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摇的浮萍》都不像

2、何绢 何绢听说我

　　何绢听说我要去打工，急吼吼地赶了过来，“老大，你决定了吗？真的不去上大学了吗？”

　　我嘴里叼着一根干草，吊儿郎当地说：“贱命一条，配上大学吗？”

　　“那你真的要去打工吗？”

　　“对，去虎门。”

　　“老大，要走一块走，我也要跟着你去虎门赚大钱。”

　　我“呸”的一声吐掉了嘴里的干草，冲何绢竖出了一个大拇指。

　　何绢，肤白貌美大长腿，货真价实的村花一枚。不但人美，性格也很温柔，不但性格温柔，且孝心还感天动地。

　　去年她母亲因为白内障需要做手术，她当即就接受了一万块的聘礼，把自己许给了隔壁村的陈家郎。

　　其实她和那陈家郎拢共也就见了两次面，连长相都没有看清楚更甭提什么男女相悦的感情了。但就为了那一万块钱聘礼，她连眼睛也没眨就把自己给订出去了。

　　其日月可鉴的一片孝心，一度成为了村里所有待嫁姑娘的楷模。那段时间，安大英一提起她的懂事，孝顺，“哗哗”流淌的口水都能把地板给砸出一个大水坑。

　　以村里人的话说，他们老何家的祖坟冒青烟了，不止女儿孝顺，就连他们的宝贝儿子何峰，也考上了县区重点高中，不出意外的话，他就是继我之后的第二个大学生。

　　我当然不会拒绝何绢的请求，她一直都像小跟班一样对我亦步亦趋，于公于私我都不能丢下她独自去淘金。更何况前途未卜，两个人抱团取暖，总比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感觉好。

　　出发去虎门的那天，何绢的娘和安大英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村头。

　　何绢的娘握着何绢的手，被黄土吹皱的眼睛里满是殷殷之情：“绢儿，你爹腿不好，不能去工地赚钱了，以后家里就全靠你了，你挣了钱，先给峰儿寄过去，可不敢让他在学校里饿肚子呀。”

　　何绢就像战场上那些交接任务的英勇军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就把重担接了过去。“娘，你放心，以后弟弟上学的所有费用，都有我来负责了。”

　　此举又让前来送行的安大英一阵牙疼，瞧瞧人家那闺女，又懂事，又孝顺，再看看我，头拧着，脸绷着，像头没喂足草料的犟驴，咋看咋来气。

　　她实在呆不下去了，把煮好的五颗鸡蛋往我怀里一塞，扭头就回去了。

　　我漠然地看着她那硬邦邦的背影，想到的却只有四个字，惺惺作态。

　　就这样，我领着何绢，揣着我表姐安小米的手机号码，扎着两个土的掉渣的麻花辫，穿着一套早已经分辨不出具体颜色的旧裙子，提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背包，在那个夏末秋初的上午风尘仆仆地向广州进军了。

　　在火车上颠簸了十多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传闻之中的大城市，——广州。

　　这个燥热无比的城市像后妈板起的面孔，一上来就给我们来了一道下马威。

　　当我和何绢手挽着手，排雷一样穿越车辆如梭的马路时，后面一个骑电动车的男人突然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在了何绢的后背上，接着又用一通抑扬顿挫的鸟语叽里呱啦的我们狂骂了一顿。

　　我听不懂他具体骂得是什么，但大概却能明白他是在责怪我们挡了他的道儿。

　　何绢被那人凶神恶煞的样子吓的腿脚发软，鹌鹑一样缩到我身边，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这人倒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别人打我一巴掌我至少也要连本带利地还他两巴掌。可如今来到人家的地盘上，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更何况，我那点道行离龙虎还差一大截呢，更得乖乖地忍气吞声了。

　　等那个男人扬长离去后，我们才背起背包继续赶路。

　　没头苍蝇似的在大街上摸索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从广州去虎门的大巴车。

　　谁知上车时又出状况了。

　　我的背包卡在了车门口的缝隙里，怎么拽都拽不出来。面容漆黑，胸前挂着个小红包的售票员非但不过来帮我，反而还用蹩脚的普通话拖长了声音骂：“乡巴佬，快点啦，不行就别上啦……。”

　　司机也在前面猛按车喇叭：“让她滚啦，别给老子上啦。”

　　何绢把自己的行李往过道上一丢，赶紧冲到车门口来帮我。

　　两个人的力气到底大了很多，那个顽固的背包终于缴械投降，灰溜溜地被我们从门缝里拽了出来。

　　等我们把行李摆放到行李架上，再拿着票认领座位时，却发现我们的座位已经被别人占领了。

　　我记得很清楚，兜售车票的时候，售票员曾反复强调了有豪华大座位，可一转眼的功夫而已，所谓的豪华大座位上就已经被别人据为己有了。

　　一想到我们要苦哈哈地站上两个多小时，我就愤恨不已。我拿着票，冲到最前面去找那个售票员理论，但那厮却对着我猛翻一个簸箕似的大白眼：“坐不坐？不坐滚下去啦。”

　　我望了望窗外那日渐暗沉的天色，只得悻悻地吞下了那口气。

　　我们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这会儿早已经体力透支了，索性在过道上席地而坐，东倒西歪地打起了盹。

