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圈》王实

33、1、花样翻新的创收

　　这天是周末的晚上，但是左岸没有什么夜生活，他被同事和下属认为是个枯燥乏味的人，不爱交际，也不习惯吃吃喝喝联络感情。虽然只有28岁，但他除了采访和办报能使他容光焕发之外，基本上过着一种苦行僧的生活，宛如一个老人。在报社食堂吃完饭，在报社周边溜达了一圈，就回到报社分的一间单身宿舍，关上灯，陷入了长长的冥想。他是个单身汉，单身汉的生活就是如此简单。
　　他想起了前几天的编辑部大会，想起了会上他和董德、冷飞雪的唇枪舌剑，想起了这些天的连续报道掀起的舆论狂潮，想起了宣传部的来函，就像一把悬在半空、将要掉落下来的利剑，这把利剑唯有像现在这般悬在半空将掉而未掉之时，才显得尤为最可怕，因为你不知道它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掉下来，对你进行血淋淋的斩首。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恐怖，越想越不敢想。难道我的前途，我千辛万苦挣来的、刚要出头的事业，就这么完结了，就这么画上句号了？想到这里，他痛苦地闭上眼睛。
　　一切都起源于齐恒发的那条夸张到极点的广告，起源于那些消费者雪片般的投诉信。他想起了更早前的会议，想起了桑琪娅念的三封信以及他公文包里更多的控告信，那些信都是投诉最近冒出来的两个大商场太明商场和月明百货的，他知道这两家商场的幕布老板就是刘先安以及他的太明控股有限公司。这些投诉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我们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了的。所以，我的报道没有错。望着黑黝黝的窗外渐渐升起来的一轮黄黄的月亮，左岸这样想。
　　从感情上，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不愿承认这些投诉信上面所说的都是真的，更不愿相信刘先安是个骗子，是个超级巨骗，这颠覆了三年前刘先安留在他脑海里的高大形象。那时他是出口创汇的排头兵，是政企分离的先行者，是勇于抗上、勇于和单位内部腐败之风抗争的斗士。正是基于这个形象，他写下了《任免风波启示录》，为之付出了其后的人生当中自由落体般降落的惨痛代价，对此他不后悔，他觉得为那个高大形象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但是时隔三年，他心中的那个勇士，那个正义和坚强的化身，那个他为之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的人，突然走向了反面，成了一个骗子，一个掠夺者，一个他自己原来最不齿的人，那才是他左岸的失败，人生的失败，对自己的否定，他该如何面对刘先安的这样一幅新形象？真是悔不当初啊！但是根据墨菲定律，事情坏起来，总会比你想象的更坏。糟糕！怎么突然冒出这个墨菲来了……
　　他想起了三个月前他们再度重逢时在大慈堂吃饭喝茶时的情景，想起了那天刘先安要赞助他200万用于购买检测设备时的他那发自内心的诚恳的表情。“我愿意投资，投入200万，作为先期投资。我呢，不入股，不分红，不带任何附加条件，不求任何回报，完全是赞助，赞助左主编买设备，建实验室。”他的耳畔再度回响起他那诚恳至极的话语。他是多么需要这200万啊，他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深度315》正在扩张，影响也在稳步扩大，如果有了这200万，如果他用这200万购买了相应的检测设备，那真是如虎添翼，他的小报，他的事业将有一个大大的腾飞，说不定这就是转折点，他梦寐以求的由小报变大报的转折点。许多事业都是这样起来的，靠着一个偶然的机缘，一笔偶然的赞助，不是吗？闪电是明亮的，但孕育闪电的夜空却是黑暗的，这就是老子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当时，他是多么想一口气就答应下来，多么想第二天就拿到这200万，第三天就把这200万换成他所急需的检测设备。但是当时不知怎的他突然忍住，没有一口答应下来。也许他当时觉得这事儿有点突然，觉得他们三年不见毕竟有点陌生，也许他当时就觉得这其间哪里有点不对劲儿，但究竟哪儿不对劲儿，他也说不上来。总之他当时忍住了，没有一口应下来，没有立刻要那200万。现在想来那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如果要了，现在我会处于怎样的尴尬境地啊？他有些心惊肉跳地想着那些雪片般飞来的投诉信，他知道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有一双圆睁着的、大大的、渴望的眼睛。他感到右眼皮开始跳动。不要那笔钱是对的，这样才能保持中立，才能保持调查的自由，客观的、不带偏见的采访的自由，这比什么都重要。望着窗外黄黄的月亮，他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想。三个月来，他密切关注着太明商场铺面的销售情况，关注着齐恒那天签发的那条广告的后续效应，关注着那篇吹捧刘先安的文章《山的壮志海的情怀》，一直关注到6月19日冲击西部日报的□□，关注到朱兴被暴打，那是一次群体暴力讨价还价，那以后便是这雪片般飞来的控告信——
　　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那条过于夸张的广告，那篇篇幅巨大、主观色彩浓重的软文报道。现在看来，那是一条沾血的广告，那是一篇篇害人的报道。对于这些，左岸一点儿也不陌生。可以说，自打进入报社以来，自打他从事记者行业以来，广告和软文以及背后的一切，那种种利益和心灵的冲突便如影随形，伴随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于是，借着黄黄的月光以及照耀不到的周遭的黑暗，他回忆的思绪飘得更远，一直飘回他职业生涯的起点，那些伴随着痛苦、耻辱、纷争、反抗和星星点点荣光的岁月——

