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如梦》先天下之忧而忧

4、战国(下篇) 此章主介绍

　　政治：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将军。楚国一直以令尹为最高官职，柱国或上柱国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国次一级的武官为尉，或称国尉、都尉。国君的秘书称御史，并有监察之任。郡县的设置更为普遍，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格局。原来，官吏世袭，各有封地。战国中期开始，国君对各级官吏改为给以一定粮食作为俸禄，或赏给黄金、钱币。同时形成玺符制度，任免官吏以玺为凭，调动军队以兵符为据。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县以下，有乡、里、聚的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聚是村落，其下有伍、什的编制，五家为一伍，有伍长，十家为一什，有什长。
　　官制
　　中央结构：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有主管民政、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司马和司空（见三有事），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还有专管农业、手工业、山林资源的司田、工师、虞师等官。
　　地方机构：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
　　任人唯亲：
　　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虽然像齐、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像申不害、范雎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来的客卿，广揽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强于天下，与此不无关系。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如果推举者徇私，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秦国对于“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高官可以食禄千钟，甚至到三千钟、万钟。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依次而下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官吏有特殊功勋者，国家往往赏赐田地。如《商君书》曾说：“得甲首一，赏爵一级，益田一顷。”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仅有一定的治民权。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很难长期世袭。稍低者为卿或大夫，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秦的爵制，级别较多，从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获得者为平民或士兵。
　　法律：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为此而制订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经》，最为有名。赵有《国律》，燕有《奉法》。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编订而成，也已不复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
　　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窃贼盗窃所得，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如盗窃别人的桑叶，其价值不到一钱，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如有《置吏律》、《效律》、《军爵律》等，还有和生产有关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不胜任”，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不胜任”和“不直”都构成犯罪。“不廉洁”的官吏为“恶吏”，也为法律所不容。
　　战国时刑罚残酷。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等类。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隶臣。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犯人髡发穿赭衣，颈中戴铁钳，脚上戴铁釱。同时还要处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较轻的刑罚有迁刑、笞刑和罚金、罚徭。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法经》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秦律中所谓的“收”，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
　　诸侯：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鲁、卫、中山、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国、蜀国、闽越。至秦统一，通过列国的兼并战争和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迁徙，这些少数民族多与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则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风貌，部分如匈奴则与中原成对立姿态。
　　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人称“战国七雄”。
　　战国前期，“七雄”形成，各国将精力用在内部整理上。各国招贤才能，励精图治，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时期。
　　战国中期，就是大战的时候。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各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君主们都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别国的“合纵”、“连横”。
　　战国后期，秦昭襄王用范雎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加强了秦国的国力、军事，成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削弱了各国的力量。
　　变法：
　　李悝
　　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在位）任用李悝进行改革，尽地力之教，建立武卒，重用吴起、西门豹等人治理地方，发展经济，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强国。
　　变法内容：
　　1.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郡县制官僚制度。按着“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削弱贵族特权，建立郡县官僚制度。
　　2.推行尽地力之教。
　　3.实行平籴法。
　　4.作《法经》。
　　吴起
　　背景：楚国衰落，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吴起（约前440年－约前381年），卫国人，在卫国谋求发展不成，投奔鲁国，在曾参门下学习，取齐田居儿为妻，因未回家奔母丧，曾子中断了师生关系。鲁穆公用他为将，他杀妻求将。到魏后参与李悝变法。前383年，魏武侯时，吴起受魏相公叔痤排挤，离魏至楚。周安王二十年（前382），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裁减冗官，废除贵族的世卿世禄，明法审令，禁止私门请托，也日益强盛了起来。但楚国旧势力太强，楚悼王刚死，吴起就被乱箭射死。
　　变法内容：
　　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吏民众都明白知晓。
　　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
　　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
　　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让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效力。
　　禁止私人请托，统一楚国风俗。
　　废除“两版垣”，改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荆州市西北) 。
