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野蔓cc

1、从万历十五年来看明朝的灭亡 从历史的坐

　　摘要：从历史的坐标来看，无论横纵，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都是极为平淡无奇的一年。在明朝历史上其影响力远远不如改变了整个明王朝历史格局的洪武三十二年，就连该书的作者黄仁宇先生都说“全年并无大事可叙”。但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一年的叙述，从统治阶级到文武官员士大夫阶层，由点及面，微澜惊世。这平淡的一年为几十年后不堪重负的明王朝的灭亡作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

　　一、明王朝的落日余晖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一个开放的朝代，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封闭的时代，从郑和下西洋到海禁政策仅仅只是相隔了几十年，而从国力强盛到连年倭患再到史可法固守南明小朝廷，明王朝走完整段旅程也只用了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制度的落后和它所代表的阶级的腐朽，使得无一人能够幸免，书中提到的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包括高拱、郑贵妃等人物皆是如此，而在此之后的清王朝亦是如此。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①明朝的道德律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法律与制度，伦理纲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海瑞无疑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清廉如水，恪尽职守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那为什么晚年的海瑞颇不得志？既为官僚模范，又为何远没有严嵩之辈混得风生水起？为何极力主张抗倭的戚继光被罢免后直至去世都未能再次得到重用？

　　二、中庸之道下的暗流涌动
　　书的开头写到了万历十五年一次误传的午朝大典，当时午朝大典已多年未举行但仍有数以千计的官员上当，当时的官僚体制存在问题才使得这一戏剧性事件的发生，但上层统治阶级更多地认为这是一个有失体统、让天家颜面尽失的事件，对相关部门也仅仅罚俸两月，却未能使官员玩忽职守，官僚机构尾大不掉的局面得到改善。而在此罚俸又牵扯出官员贪腐这一古往今来皆不能根治的问题，仅凭朝廷发放的俸禄多数官员生活难以为继，对于朝廷官员接受“馈赠”皇帝向来也是默许的，或者说官员本质上是国家机器，维持尊卑等级秩序以期维护国家体制。万历皇帝是一个非典型性帝王，后世对他的评价向来是贬大于褒，然作为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在他在位的前几十年也算兢兢业业，但就本书来说皇帝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所以更大程度上并非是国家的独裁者（由万历立储君可见一斑），而是维持国家运转的机器。万历皇帝、张居正和李太后形成了政治上的铁三角，这令明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的同时也使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关于立储问题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关于储位的争执在万历和朝臣之间来来回回十多年，最后还是以万历对朝臣的妥协终结，可见对于皇帝的定义还可以有这样的诠释。