　　六年前，左岸从峨眉大学新闻系毕业分到西部日报时政部之初，满脑子都是从新闻学院学来的那一套理想化东西，怀着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心劲儿，一心想要写出大稿挣名声。他被分配采访教育战线，同时负责部分科技和时政新闻机动采访。于是他带着亡命徒的冲劲儿不停地深入各大院校和科研单位，曾一连数日住进大学宿舍采访大学生的动态，也曾深入到人迹罕至的山沟深处采访科研院所。几个月下来，他积累了一批素材，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和大学校园多元化的现象写出了几篇轰动的大稿，赢得了初步的名声。并且，作为部里的机动记者，他还写了很多吃力而敏感的政务报道。他的发稿数量和写作质量渐渐在拥有30多个记者的时政部里名列前茅了。
　　但是很快，他便痛苦地发现，光靠写稿，他不可能在部里确立自己的地位。因为一个记者部里的地位不单单靠写稿，靠新闻发掘能力，还要靠另一项不便言说然而却无所不在的能力——创收能力。新闻业务是明的，是部主任董德在大会小会反复提倡和表扬的；创收能力是暗的，是不摆上台面、大家都不明说但却都在闷声苦干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更重要的一种能力。创收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记者在部里实际地位的高低。套用当时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叫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时政部，作为一个记者，只有一手抓好稿，一手抓创收，两手都硬，才能真正站得住脚。套用董德主任发明的新名词，这叫“两轮驱动”。
　　新闻界当时流行起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创收”，这是一个难以堂堂正正摆上桌面词汇，但却是一个对报社非常重要的概念。部门的创收说穿了，就是用手中掌管的版面换钱。换钱的花样真可谓名目繁多，百花齐放。能创收的人也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人拉题花，就是让企业在版面上做一个长方形的小方块，里面标上企业的地址电话，一万块钱起价，５００块一次，一万块打２０次。拉回来的钱往报社上交一部分，部里私分一部分；有的搞活动，拉上政府有关部门，设立一个经济类的奖项，让企业来参评，每个参评企业交纳一定的费用，并保证每个参评者都能获奖。所收取费用，一部分给相关政府部门，一部分上交报社，一部分留给部里私分；其中搞得最多的是一种叫做好新闻奖的评奖活动。这种评奖的步骤是先拉上一个企业，让这家企业出上三两万块钱，然后围绕该企业的名称或他们的产品，设立一个某某杯好新闻有奖征文大赛，然后利用各地的通讯员围绕一个主题写满一组文章，最后请上几个评委从这堆文章中评出几篇获奖文章，开个颁奖会，发给获奖者几百块钱，加上给评委的钱，总共不超出几千，而大头又落入了报社和部门手中。当然，比这一切更直接的就是搞有偿新闻，由被宣传的企业出钱，部门用一定的版面刊登由记者出面写的可信度较高的宣传企业的文章，这相当于变相的广告。左岸发现，无论在报社还是在部里，能创收的记者地位都较高。能否创收，会不会拉钱，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考核一个记者工作业绩的最最重要的标准。能拉钱的人，也就是“会搞的人”，被人捧作明星，每个大小部门都抢着要，而不会拉钱的人不管文章写得再好，本人才气再高，也被人认为不会活动，不是个合格的记者，不是个好的业务骨干，甚至在有的部门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而左岸毕业大半年来，尽管显示出了突出的新闻素质，但由于对创收浑然不觉，更别说亲身操作了，所以在部里，他不过是个“不会搞的人”，是个“单轮驱动”的人，是个瘸腿的人，一个靠一只脚跳着跑路的人，不但累，承包了部里的很多脏活累活，不能确立自己在地位，并且常常在背后被人看作是个大傻瓜，为此受尽了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