　　邹忌改革
　　魏惠王将国都迁至大梁，招徕士人，发展水利，对外用兵，图谋吞并以濮阳为都城的卫国，引起周围国家的不满。这时，齐威王任用邹忌等人进行改革，大力整顿政治，鼓励臣民进谏，制定法律，招抚流亡，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实力仅次于魏的大国。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年）的马陵之战，齐国以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用奇计打败了魏军，从此，齐国成为中原最强的国家。为了满足对人才的需求，齐宣王扩建位于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对前来稷下的学者，给予士大夫的优厚俸禄和舒适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专心学术，培养弟子，促进了学术的进步和繁荣。
　　商鞅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和十九年（前350），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变法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中期以后最为强大的国家。虽然后来商鞅发动叛乱失败被杀，死后被车裂，新法却并未废止。
　　主要内容：
　　1.废井田，开阡陌封疆。
　　阡陌，是耕地的田界，原来每人有份田，都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地是大家的公田，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就对土地使用者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或大田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又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开阡陌封疆，就是破除旧的封疆阡陌，重新规划，不得私自移动。这样维持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奖励军功，凡是有军功的，均可以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的奖赏。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的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可当五十石俸禄的官。制定了军功二十等爵：⑴公士；⑵上造；⑶簪象（又称谋人）；⑷不更；⑸大夫；⑹官大夫；⑺公大夫；⑻公乘；⑼五大夫；⑽左庶长；⑾右庶长；⑿左更；⒀中更；⒁右更；⒂少上造；⒃大上造；⒄驷车庶长；⒅大庶长；⒆关内侯；⒇彻侯。按爵位高低授予种种特权、减刑、服饰、坟墓。严格禁止私斗，违犯的各以轻重施刑大小。以此鼓励人们为国家作战，并产生了大批的自耕农和地主，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
　　3.重本抑末，奖励耕织
　　当时把农业称为本业，是国富兵强的基础，而把商业和手工业称为“末业”。商鞅对努力经营农业的免除赋役，而对从事商业或怠惰以致交不起租税的，没收为官奴婢。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为了增加税收，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规定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另立门户，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否则，多交纳赋税。在客观上促使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封建经济的重要特征。一家一户成为生产经营单位，分家析产，使阶级经常在变动当中。
　　4.推行县制
　　秦孝公以前存在县一级行政机构，但不普遍。商鞅变法普遍推行县制，万户以上县设令，不满万户的设长，俸禄由三万石到一千石不等，在县令、长以下设丞等，官吏领取国家俸禄，国君有权任免。这一套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成为中国郡县制国家机器的雏形。
　　5.颁布法律，实行连坐。
　　6.徒木为信，申明法令。
　　7.迁都咸阳。
　　8.改革赋税制度。
　　9.革除戎狄风俗。
　　申不害
　　魏惠王称霸之时，韩国国力尚弱，臣子申不害劝说君主韩昭侯依附魏国，承认魏国霸权，同时对内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
　　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一步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统治，稳固了韩国的朝政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又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并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权利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军事：
　　由于战争频繁，各国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士兵来源于募兵或征兵。当时所说的“练卒”或“练士”，当是招募而来，并经过相当训练、具有较好装备的常备军。但遇大战时，也随时征发适龄男子服兵役。如秦赵长平之战，秦昭王亲赴河内，下令民身高七尺到六十三岁的男子都要开赴上党。各国为了激励士兵奋勇作战，采用不同的奖赏办法，如齐国的技击之士，得敌首者可拿到赏金；魏国的武卒，其家属可以免役。秦国除用奖赏外，还用严刑相胁，这也是秦军战斗力很强的原因之一。
　　战国时王权很集中，故君主都把兵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如军队的将帅都由君主任命。战国早期，军将常由相邦充任，以后则由其他高官为之。将帅非常设官，战事结束后即罢。在调动军队时，君主用虎符为信物。虎符为铜质、虎形，分左右两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符在王所，左符在将领之手。王若派人前往调动军队，就需带上右符，经过合符，军将才能听命而动。根据秦国“新郪符”的铭文，地方发兵超过五十人，就必须有王符。可见君主对军队的控制相当严格。
　　经济
　　农业发展：
　　铁制工具进一步推广：
　　各地大量铁器出土，表明其广泛性。方法有所提高，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条件。生产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铁器，但不普及。进入战国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离不开铁工具。在《孟子》书里已提到铁耕。《管子》则以为：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据所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过战国铁工具，可见当时使用铁器的区域异常广阔。而且铁工具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如有锄、臿、镰、铚等农具，也有斧、铸、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种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样的差异。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到战国时，不仅木、石工具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坚固的铁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畜力耕田得以推广：
　　除了牛耕外，还有马耕，地区更为广泛。
　　耕作技术有进步：
　　识别土壤，施肥技术，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粮食作物种类与分布：
　　由于各国土壤、气候等不同而种植不同的庄稼，粮食作物品种也有所不同。
　　粮食产量提高：
　　战国时，铁制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普遍用于生产中，便利于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深耕除草的同时，农民们注意识别土壤性质，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作物进行种植。施肥技术提高，懂得用肥汁拌种，粪肥、绿肥和草木灰被普遍施用。开始注意选择籽种，防治虫病，实行畦种法，播种疏密得宜，便于通风排涝，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普遍推广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魏国李悝曾对当时的粮食产量估计说，一亩地（约当今三分之一亩）在平常年景，可以产粟一石半（约合今四十一公斤），大、中、小丰收时可以达到六石、四石半、三石，小、中、大歉收时则只能打一石、七斗、三斗。农民平均每人每月需口粮一石半，五口之家，一年食用九十石，则平常年景一家种地百亩所产粮食，够全家一年半食用。当时一石相当今60斤，从而可知，中国的农业有根本性的突破，在当时已奠定了基础。