　　三、社会风气和官僚制度的发展
　　大伴冯保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万历通向君主之路上的指路明灯，所以此二人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朝堂之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知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还是二人骄横过甚，二人的结局竟如此神似。
　　明朝朱元璋废丞相设三司，自此皇帝做到了真正的大权在握，政务的繁重促使明成祖设立内阁分担皇帝政务，但内阁有别于丞相，凡事有票拟权但需获得皇帝朱批，内阁大臣权倾朝野却无法定地位。内阁首辅张居正权极一时，万历皇帝对张先生可谓十分信任，就连其母亲去世按例应该回乡丁忧，但万历皇帝却采用了“夺情”的方式，并对弹劾张居正的官员都进行了处罚，张居正至此权力到达了巅峰，其刚愎自用日甚，这也为张居正去世后的被清算做了铺垫。无可否认的是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期间的整饬吏治和货币改革都卓有成效，推行“一条鞭法”使得国库得到了一时的充盈、土地兼并得到了有效控制，而“考成法”则能够有效地考察官吏，加强中央集权。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使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得到了几十年的中兴，但由于社会自身所存在的贪腐和不合理的官僚体制以及社会条件本身的限制，万历之后明朝的衰微和灭亡已是必然。
　　从赵高到冯保再到明末的魏忠贤，那些权倾朝野的高级宦官的结局竟都是殊途同归。太监作为一种无论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健全的生物，无疑是封建统治下的牺牲品，无论奸佞还是贤良最终都将尘归尘、土归土，但我们又不得不反思，作为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他们绝大多数是可恨的但又是可怜的。明朝这样一个注重修身养性好谈道德甚至平头百姓、登科举子都熟读《四书》的朝代，却又是最束缚人性的时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西方莎士比亚的戏剧诞生的时代差不多，但社会背景与制度的隔阂却是二者背道而驰的根本原因。所以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大流，可笑的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包容的时代亦是封建伦理最深入人心的时代。权倾朝野的冯保将内监做到了极致，却仍然逃脱不了低微的身份和残疾的身躯，可笑的是那些自以为他可笑的人却要对这样一个自己向来嗤之以鼻的人点头哈腰。长时间以来封建皇家帝王的贴身内侍充当着其管家的角色，这恐怕便是无形间助长其气焰、令其放肆的原因。而贪腐自古以来便有之，宦官掌管皇家的各个仓库，各省上缴的实物必须经过检验，其质量和规格由宦官随心所欲地决定，这使得贿赂成为常态，以次充好的现象也不断发生，这也在不断动摇着国家的根本，明王朝的灭亡也就不难解释了。

　　四、社会的逆流，时代的悲哀
　　万历十五年，正值西方剧变的十六世纪，此时西欧的文艺复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的意识正逐渐觉醒。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棉纺织业雇佣关系的出现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但由于农本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最终未能发展成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此时期的思想家伴随着工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上出现了对以纲常伦理为典型的宋明理学的叛逆，甚至某些方面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不谋而合。其中以李贽为代表，他不否认做官的目的是名利敢于正视自己的私心，但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不能成为洛克或者霍布斯，其思想一半唯物一半唯心，最终也没能跳出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框架。李贽的悲剧也正是时代的悲剧，这也正是为什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并没有诞生在封建君主专制下的中国的原因。

　　五、文官制度下的积弊
　　在历史上，明王朝同宋朝一样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后者的这一特性使其与在多个政权并立的情况下商品经济得以繁荣，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明朝的文官制度很大程度上存在问题，冗官众多，消耗着日益空虚的国库，而武将的缺乏也使得倭寇入侵之时朝中无将可用的局面的形成。万历十五年，一个平凡而又充满着奇迹的年份，抗倭英雄戚继光于这一年阴历的十二月十二日去世，直到他死去都未能再次被起用，看到此处我们不免会为之悲哀，纵观本朝，虽然死后并未得到应有的荣哀，但戚继光所受到的重视较之其他将领已经多出了许多，包括俞大猷在内的众多将领一生壮志难酬。这种文官与武将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道德的枷锁，就文官集团而言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都是野蛮的，更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但对于武将而言只知战斗是军人的职责，很多时候他们撒下汗与血所换来的和平总会在电光火石间被打破。文官与武将之间的隔阂延伸到朝堂之上，帝国的重文轻武渗透到方方面面，武将几乎没有一席之地。帝国的缔造者吸取唐中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到了后来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传统。统治者似乎并不为之所动，但常年的文武官员之间的政策倾斜令军队不堪一击，换来的是北地边境俺答人的连年肆虐和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而将领一经战事结束便被弃如蔽履。俞大猷曾提出对军队的改革，他们是否会知道：万历十五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出征英国。
　　万历十五年，只是明王朝历史上平淡无奇的一年，全年并无大事可叙，但一系列的偶然与意外构成了明朝社会发展的全景。官僚制度的不合理、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以及人们思想的局限性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形态，可以说这便是制度的山穷水尽，而贪腐、冗官问题、和行政效率低下这一系列的积弊正慢慢蚕食着这个强大的帝国。明王朝的灭亡并非偶然，而是制度和社会背景使然。

　　参考文献
　　①《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