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文了更文了。
【1】朕幼年时便蒙受皇父的慈爱教育,四十多年来,一直顺应皇父心意而承欢膝下,竭力诚恳恭敬,多次受到皇父赞扬,在诸兄弟中间独认为朕最诚实孝顺,这是朕的兄弟和一切大臣、侍从都共知的。
【2】在朕的兄弟当中,像阿其那、塞思黑等久怀奸谋,妄图谋取皇储地位。当朕被授命继承皇位时,他们如果不是亲自闻见皇父把皇位传给朕的遗诏,怎肯服服帖帖,一句话不讲,拜伏于地向朕称臣呢?
【3】又如逆书上给朕加上逼死母亲的罪名。母后圣性是非常仁厚慈祥的,这一点在整个皇宫内,无论老幼,都是深知的。朕受母后抚养的深恩,四十年来努力尽孝,深受母后的欢心,说朕能做到诚心孝顺。而宫中各位母妃,也都羡慕母后有个这么孝顺的儿子,都为母后称贺,这是现在皇宫中的人所共知的。
【4】朕登基称帝以后,凡办理朝政大事,每天必定要把情况奏明母后,母后说不打算参予政事。朕奏说:“臣儿初登皇位,对于政务还不够熟练。现在所以要奏闻母后,是因怕办理得有不妥的地方,可以得到母后教诲;如果办理得妥当,也可以使母亲得到放心开怀,这并不是要母后干预政事。”以后朕每奏事的时候,母后都十分高兴,以为皇父付托的人很妥当,所以有“不枉生你一场,要努力干下去不可松当的话。
【5】
(1)朱方旦案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死朱方旦。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2)维止冤案
文史研究者苏虹《“维民所止”试题冤案内幕》披露,查嗣庭所出四题为: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次题来自《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三题也来自《易经》“其旨远,其辞文”;四题出自《诗经》“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是以想当然之法推此及彼前后联系,认定查嗣庭“心怀怨望”而“大肆讪谤”。原来雍正的心病来源于雍正三年(1725年)的汪景祺文稿案。举人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如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统”、明武宗的“正德”,年号中带有“正”字的这几位皇帝,都没有得享延祚。因此,汪景祺认为这些带“正”字的年号“皆非吉兆”。雍正认为汪景祺纯属“咒诅之语”,他举例反诘:“汉之元鼎、元封,唐之开元、贞元”莫非“‘元’字有一‘兀’之象乎”?雍正再举例:“汉世祖以建武纪元,明太祖以洪武纪元,武字即有‘止’字,难道可云‘二止’乎?”因此,汪景祺的《历代年号论》文稿,分明是攻击他的年号,咒诅他逃不出“一止之象”。汪景祺胆敢发此“悖逆之语”,自然免不掉被戮之厄。查嗣庭试题中先有“正”,后有“止”字,与汪景祺的“一止之象”用意完全相同,而且第三题中还有“其旨远,其辞文”,分明是叫人产生言此及彼的联想。再则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也认为“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不外乎此。况现在以制取士,非以言举人乎”?“显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如此这般,雍正断定查嗣庭“逆天负主,讥刺咒诅,大干法纪”。查氏9月26日被革职拿问,依大逆罪本应凌迟处死,查氏因病死监中,故“戮尸枭众”,所有财产查没入官,亲戚16岁以上男丁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皆流放三千里之外。
而所谓“维民所止”,想必是当时士子悲愤之余,索性虚拟出一道“维民所止”的试题,更加简练,一目了然。此语一出,八方响应,认为比初始事实更直接更生动,也更强烈更典型。相沿既久,弄假成真,反倒掩盖了最初的史实。
【6】当年大阿哥非常残暴专横,暗中进行镇魇的邪术,梦想夺取储君的位子;二阿哥则昏乱丧失道德。父王从国家社稷的安定考虑,把他们二人禁锢起来。同时父王还写了朱笔谕旨说:“朕如果去世,这二人断不可留下。”这个召集诸王大臣们集会公布的谕旨,现在还存在于宗人府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