　　手工业
　　冶铁：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还说：“上有赭者，下有铁”，则当时人已掌握通过辨认矿苗来找矿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这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经营方式：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官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像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商业发展：
　　因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带来了商业的发展。政府也承认了商人的合法存在，征收各种税捐。
　　商人的种类：⑴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⑵富商大贾，既有政治地位，又有雄厚财力。战国时代商人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战国时币的种类多，流通数量大。各国铜币的样式不同，齐、燕主要是刀形的刀币，三晋主要是铲形的布币，秦、周主要是圆形有孔的圜钱，楚国主要是形似贝壳的蚁鼻钱。金币有楚国压成方块的郢爰、陈爰。战国初年，魏国每石粟卖三十钱，农民每户种一百亩地在平常年景的收获，除去吃饭和交税，余四十五百粟，可卖一千三百五十钱，每户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要用三百钱，每人一年穿衣要花三百钱，全家要花一千五百钱，还不足四百五十钱。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关系活跃起来。战国时，不仅各国铸造货币，而且很多城市也铸造货币，因此各地货币的样式不同，种类繁多。解放后发现的战国货币，不下几百种之多。从其铸造材料看，有铜币和金币。从其造型上分：刀币，流行于齐、燕等国；铲币，流通于三晋等国；圜钱，流通于秦和东、西周等地；铜贝（蚁鼻钱），流通于楚国。楚国还有铸金币：郢爰、陈爰。种类多、流通量大，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种类繁杂，也反映了有很大的地域性。
　　随着货币的发展，高利贷也风行起来。此外还有重农抑商政策。
　　城市兴起：
　　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发展，有代表性的是齐国的临淄、燕下都、楚国的郢、定陶、赵国的邯郸。城市是统治阶级对农村行使统治权的据点，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居的场所。城市从政治上统治农村，从经济上剥削农民。
　　战国时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前进当中，但各地区是发展不平衡的。齐、魏不仅自然条件好，而且社会改革早，因而成为战国初年比较发达的国家。秦国原来比较落后，因地处关中沃野，变法比较彻底，因此后来居上，成为战国后期最强盛的国家。楚国疆域最大，土地肥沃，手工业、商业也相当发达，曾与齐、秦并为强国，因军力不强，被秦国灭掉。
　　文化：
　　诸侯纷争，打破了使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各地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趋势。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分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学术思想：
　　战国时代的散文创作十分兴盛，有各种历史散文，诸子的散文和其它散文作品。这些散文都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或汪洋恣肆如庄子，或娓娓动人，或激情横溢，或绚烂多彩，或譬喻连珠韩非子的寓言，或剖析透彻如孟子，或逻辑严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恰合，使屈原的诗作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宋玉的作品，在模仿屈原的同时，对楚辞有发展和创造，在骚体中变化出赋体，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战国时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士阶层的形成和统治者的提倡，许多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最有影响的，除了儒道二家以外，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以张仪、公孙衍、苏秦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秦统一六国，崇尚法家，兼用阴阳家，焚书坑儒，迷信暴力，将法家学说过分夸大君权的一面发挥到极致。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由封建领土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新旧阶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从本阶级或本集团利益出发，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这样，在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后世十分少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并非实指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农家等等。后人把这九家称为“九流”。“三教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时，杰出的天文学家齐人甘德有《天文星占》，魏人石申有《天文》。他们发现五大行星中的荧惑（火星）和金星（太白）有逆行现象，测定金星和木星的会合周期长度，并定火星的值星周期为一点九年，木星为十二年，与现代科学测定极为相近。石申对二十八宿距度和其它一些恒星什宿度的测量，是早期恒星定量观测的重大成果。后人将两人的著作合称《甘石星经》。
　　战国时，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划分和安排大致齐备，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秦朝实行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九月为岁尾。
　　战国时的《墨经》中，有许多几何命题，如两条并行线之间等距、三点共一直线，同圆的半径相等、矩形四角皆为直角等。发明了计算工具算筹，用十根小棍摆成不同的形状来表示数字，进行计算，大大加快了计算的速度，此外，光学八条也是墨经的重要成就。《考工记》中有分数的简单运算法和特殊角度的概念与名称。《周髀算经》的成书可能在汉初，但它是先秦测量学的经验总结，其中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
　　力学知识在《墨经》中也有很好的阐述。认为，力是人体所具有的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指出杠杆平衡与两端的重量和力臂的长短都有关系，发现船的形体大小与其在水中下沉深浅有一定的均衡关系，是关于浮力原理的朴素表述。
　　大事年表：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象征着战国的开始。
　　公元前390年：吴起变法——楚国。
　　公元前389年：田氏代齐。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秦国。
　　公元前353年：齐魏桂陵（今河南长垣）之战，魏军大败。
　　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之战，魏军再次大败，赵筑长城。
　　公元前334年：徐州相王。
　　公元前312年：张仪破齐楚盟约。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公元前287年：苏秦合纵赵、齐、楚、魏、韩五国攻秦。
　　公元前286年，齐、楚与魏联手灭宋国。
　　公元前278年：秦破楚国都城郢，楚国迁都。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惨败。
　　公元前258年：秦灭邯郸。
　　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
　　公元前251年：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
　　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
　　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失败被杀。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灭赵。
　　公元前222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灭齐，自此六国均灭，秦统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