　　半睡半醒之际，中巴车突然停了下来，售票员冲着我们喊：“到了，到了，快下车。”

　　我和何绢赶紧跳了起来，手忙脚乱地背起行李，跌跌撞撞地冲到了车门口。临下车的时候，我硬着头皮问那个售票员：“我们是去虎门，真的到了吗？”

　　那老女人挥着手，像驱赶苍蝇似的说：“到了，到了，东莞就是虎门，虎门就是东莞。”

　　我们的双刚踩到地面，中巴车就风驰电掣般绝尘而去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我，上当了。

　　情急之下，我拦住一个看起来颇为面善的中年女子，问：“阿姨，请问这里是虎门吗？”

　　那中年女人肯定地告诉我们：“不，这里是东莞，离虎门还有很远呢。”

　　我和何绢面面相觑，如遭雷击。

　　那一刻，眼前这座冰冷的城市就像一头巨大的怪兽，正狰狞着向我们咧嘴狂笑。

　　这里是东莞，坚硬的柏油路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沥青味道，森然挺立的高楼大厦，透露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傲慢和冷漠。

　　这里并没有遍地都是的钞票，也没有繁花似锦的美丽。

　　只有冰冷。

　　只有漠然。

　　仿佛一座坚不可摧而又阴沉可怕的城堡。

　　但这一刻，比起城堡更让我焦虑不安的是：我和何绢两个人的钱加起来也只有四十三块了。不敢打的，更不敢住宿，甚至，连五六块钱一份的盒饭都舍不得吃。

　　因为我不知道，在这座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还蛰伏着怎样的凶险和波折？

　　身上唯一仅有的这四十三块钱，或许就是我们最后的底气和保护层了。

　　饥饿，疲劳，无助……，终于把何绢那股子刚从家里出来时的豪迈劲儿给消磨殆尽了，她拽着我的手，哽咽着问：“老大，怎么办呀？今天晚上，难道我们就要流落街头了吗？”

　　我皱眉：“哭屁，哭就能解决问题吗？”

　　说着，我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找出了安小米的电话号码，开始东张西望地寻找公共电话亭。

　　不远处一个卖报纸的摊位前，摆放了一部黑色的电话机。有个黑瘦如萝卜干一样的男子百无聊赖地坐在摊位前的凳子上，正专注地抠着脚丫子。

　　我赶紧走过去，问：“老板，这里可以打电话吗？”

　　那老板头也不抬：“可以，一分钟两块钱。”

　　一分钟两块钱，真他妈的狮子大张口。

　　但我考虑到给安小米说明情况最多有一分钟也就足够了，便开始拨打电话号码了。

　　电话拨通了，却迟迟没人接听，那“嘟嘟”的忙音就像一窝乱糟糟的小老鼠，七上八下地挠着我的心。

　　怎么办？安小米居然不接电话。

　　如果连这唯一的希望之光都熄灭了，那我和何绢就会像被波浪甩进沙滩上的两尾小鱼一样，生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一连打了三次电话，可这三次电话都无人接通。

　　我实在无计可施了，只得放下电话，对紧张兮兮的何绢摆出了一副蔫头耷脑的沮丧模样。

　　正准备转身离去，报摊老板却突然伸手说：“六块钱，拿来啦。”

　　我大惊：“电话没打通呀。”

　　“有没搞错呀？你明明打通了啦，别废话，给钱。”

　　我本来还想再理论几句，但何绢扯了扯我的衣袖，示意我不要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街头和人较劲。再则，“萝卜干”那只刚抠过脚丫子，此刻又探到我面前的手，着实让我想吐。

　　我赶紧从口袋里摸出六块钱，甩到了他的报摊上。

　　求助不成，又白白折损六块钱的我，真想挥舞着手臂来一通歇斯底里的“狮子吼”，所谓的世间有大爱，人间有真情呢？怎么这鬼地方就像原始森林一样除了陷阱还是陷阱呢？

　　今晚，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这条华灯初上的街道，就将是我们两个花季少女的最后归宿了。

　　我们不想接受这个事实，背着行李不停地往前走，试图能找到一个可以免费收容我们一晚的避难所。

　　可人要是倒霉起来，就连寻常的街道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条无限延长的射线，我们就是拼上一辈子的气力，也难以用双脚丈量到终点。

　　我们终于走不动了，“扑通”一声瘫软在了地上。

　　何绢舔了舔已经干裂脱皮的嘴唇，轻声问：“老大，能不能买点喝的呀？我快要渴死了。”

　　我摸了摸口袋里那薄薄的几张碎银子，摇头苦笑：“绢儿，再忍忍好吗？这里……，普普通通一瓶水都要……五块钱，如果我们不节省，就没有钱买车票去虎门了。”

　　冰冷的现实让何绢无从反驳，只得有气无力地说：“那就把钱留下来买车票吧。”

　　事实上，从坐上火车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一夜了，而我们除了在火车上干巴巴地吃过几颗煮鸡蛋外，可以算得上水米未进了。

　　饿！

　　渴！

　　这两种感觉折磨的我四肢虚脱，眼冒金星。真想扒掉这身“人”的皮囊，像野狗一样钻到垃圾桶里翻找食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