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罂粟》橘幸

32、《The Prisoner》

　　很多年以后，她就会明白，羡慕从来都不会那么狠狠，那么深刻。因为相似总不会那么的一样，差异总不会那么的不同。同与异之间，放置了一颗弹簧，太不同了就被它拉进，太近了就被它斥远。
　　那还是鲲表哥去意大利前，很久前。
　　夕阳透过玻璃洒在蠢蠢欲动的自习室里，教室里刚结束完大扫除，水泥地面被擦的微微泛光，空气弥漫着雨后特有的泥土气息。教室的顶部挂着几个风扇，呼啦啦啦的吹着，像是顽皮的孩子。书页儿被它呼啦啦翻乱了，学生们赶快用笔袋压住书角。额前湿漉漉的头发被它拨来拨去，头发的主人们是几个还沉浸在刚才大扫除的闹腾中，他们聚成一团儿压着嗓子你一言我一语，脸上红扑扑的。他们喜欢和风扇而这样嬉戏，凉快而且，得意。叫那些不愿意坐风扇底下怕书本被吹乱影响写作业的家伙们狠狠得羡慕！
　　那些不被风扇照顾的，不管是心甘情愿的还是不幸不被恩惠的，已经拿起了大扫除前发的薄薄的健康教育手册当扇子扇，呼呼，呼呼，他们说比风扇的风还要精准。
　　“啪，”一个什么东西从抽屉里掉了出来，抽屉的主人完全没有察觉，她只顾着掏出书本写作业。那是一个安静的女孩子，课堂或者自习，只要不是老师点名就永远不会说半个字。下课了，也只是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在半径为两个桌子的圆内仰头聊天。

　　掉出来的东西，几分钟之后，被座位斜后方的潘远瞥到了。他眼睛一亮，呼啦啦扇着的健康教育手册停在了空中。他笑着把它踢到了前边男生那里，前边的男生的又把它踢到了李懋那里，就像踢足球一样。教室里那一小片顿时骚动起来。他们低着头，笑得咯咯。
　　等到女孩终于发现，她的脸瞬间涨的通红，像熟透的石榴。
　　“啪！”抽屉的主人一转身一巴掌打在了后方那个男孩的脸上。笑容凝固在空气中。
　　她看到了桌子底下那个握紧的拳头攥的青筋暴露，但始终没有提起来。
　　半响，抽屉的主人走回自己的座位，把头埋在了桌子里。
　　旁边有个女孩捡起来放回到她抽屉里，那是一个包得四四方方的东西。
　　同桌告诉莎莎，那是卫生巾。那时的同桌仍然是女生。
　　“那又是什么？”
　　“你没有大姨妈？”
　　“没有，我妈是大女儿，我只有小姨。”
　　“不是那个啦。”同桌随手翻到了健康教育手册月经那一页，一脸不屑地给她指了指，“哝，就是这个。”
　　她瞄了一下页码，翻开自己的手册找到同一页。半响。她碰碰同桌的胳膊，“你有吗？”
　　“半年前就有了。”同桌瞄一眼她刚写好的数学作业，照猫画虎的誊写了几行。又觉得不妥，随便挑其中一个结果改成了不一样的数字。
　　“真的是血吗？”她小声的问。
　　“当然是啊！”同桌又翻了一个白眼。
　　“那疼吗？”
　　“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同桌想了想，继续道，“昨天上体育课，你没看到站在操场休息区不用参加的那几个嘛？”
　　“哦，原来如此！”她终于明白了体育老师每次说的身体不舒服的去旁边休息是什么意思了。休息区的一般都是女生，偶尔也会出现几个绷带绑着胳膊或者脚的男生。有次，有个浑身上下没有一处缠绷带的男生说，报告老师我也不舒服。
　　“你咋啦？！”
　　“我嗓子疼。”
　　“嗓子疼，先去那边做十个俯卧撑。”
　　哈哈哈哈，一群人一顿狂笑，剩下人也跟着一顿狂笑，她也跟着哈哈哈哈。大家都哈哈哈哈，原来哈哈哈哈的这么不同。
　　原来不舒服就是这个意思，原来大姨妈就是这个意思。原来卫生巾就是一个像海绵一样的东西。
　　“那吸进去的血不会被压出来嘛？比如说坐的时候。”
　　“额，有时候会。只要经常去换新的就好。”同桌神秘的凑过来，“即使弄上了，一般穿黑色或者红色的衣服，或者拿什么盖住就看不出来了。”
　　她想起了有次语文课老师白裤子屁股下方一滩棕色的痕迹，想起了有次上完厕所出来同桌把校服上衣绑在腰上穿的拉着她就急匆匆往教室走。。。。。她的思维被班主任的咳咳声打断了。

　　班主任是一个黑黝黝的老头，也许不过50岁，总之，相比语文老师，英语老师，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头。他的头发硬而弯曲，像是还没有煮的泡面贴在头皮上。他喜欢抹很多的发油让头发们变得乌黑发亮。但是不管抹多少油，依然煮不软那些倔强的面条。他拿东西的时候总喜欢翘着无名指和小拇指。薄薄的嘴唇开闭之间，总喜欢说，“我孙女儿怎么怎么样，棒。”他时常骄傲的孙女在另一个班。如果不是他孜孜不倦的提及，她就像这个学校无数个不被光荣榜眷顾的孩子一样，每天轻轻的来，又轻轻的回。

