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凄怨时缱绻》西村恶霸

2、孤岛

　　1931年，日本。
　　尤记得当年被父亲送到这个国家，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岛国。记忆中父亲的脸不大清楚，好像有戴眼镜和穿长衫，一副读书人模样。不过好在我记得父亲的名字。
　　那天他慌里慌张地带我去码头，那时候我被突如其来的炮响吓得不轻，见父亲和一个穿军装的人说了什么，我们就上船了。
　　船上人不多，我迷茫的向四周看了看，感觉船上的人奇怪得紧。
　　有两个打扮奇特的女人在讲话，聊着聊着突然笑起来，我歪着脑袋始终不太明白。
　　“她们说了什么啊？”我扯了扯父亲的衣角，抬头看着父亲。
　　那会儿父亲似乎没什么心思，看上去忧心忡忡，我便不再多问，继续打量着那些个女人。
　　她们大都脸上有一层面粉一样的东西，嘴唇上的红不正常，笑起来牙齿碳黑，不细看还以为没有牙。
　　约摸两天左右就到了。二十三号早晨，我醒来却见不着父亲的身影。
　　一种不好的预感充斥在我心头，当时没有多想，就赤着脚跑出了船舱，也不见父亲。
　　“兴许父亲有什么要事要忙，没有办法，只能留我一个人了吧？”
　　说来可笑，儿时的我竟是这么想的。
　　我随着人群一点点下船，回过头再最后望一眼那艘船，心头不免起了一丝悲伤，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呢，现在周围的人说的都是日语，什么都听不懂。
　　我不知所措起来。
　　突然意识到我的脚丫子还光着，已经冻得通红，肿起来了。
　　过路许多形形色色的人，好奇的打量我。也有些人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可惜当时什么都不懂，又想到父母亲教育我切莫和陌生人太亲近，就撒丫子跑开了。
　　背后那个人还在说什么，我也一概没有去想。
　　我后来是被井藤原美女士带回去的。
　　她当然不是母亲。
　　井藤女士信菩萨，心肠也好，看我一个人可怜，就带我回去了。但还跟我说她和她丈夫一直想要个女儿，但苦于她不能生育。
　　她教会了我人生中第一句日语，叫“こんにちは”，“你好”的意思。
　　作为回敬，我也教会了她一句上海方言“侬好”。
　　她还说她从来没想过会收养一个中国孩子。井藤先生见到我还从后院儿的樱花树上折了一支花给我，表示从今天起，我正式成为他们家的一份子。
　　我是何其幸运？我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他们对中国人的厌恶。还请了一位先生教我日语。
　　那先生也是个中国人，叫谢舟，是来日本留学的。
　　见到同胞，必然是有一股莫名的亲切感。而且我也没忘了我父亲，于是我问了先生：“老师你晓不晓得我父亲，名字是沈锐鸿。”
　　谢先生明显地震惊了一下，随后他又开口反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沈世悠，字净之。”
　　“以后啊，就忘记这个名字吧。”他突然意味深长的看着我，“以后你怕是要改名字喽。”
　　“什么？”
　　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快速的又切换了一个话题，再后来认真教我日文了。
　　他很负责，我的日文水平大有提升，我们也是要好的朋友。
　　我曾经问他上完学之后要不要回中国？他犹豫了一会儿，他说不回，因为中国那边在打仗，在日本这里安全。
　　距离我住在井藤家已经五个年头了，我多少也看过报纸，中国抗战是真，不过抗的，不就是我现在身处的这座岛屿吗？
　　“谢先生……”
　　我喊了他，他不应。他说：“以后一定要喊我的日本名字。”
　　我沉默下去。
　　又开口：“你怕什么啊？你怕如果中日战争失败了，日本人打压中国人？！”
　　“你一个小姑娘，你知道什么？！”先生也生气起来。
　　“你算什么国人？你十年寒窗，饱腹经纶就学会了贪生怕死？”我鼓足劲儿和他吵架。
　　他气得满脸通红，抬手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好不到哪里去，你父亲还不是扶持日本人，你也是，嘴上说着爱国，还不是喊着日本人叫爸爸妈妈！”
　　“井藤一家不一样！”我着急起来，“而且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
　　我努力想辩解什么，可我突然想到，事实也确实是如此。沈锐鸿真的叛国了，报纸上都说了。他的长衫什么时候也印了日本国旗了……
　　我似乎想起来，那天上船之前，他和那个日本军官说什么了。
　　好像也想起他对那个日本军掐媚又讨好的笑容。眼角的皱纹一堆一堆，眉眼都是弯的，呈向下趋势，而他的嘴角又大大的咧开，露出一口本不怎么白的牙。他还戴着眼镜，穿着长衫……
　　俨然一副中国学者或读书人的模样。
　　回过神时，谢舟先生已经离开了，可我总有预感，当他踏出了那个门一步之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院子里的樱花也不开。
　　井藤先生听到我们的对话了吧？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吃完就匆匆理东西。
　　“怎么了？”原美注意到丈夫的动作，关切地问道。
　　“我需要去一趟中国。”井藤先生瞟了我一眼，继续手里的动作，“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得去一趟。”
　　“你一个记者，瞎掺和什么？”
　　“这很重要……”他没有再说下去了。
　　走之前，他送了我一支簪子，还轻轻抚了抚我的头说：“你成人那天一定要带上啊，我只想看看我的女儿。”
　　似乎是知道我的顾虑，井藤又说：“我专门托人做的簪子，按照中国的样式做的。”
　　这一次可没有樱花了。
　　这年1936年，我十七岁。
　　到我成年之前，我还没有吃过什么苦。井藤先生走的那一天，比十二岁那年沈锐鸿放弃我要来的更加悲伤。
　　士兵们正在检阅部队，什么枪支弹药，搅得人慌慌，战争是对民众最大的伤害。
　　连天空都是灰蒙蒙的，好像长崎的天一直都是这样的，让我不由想到中国。
　　那里的天空会不会是红色的？
　　就是，被炮火灼烧的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