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文化》善祝

1、第 1 章

　　近来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一书颇有感悟，余老前辈在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的启发下想到了去追寻自我，去追寻自己“心里上的年轻”。他说“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所以，他为了他“从小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要去进行一场“苦旅”，什么样的苦旅呢？答曰：文化！
　　相信会有很多人发问：文化又是指的什么呢？或者换用一种文绉绉的话来说：敢问何为文化？我想，其答案就藏在余老先生的这本书里。
　　提起文化，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乡土文化是文化；故乡文化也是文化；建筑文化还是文化。就连鞋子、衣服在近些年也成了文化。每每感叹于身边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文化，心中不免疑问：文化究竟是什么呢？是它们其中的一个，还是都不相关呢？或许，在这里要用到哲学里的辩证法了。是整体还是部分？是个体还是总量？或许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文化就在我们身边。
　　而我所要探讨的问题或又不止于文化，还有“文人”。那么“文人”与“文化”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余老这样说：大地默默无言，只有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他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我以为这是最佳的概述。
　　余老在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及“文人”二字，其用意又何在呢？我从中读出了一种怜惜和委婉，或许这就是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同病相怜”吧！而他也不止一次地说“我也是个文人”。提及文人就不能不说诗人，“诗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人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了无数个世纪。从屈原的一声《离骚》开始，中华文化从此有了最艳丽、最多姿的一笔，那就是诗歌。诗歌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有绝句、律诗，有七言、五言。这些当然都是古体诗，与现代新诗相对应。而提及古体诗就不能不说大唐王朝了，在唐朝，诗是科举的重中之重，一个人诗作的好坏直接反映他的文采与仕途。而其中最耀眼的两位，莫过于李白、杜甫了。唐韩退之曾言：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即便是在一千多年的今天，知道这两位的恐怕也得占99%吧！我们先来说李白，余老说：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的确，大唐的开放、包容，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了的。最后的结果也顺理成章的是这些诗人占据了盛唐的中心，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另一位台湾诗人余光中前辈则用了短短二十九字写成了《寻李白》的绝唱：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短短的一首小诗，既没有写李白的狂，也没有写他的傲，却用“月光”和“剑气”描绘了一个活生生的李白。在这首诗中，李白不是一个过去一直刻在人们心中的那个已经定了型的李白，而是一个“活人”，一个普普通通的文人。
　　但是诗人的好景不长，他们在得意了数十年后又随着“安史之乱”逐渐走向了衰落。“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即便是像李青莲这样敢于让“贵妃捧研，太宗熬羹，力士脱靴”的狂放文人，也免不了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哀叹。面对这样的情形，我们不能不像余老一样追问：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但命运时常捉弄，在若干年后，他们的□□将消逝，化为风中的尘埃，而留给后人的，却恰恰是他们的那些诗句。
　　中国的封建传统历来这样，它总是容不得这一点点小小的文人。它容不得他们得意。这大概就是物极必反的缘故吧。就像林语堂先生描写苏东坡那样：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这不得不说是一出活生生的闹剧，一个超凡脱俗的文人，几个啼笑皆非的小丑。
　　“文人”这一阶层与“农工商”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创立之初就已存在。不得不说，它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鲁迅先生曾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事实的却如此：在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前线第一个发声的，是文人；在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立场上第一个发声的，也是文人；在维护正义、坚守底线的阵地上第一个发声的，还是文人。可以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文人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他们传递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文明的火炬，也继承着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风骨，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那么言归正传，文人与文化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文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影响着一代代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