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情人》Alcott

2、本川去文理学院啦 本川考入文

　　德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各个城市的教育体制不尽相同。我和季子在柏林读书，一般城市的小学是4年制的，柏林地区是6年制，因此我12岁在读小学6年级。

　　在我远在台湾的父亲眼中，我的成绩一直不太好，这可能是东方家长的通病，实际上我的成绩一直很优秀。

　　在12岁那年，我获得了老师的推荐信，升入了克劳伦塔文理中学。这所学校位于德国中西部城市-威斯巴登，这是一座小城，宁静安详，绿荫环绕，哥特风格的尖顶建筑在参天古树的掩映中沉默无言，这里从罗马时期开始就是贵族们的疗养胜地。

　　我来到这座小城是希望它能治愈我。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德国读书。那是我最灰暗的几年，我刚来德国，不会说德语，也不怎么会说英语。由于语言障碍和害羞内向，我是校园中孩子们阴暗面的发泄对象，他们会扯我的头发，打翻我的午餐然后向老师报告我浪费事物，嘲笑我黄色的皮肤。我无法用德语为自己辩护，只能缩在角落颤抖哭泣，我开始害怕上学、恐惧与人交往。父亲在台湾忙于生意，偶尔打电话来只是让我好好学习，寄宿家庭会从我的寄宿费中克扣，我总是吃得很少，我变得抑郁自闭。

　　我有情绪病，这是在我经过大量的医学检测和问卷填写后医生告诉我的，这个病听起来很轻，谁没有情绪呢，谁还不会在情绪上来时大哭一场或发一通脾气呢。但多了一个“病”字，一切都不一样了，我生病了。

　　每当德国的春秋季来临时，我就会犯病，我会不自觉的哭泣，我感到很累很累、很困很困，这种感觉从脚趾蔓延至头顶，我的心脏无力地跳动着，仿佛我在水里挣扎。我喘不过气来了，我没有力气学习、没有力气吃饭，没有力气睡觉，甚至没有力气呼吸，但是此时给我做一个医学检测可以发现我身体的各个机能没有任何问题。

　　寄宿家庭在询问了几句后就不再关心我，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倒房间里的垃圾，他们觉得我这样的有钱人家的小孩，只是矫情。父亲听说后给我打了一笔钱，要求我赶紧调整好，“我花钱让你去德国不是让你躺病床上的”。

　　学校的心理医生是个白人妇女，每周五下午3-5点是她给我做心理治疗的时间，她总是一脸同情地听我讲述病情，白净的脸庞上仿佛有拉斐尔笔下圣母的光辉，但她能做到就仅限于此了，你怎么能指望一位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女性体会到我的痛苦呢，她不会知道因为种族被歧视与被欺凌的伤痛的，即使她富有善心、热衷于参加为少数族裔争取权益的游行，她永远不能也无法体会因为肤色被白人孩子追着取笑的痛苦。

　　我要离开寄宿家庭前往中学时，寄宿家庭对我表示罕见的关怀，即使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即使他们照顾我只是为了钱，即使他们对我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在这样离别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伤感。

　　德国的文理高中只有成绩较好的学生可以就读，是进入高等教育必经之路，从文理学院成功毕业后，德国的大学都将为你敞开大门。

　　如果孩子能进入心仪的文理学院，很多家长会欢欣雀跃地举办盛大的party，然后在满屋飘扬的金色彩带中，在香槟酒杯的映射下，孩子的父母、朋友都会为他献上祝福，“我最骄傲的孩子”、“我最信任的伙伴”……就像多年后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举办婚礼时一样。

　　我有举办宴会的钱，却没有可以邀请的人，我想象不到有谁会真心地对我说“你是最让我感到骄傲的”“我们一起在莱茵河畔玩耍的日子，是我童年最珍贵的记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等我结婚时你可以当我的伴郎”。

　　庆祝我升学的是一顿比平时稍丰盛些的晚餐，女主人烤了两张披萨，一张牛肉的一张培根的，煎了一堆马铃薯，男主人开了一瓶平价的香槟，最有仪式感的是桌子中间的一束矢车菊。传说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幼年逃难途中，他的母亲用矢车菊编织花环给他佩戴，因此矢车菊象征坚毅、美好的品质。蓝色的花朵插在玻璃瓶里，散发出幽幽的香气，大家围坐在桌边无声的吃起晚餐。

　　这顿饭以他们的二女儿Cindy尖锐的哭声结束，她在和她姐姐tinder争抢最后一块牛肉披萨的战争中失败了。男主人试图将哭泣的女儿跩离桌边，不慎打碎了酒杯，玻璃的碎片，黄色的酒洒在桌上，滴滴答答地滴到地板上，女主人来不及处理桌上的狼藉，去安抚愤怒的丈夫。

　　桌边只剩下我和季子，我为数不多的欢庆仪式被搅乱了，我却一点儿也感觉不到难过。我安静地看着还在滴落的酒，破碎的玻璃杯映着如水灯光，“Jade”，季子用德文喊我，“川”他又喊我的中文名，我抬头看着他，冲他微笑。

　　来到德国以后，季子很少说话，他总是一个人呆着，盯着墙壁上的一个点就坐一天，不吃不喝也不与人交流。

　　他的眼神中悲伤、痛苦与仇恨交替，很难想象，这些强烈的情绪会出现在一个10岁孩子的身上。我总以为是他在学校被人欺负了，尝试用简单的德语询问他，他只是突然抬起头，冷冷地看着我，我以为他没有听懂，就放慢语速再说一遍，这时他就会嘴角绽开一个笑容，甜甜地用德语告诉我“我没事”，眼神却更加冰冷，仿佛他的眼睛刚在11月满天飞雪的柏林大街上走了一遭。