　　他最喜欢干得一件事情就是“指点江山”。他站在讲台旁，伸直了右胳膊，用左手托着。右手食指点来点去，无名指和小拇指翘着。大家坐在下面，低头在本子上胡乱写着，忐忑不安，像一只只待宰得羔羊。被点到的人得站起来走出教室，站成两排。按他手示意的方向，要么出门向左拐，要么出门向右拐。留在教室里得人反而比被点走得人更焦灼，更忐忑不安。事情正在发生着，一窗之隔，你却对它一无所知。
　　教室低处的窗户上贴了红黄蓝绿的菱形格纹玻璃纸。同意大利那些教堂的花玻璃一样。教堂里的人看到的是玻璃上的故事，教堂外的人看到的也是玻璃上的故事。大家看到的就都是一样的故事了。只是教室的玻璃纸上连故事都没有，干巴巴的，罗列着一个个格子。
　　坐在窗边胆子大点的学生便把耳朵贴在玻璃上。大多数时候真相大白时候都是一堆小事，比如安排值日生啦，比如商量下周的黑板报啦。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在点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呢？他点来点去的手指总让人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个画面？

　　最大的事情无非就是调换座位了。八十多个学生要坐到十排座位上，看起来公平的办法是按照身高排。但家长们都想要自家的孩子有个成绩好的同桌帮忙带带，能坐到前边几排在老师眼皮底下被管着，将来才能考个好高中，考个好高中才能考个好大学，考个好大学才能找个好工作。这个要求，看起来不过分吧？一家人就这么一个孩子，全部的希望了。人说，那你孩子别吃那么好，个子压一压。那怎么行呢？！个子不高将来找对象是要被嫌弃的。哎，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操碎了。这一条产业链，不能一开始就断了。况且别人的开始更早，可能从选择胚胎就开始，从选择精子卵子就开始。对自己的选择真的那么有把握吗？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扼杀的自己放弃的不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一个霍金？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一定要给最好的，他们眼中的最好的。他们给得了最好的，却给不起最合适的。他们用乌鸦的方式把孩子养成一只鹰。孩子在乌鸦和鹰之间徘徊，变得不伦不类。成功是不断的飞离，失败才困守原地。飞离是狼心狗肺，困守是没有出息。可怜天下父母心，然而最大的枷锁只不过这份心。
　　莎莎的个子不是特别高，但也不矮，就像她的成绩不是最好，但也没有很差，她的同桌老是换来换去。她经常坐第三排，比她同样身高的人要坐得前好多排。每次换座位前，她都会特意把自己的鞋子换成平底鞋。她也不想去后边坐，老师讲课时候闹哄哄的，什么都听不到。但有时候，她也会被调到最后几排，因为她的新同桌上半身太长太长了，坐到前边会像座山一样，挡着所有人。大家都知道，那个新同桌是老师的亲戚。但她也不用特别的懊恼，过不了几天，她就会被调到前边陪其它同学了。总有比亲戚还厉害的新同桌。

　　但她应该懊恼其实是坐前排的时候。她后来时常用力想，那时候她的时间都去哪里了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李懋的东西也在那句没关系后都不见了。也许留下的，只是回头望去的那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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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班主任咳嗽了下嗓子，让大家停下手中的作业。他语气凝重，表情严肃，首先定义这是一件影响多么恶劣的事情，然后声明必须向受害者道歉，要当着全班人的面。她想起了那火辣辣的一巴掌，啪。她只在文字，在电视剧，在电影里见过。她不由自主的摸了摸自己的脸。
　　她看到潘远缓缓站起来，低着头说，“对不起。” 潘远的个子很高，他的背微微驮着。他总穿一件白衬衫。他很白很白，有着很精致的眉毛和鼻子。他的嘴唇薄薄的，很红很红。他应该就是潘安的后代吧。
　　女生仍旧是把头埋在桌子里。
　　“声音不够大，重来！”班主任厉声喝道。
　　“对——不——起——！”
　　女生仍旧是把头埋在桌子里。
　　她转过头去，想要看清潘远的脸，但是他低着头。等她回过头来的时候，才意识到李懋正看着自己。
　　讲台上，老头班主任背后一串鞭炮屁，噼里啪啦。她赶快低下头，不敢笑。
　　整个教室鸦雀无声，风扇呼啦啦的吹。

　　她脑海中闪现出一幅画，多年之后她才终于给那幅画补上一个名字，《The Prisoner》(Jean-Leon Gerome)。画的近景是一条船，船尾处一个白衣囚犯横向躺在上面。他的双手被紧紧捆绑，嘴巴也被堵上了。旁边的人腰间别着把枪，正对着囚犯弹琴，也许还挂着那些拿卫生巾当足球踢的笑脸。她被那幅画莫名的感动着。相比囚犯，拿枪唱歌的看守似乎更悲哀一些，因为他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一开始就被给予了强者头衔。只要他哪怕漏出一丝的嘲笑，有意的无意的，在庞大的陪审团眼中，他就输了。他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潘远的爸爸是警察，李懋的爸爸因为贪污坐牢了。她脑海里想的就这些了。

　　她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是坐牢，直到疫情期间终于回得国时才体验到。
　　画地为牢，酒店的一个房间，就是十四天活动得全部范围。睡觉吃饭测体温组成了十四天的每一天。
　　除了睡觉，每一样都被人小心翼翼的照顾着。米饭有没有太硬了？鸡蛋要不要加一个？水果要酸的还是甜的？汤是不是太淡了？见到了紫色的重阳糕，见到了绿色得抹茶饼，见到了明黄色得窝窝头，喝到了鸡汤喝到了海带排骨汤喝到了罗宋汤，还吃到了很多不知道什么名字得菜。每一餐，都好像要穷尽脑汁变花样。
　　试问肥宅应不好？好。
　　好到像爱情。明知一间牢，坐到最后犯人都不想离开。
　　又好到只会逃避。被无视被忽略被遗弃那么久，突然这样被关心着被在乎着，竟然受宠若惊得不自在。
　　只是不希望那些所谓得监狱警察们要小心翼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