,腿上搁着一个大皮包,立面鼓鼓囊囊的,一只手紧紧攥着带子,一只手护着拉链处。“真是个有趣的小自恋狂啊!”他在心里感叹道,“谁还真能瞧上了他不成!”一时之间,他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来形容那个看似清俊,实则在车站里笑得如此放浪形骸夺人眼球的人物。真可惜,他还不知道有“中二病”一词,要是知道了,必然会觉得这词与那人简直天造地设一般的相配!
但他很快就皱起了眉头,似乎是在为自己的前路而担忧。他从小便一向怕大姐——父亲过世得早,母亲为了孩子们操劳过度,再加上年轻时为了生孩子伤了身体,也早早地走了,他便由大姐一手带大,从小便活在大姐严厉的教育下。但这次回家,他或需要辜负对方的期望了。
先前上绿皮火车前,车站里有一个电话亭,他摇了摇手柄拨了出去号码,等了许久才等到大姐的声音。姐姐是个劳动模范,也是厂里面的能手,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说起话来也是一样,噼里啪啦的。当自己才刚刚委婉地表达了“不愿意留在深圳,打算放弃姐姐为自己争取来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一点点想法时,便感受到了对面鞭炮炸响般的怒斥——“你咋这么能耐捏?翅膀硬了不是!多少人瞅着的机会啊,你就这么扔咧?就这么回来咧?!”
姐姐气虽气,不过到底还是关心他的,叮嘱了两声让注意包袱和安全,便挂了电话。这年头,电话毕竟用着贵,也少见,后面排队急着用的多的是,大姐拉不下脸去占着电话不放。
她寻思着小弟到家的时间,破天荒地到厂里告了假,准备做一桌好菜。厂里的李主任听说她小弟要回来了,有些遗憾对方没能把握机会,但更多的还是对一个劳动能手即将到来欢迎和期待:“卫红同志啊,甭跟自个儿弟弟闹别扭,他能吃苦,脑子又活络,又天生有股闯劲,不肯待那准是因为自己心里头有成算的。你说,咱这开放才四五年,谁知道日后会不会不开放了呢?那时候咱们这阿平同志又该怎么办呢?不去也好!”大姐,也就是李主任口中的卫红心里的那道褶子渐渐被这番话熨烫平了,“回来也好,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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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外面是短促的敲门声。
“姐——我回来咧!我出门一趟你想我不?我屋里头那炕还热乎吗?家里一切都好吧。”进来的那个留着板寸头的高个子青年嘴里噼里啪啦响了一串儿话出来,就是不给自己家姐姐一个插嘴的机会,生怕挨一顿骂。
“你个臭小子,好话歹话说一箩筐,就是想堵住我的嘴,是不是?”大姐卫红带点促狭的笑意,故意地来逗自家弟弟。
阿平看了看姐姐的带着笑意的眼睛,就知道她并没有真正责怪自己。因为紧张而怂着的肩也放松了下来。
他把随身的包解下来,拉开皮包的拉链,从里面取出一个红白格子花色的连衣裙,一条没有任何多余的配饰或者繁复的花纹,但相比卫红身上灰蓝色的朴素到极致的工装服与工装裤,却是格外的娇艳。
“这衣服真好看。你从哪儿弄来的?是不是得费很多工夫?”卫红捧着手上的衣服又是欣慰又是忧愁。
“不打紧的,我用布票扯了两尺布,又偷偷给人家裁缝塞了□□票,请他照着人家广东的姑娘时兴的花样来做的。”阿平这么打哈哈把姐姐给瞒过去。这个时候南方哪里有什么好看时兴的花样啊。一切都是方兴未艾,大家的眼光多半是放在包产到户或者个体户经营上,一边做生意一边还要小心翼翼地盯着上面的指示,生怕那一天就变了风向,还哪有什么心思放在衣服上。要等到三四年后港风在沿海地区流行起来,服装方面才会好起来咧!
阿平,或者说是顾平,正是在机缘巧合中一朝重生的。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从一个平平无奇、扔进人堆里的中年白领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一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每年平平无奇地交自己的一份社保,每个月平平无奇地从会计手里拿一份不高也不低的工资,每天平平无奇地在楼下遛遛鹦鹉、在家东头六百米的小河里钓钓鱼、起早吃一份早茶。这似乎便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生活看上去没什么意义。他无妻无子,四年前,唯一的亲人——大姐,也因为长时间的操劳和年轻时受的折磨过世了,享年五十九岁。
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怕哪一天自己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在大姐过世的后一周,给楼下的邻居打一笔款作为自己的棺材费与火化费,嘱托邻居在自己死后转手卖了这鹦鹉,早早地立了遗嘱,等待死亡的降临。
只是他没想到在经历长时间的黑暗后,他居然睁开了眼,看见了自己的姐姐。
他以为这是一场梦。于是又闭上了眼睛。
直到他摸到身下热热的炕,直到他被大姐掀了被子拎下床,迎接大姐那透亮而揶揄的声音:“起来咯起来咯,你这小懒蛋子再不起来就要被烤熟了晒化喽!”
多么不真切但又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温暖啊!大姐逝世后,他再也没听到这么透彻温暖的声音了。他立刻从床上弹起来,生怕自己再睡熟了,醒了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哪怕这是一场梦,再多做一会儿也好啊!
他就这么惊心胆颤地享受这么几周的家的温暖,直到他确认了这不是一场梦,才把吊在嗓子眼里的心给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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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绝不会因为他重来一次就消失了。在他18岁生日的前三个月,大姐顾卫红兴冲冲地拉着他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弟啊,你知道不?你姐姐我这回可算是豁出去了!其他几家都想争取咱厂里这顶顶好的名额,去广东去深圳发展的名额!就一个,可稀罕可金贵了!姐帮你争取到了!这李主任呐真是个好人,知道咱家这个情况是不太好,也知道你这潜力大、脑子活络,在厂里一辈子有点可惜,不如出去闯荡闯荡;况且咱去的是厂里在深圳那儿的一个分部、一个试点,肯定不会错……”
顾平听了,心里面堵堵的,一堆话堵在嗓子眼里说不出口。想开口拒绝,但当他看到大姐那张充满活力与希望的面庞,听到大姐止不住激动澎湃的声音时,他突然又说不出口拒绝的话了。
他想到记忆里大姐和自己未来的道路,忍不住捂着自己的脸呜呜地哭了。生怕被大姐发现,他竭力地将哭声压在嗓眼里。他感觉自己有些慌乱——似乎重来这一趟,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姐弟二人走上一条命中注定的、没有希望的道路。
“我不能去南方,不能去!”他回忆着自己与大姐的老路,愈发坚定了这个念头。他不禁有些唾弃二十分钟前嚎啕大哭的自己——一切都没发生,总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和大姐好好地生活下去的。
他突然就有了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