　　季子低着头从桌子的另一边起身，慢慢地走向我，走到我身边，他穿着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小小的一只。他突然踮起脚抱住我，毛绒绒的脑袋埋在我的胸前，有甜甜的桃子奶香味冲到我鼻子底下——那是Bubchen桃子洗发水的味道。我一时怔住了。

　　以前他呆呆地坐着时，我尝试着去拥抱他，即使自有记忆以来，我被拥抱的次数不超过一只手，我还是想抱抱他——我的小弟弟，我在异国唯一的亲人。可是季子总是偏着脑袋躲开我的臂弯。拥抱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他没有□□接触，却传达出百倍的善意，比如世间的一些情人，可同床却不愿拥抱，

　　我在异乡受到太多的欺凌，被扎得像一个仙人掌，而我过于软弱与善良，我不愿也不能将剑戟刺向伤害我的人，就只好缩成一个球，小心翼翼地护着我的心脏。我唯一对季子——我的小弟弟敞开我的内心，可是就连他也会用冷漠制成冰棱，毫不留情地刺向我，我只好放弃给他一个抱抱。

　　现在季子抱着我，他用他小小的身躯抱着我，10岁的季子用奶奶的声音喊我“小川”，“你要去中学了吗？我会想你的，我以后回去看你的”我实在不会表达感情，实践出真知，我很少被人爱着，自然不会掌握对爱意的反馈。我不知所措的站着，最后张开双臂紧紧抱着他，把鼻子轻轻抵在他散发着桃子奶香气的脑袋上。

　　Cindy和tinder还在争吵，她们是亲姐妹，却总是为着一些小事争论不休。我很高兴，我有一个弟弟，他叫季子，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在那一刻，我想好了要和他结伴走到人生的尽头。

　　我是寄宿中学，两人间，舍友是Tim，他的头发是棕色的，雪白的脸上长着雀斑，他的父亲是德国萨克森州的参议员。

　　他经常带朋友到宿舍里过夜，他们喝着德国啤酒，看德甲，在夜深人静时大喊“拜仁，再进一球！”，这使我脆弱的神经更加痛苦。我尝试着和他们和气的交流，他们嘴上说好的，转头继续狂欢。我无法，只能求助于宿舍管理员，那位雷厉风行的中年男人在一个夜晚来到我的宿舍，Tim和他的同伴们都遭受了处罚，并警告他们如果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会被记过。

　　这使得Tim和我的关系急剧恶化，他不再和我交流，偶尔用愤恨的眼神瞪着我，我听到他在和他的同伴通电话时说早晚要给我一个教训。和州议员的儿子发生冲突是不明智的事，因此我总是避着他。

　　在那之后我的作业常常不翼而飞，我的衣橱里出现整蛊小虫，这些事虽然恶心人，但并没有对我造成实际伤害，我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定是他干的，只好将重要物品都锁进橱柜。直到一天，放学后我从书桌上拿起喝了一半的饮料，饮料瓶是不透明的，我没有发现里面的液体已经被换过了，直接仰脖喝了下去，顿时嘴里苦涩无比，接着头晕目眩。醒来时是在医院，医生告诉我饮料里加了洗衣液，我已经接受了洗胃，捡回一条命，是Tim打的112，他嗫嚅着说没有料到服用洗衣液会致命，他只是想给我一个教训。

　　这算是恶性事件了，校长通知了双方监护人，第二天上午，寄宿家庭男主人和Tim的议员父亲都到达学校，随着一起来的，还有林季子，几个月不见，他似乎长高了一些。监护人们在听校长讲述这件事，季子站在病床边，棕色的瞳仁死死盯着我，面色复杂，“他们说你差点就死了”他轻声说，可能是我的错觉，他说这话时不仅不伤心，反而有些解脱，有些难以言喻的情感。我不知怎么安慰他，只能说“现在没事了，你不要再难过了”。

　　季子还穿着校服，乖乖系着领结，裹着藏青的西装外套，小小的脸上明明还是儿童的稚气，轮廓开始显现男性的硬朗。他突然冲我笑了一下，露出森森白齿，笑容转瞬即逝，他像被抽去灵魂一般呢喃“那我该怎么办呢？你死了我怎么办呢？”。

　　病房里的灯光很轻柔，无言地看着一出又一出的悲剧，我看着季子澄澄的眼睛，里面有着有一个小小的我，小小的我半躺在病床上，看着我想要保护却不能的弟弟。“你差点就死了！死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Jade”，他冲到病床前拥住我，他小小的，比病床高不了多少，他尽力伸着双臂，隔着病床旁窄窄的医疗推车，隔着我身上的输液管，拥住我，他想把头埋进我的胸口，却只能靠着我的臂弯，我双臂都插着输液管，不能动弹，只能虚弱的哄哄他：“不哭了，弟弟不要怕，弟弟不哭了”。

　　他半天没有动，我就让他靠着，最后他仰起头，问我“洗胃难受吗”，后又自问自答“一定很难受的”，“听说第一次洗胃会让人痛不欲生”，我想告诉他，这不是我第一次洗胃，之前服下过量抗抑郁药物后就体验过洗胃的感觉了。

　　我很虚弱，医生给我注射的一些药物使人困倦，我昏昏欲睡，突然病房外走廊上传来惊呼声，我看见Tim的手臂上飞溅出血液，像被划开表皮的新鲜猪心。视线往下，一个小小的身影，那是季子，他右手握着一个粗头注射器——目的地本来是Tim的脖颈的，只是Tim凭着求生本能用手臂挡了一下。

　　血腥味弥漫开来，我想再睁眼看看季子，却在药物作用下被迫进入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