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与凤凰》红妆蹇行

4、第四章 父母

　　我和妈“瞒着”爸爸，提着精致的礼物，搭了辆出租车，穿越了半个城市，才到了那个小区。房子不小，是平层，布置得还算温馨舒适，不是非常豪华的社区，房屋单价只有我家住房单价的一半。
　　那家的女主人是我母亲的老同学，十分热情，我们一进门，就立刻接过妈妈手里的礼物，亲亲热热把我拥入怀中，叫我的闺名。
　　他们家的儿子已经35岁了，在广播电台工作，据说是个主播。
　　母亲大人一落座，就开始显摆我的不是：贪吃、懒惰、木讷，还不会搞对象。女主人满脸堆笑，给我剥了两个橙子。
　　下午四点半，他们家的儿子回来了，却是个东方古典美男的长相。他穿着做工考究的白衬衣和藏青色西服坎肩，身材颀长，180往上，奶油白色的西裤不到脚踝，巧克力色的皮鞋精致锃亮。我抬头注视他的时候，他刚刚摘下飞行员式的墨镜，皮肤白皙，凤眼细长，美型优雅，一尘不染。
　　妈妈见我看得出神，瞪了我一眼，说：“还愣着干什么，快叫哥哥！”我非常不好意思，低头叫了一声“哥”。
　　女主人一见儿子，假装脸色一沉，插着腰，用一点都不流利的中式英语骂道：“You see see you！eat eat one day day,you see you fat!”
　　她家儿子见状，知道逃不过这一关，也不换鞋，一把拉起一脸黑线的我，走出家门。
　　走到门口，他还不忘帮我换鞋。

　　宝贝，宝贝，你来我的这里。宝贝，宝贝，你在我手心里。宝贝，宝贝，你来我身边。宝贝，宝贝，你不要哭泣。
　　她的小手如此纤巧，皮肤如此白皙，坐在午后的咖啡店里，握着纸杯的姿势像个孩子。她留着山口百惠式的蓬松短发，淡淡的远山眉，妩媚的凤凰眼，鼻子的线条好似白玉雕刻，脸型像一个倒置的蜜桃。如果身材再丰盈一点，可以把蜜合色的衬衣撑满，如果身材再高上几个厘米，不穿高跟鞋也显得高挑。我该把真相告诉她吗？
　　“今天是一个Dating吗？”她忐忑不安的问我。
　　“不是！”我微笑着说，“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应该告诉你了。”
　　“你是我亲哥哥吗？”
　　“你知道了？”
　　“猜的！”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吗？”
　　“我没有5岁之前的记忆。”
　　“你愿意听我讲个故事吗？”
　　“好吧。”

　　我们的母亲1978年考上大专，刚毕业就结了婚。新郎是世家子弟，1977年考入大学的第一届本科生，英俊、温柔，像宠孩子一样宠着她。她是革干家庭最小的女儿，但是并不受宠，上面有两个骄纵成性的姐姐，下面是一个独苗弟弟。她在社区卫生院工作，下了班还要回到娘家，给弟弟做饭。他在研究所工作，中午总是多买一份午餐，存放在冰箱里，晚上带回去给她。三年过去了，她还是没有怀孕。研究所新来了一批研究生，元旦节搞了一次联欢，他带着她一起参加。席间，有一个粗狂、黝黑的男子，坐在他们对面。宴会结束的时候，她的丈夫忙着应酬更年轻的女同事。
　　那个粗黑的汉子带走了她。

　　他是一对裁缝夫妻的儿子，地地道道的工人家庭，他是三个儿子中的老二。几乎没有人记得，他们家解放前曾经富贵过，在最时髦的商业街上开过很大的成衣铺子，只做洋装和西服。
　　他是弄堂里的孩子王，也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数学永远是满分。初中毕业时，他特招上了技校，学钳工。从技校毕业之后，他读了专科，是机械学专业，辅修日语。1977年，他陪着领导的儿子一起复习，参加高考，竟然考到四百多分，被大学本科录取，和领导的儿子在一个大学。
　　1978年春天，他带着津贴进入大学校园。1982年毕业，他被选中，参加海外实习，去了日本，1984年回国，带着金灿灿的硕士学位。他被分配到研究所，成为技术骨干。在同事们眼里，他老实、仗义、对工作兢兢业业；在弄堂的老人们眼里，他还是那个傻小子，愣头青，热心肠的好孩子；在那些满怀期颐来相亲的姑娘们看来，他就是个不开窍的粗犷男人，黝黑粗壮的老实汉子。
　　元旦节的聚餐上，他被人灌下几杯白酒，阴错阳差，“带走了”一位姑娘，等他意识到，这个女孩不是同事，而是顶头上司的家属，大错已经铸成了。那个女孩怀孕了。他稀里糊涂的结了婚，新娘就是那个女孩，她是再婚的。
　　婚后不久，他换了工作单位，从研究所调到工厂里。翌年，儿子出生，却是个非常孱弱的小家伙，无论如何不喝牛奶，刚刚满月，就得了非常严重的败血症，花光了父母的积蓄，才勉强治好。
　　因为她喜欢帮衬娘家，所以他和她不甚融洽，一点小事就打得天翻地覆，甚至拿儿子撒气。好不容易磨合的差不多了，儿子五岁的时候，她又怀孕了，不肯做流产，非要生下来不可。那是个非常健康漂亮的女孩，乌黑的头发像波浪一样卷曲。儿子一点也不排斥这个妹妹，殷勤的帮助妈妈带娃。
　　他非常喜欢这个女儿，却越发觉得儿子碍眼，终于不顾妻子反对，找了一户有亲戚关系的高知家庭，把儿子寄养出去。
　　那一年，女儿五岁，儿子十岁。
　　二十年之后，收养儿子的养父去世，养母找到了亲生的儿子。他决定，把自己的儿子要回来。
　　诉讼的过程非常漫长，他全身心的投入这场官司，把公司交给女儿打理，几乎耽误了她的婚事。他每周给儿子打一个电话，一有空就把儿子叫出来，打高尔夫、击剑、骑马、吃日本料理。
　　终于，儿子三十五岁那年，尘埃落定，“收养协议”正式解除，他获得了胜利，却不着急去接儿子。他的夫人催促再三，他只说，要给人家告别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