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序章——圣诞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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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始于一部剧本，一部电影剧本。
今天是周五，平安夜。我坐在伦敦的一间高级公寓里，身旁的壁炉包裹着炽热的火焰，热气将我烘烤的昏昏欲睡，手搭在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打不出一个字。
“我写不出东西来了。”就在上周，我坐在理查德·阿滕伯勒爵士对面，直截了当的说出了自己正面临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够不够恰当，每当我想要去说明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突然就不存在了。”
理查德·阿滕伯勒爵士是英国戏剧界的泰山北斗，同时也是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的校长。
十七岁时，不得不遵从我那位出类拔萃的外交官母亲的命令进入牛津之后，我便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有机会就逃课跑到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和伦敦电影学院旁听。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在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当值的阿滕伯勒爵士，成为了他的弟子。
中间的桌子上放着我曾经写下的三部剧本，一向严肃不苟言笑的阿滕伯勒爵士扭过头去，冲着他办公室中的另一位客人，一位剧作家说道：“瞧，你看，这位小姐已经写出了三部如此优秀的作品了，却还说自己写不出东西来。”
剧作家宽容的冲我微笑：“这没什么，普来姆罗斯小姐，就是坐下来，拿起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写。”
“这不起作用。”我绝望的摇头，扭曲、痛苦和迷茫的神情浮现在我的面容上：“我已经是一颗被榨干的柠檬了，再怎么用力，挤出来的尽是渣滓。”
两人面面相觑，然后同时看着我。
阿滕伯勒爵士叹了口气：“别这么紧张，埃尔莉，我的孩子，你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是的。”剧作家赞同的点点头：“你要在这个行业干一辈子呢。年轻的时候我也时常觉得自己无事可写，可你瞧现在的我。”
这位剧作家年过五十，在伦敦西区拥有一家地理位置非常不错的剧院。这家剧院的上座率令整个西区的同行们都眼红。
“好了，埃尔莉。”阿滕伯勒爵士说道：“听着，我的孩子。你现在就回家，在桌子前坐下，坐在那儿，什么都不要做，就是写作。你需要强迫自己写，强迫自己开始写，哪怕一个星期下来你只是写了两行字。”
我坐在沙发上，面前的红茶已经没了温度，姜片浮在水面上，动也不动，我知道我已经没了继续留在这里的权利。
“好吧。”
我站起身，放弃了申辩，然后回到了伦敦的家，我身处于自己的公寓里，打了电话告诉我的外祖父母我不会回苏格兰和他们共度这个圣诞节之后，便日复一日的坐在这张桌子前写作。
忘记向你们自我介绍了。
我叫埃尔莉，是一位导演。
至于我的姓氏，在我的护照上，是利文斯顿，那来自我的父亲，一个出生于美国最古老最具名望的家族之一的名门富豪，他的祖先是协助杰斐逊总统成功从法国和西班牙手中取回路易斯安娜州的外交官。我的父亲在他二十岁那年遇到了前来美国留学的露西·普来姆罗斯，英国罗斯博里伯爵的次女，也就是我的母亲。
按照我父亲的原话，他一见到我母亲就被她迷住了。我承认我母亲的确很迷人，她有一双能够魅惑人心的绿眼睛，和一头红棕色的长发，身材修长，面容姣好。
热烈的爱情之火焚毁了他俩的理智，我母亲刚毕业，利文斯顿先生就迫不及待的携起她的手走进了婚姻。
可惜，丘比特的箭带来了爱情，却未能带走我母亲满腹的野心。当她意识到自己的婚姻已经成为她在英国外交部更进一步的阻碍时，她毫不留情的舍弃了爱情。
刚满四岁的我，被母亲带回了英国，而我已经上学的哥哥被留在了纽约。
“她不适合照看孩子。”
我的舅妈曾这样向我外祖母评价我母亲。
我记得很清楚，听完这句话，我的外祖母叹了口气，不再多言。
她已经给出了答案。
一位野心勃勃的政客，一位出色的外交官，的确不太适合当一个合格的母亲。
“不被外派就意味着不受信任。”再一次，当我母亲要被外派的时候，当我的舅妈劝说她放弃一部分事业留出时间给孩子的时候，我的母亲这样回答。
就这样，七岁到十八岁，我在我的舅妈和外祖母的照看下成长，而我的母亲，则被外派去了亚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
有时候，她会招待我去她驻派的国家玩，不过仅限假期。
很难说她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也很难说她作为一个母亲很合格，只能说她不太符合世俗对一位好母亲的定义。
大多数时候我想成为她，毕竟任何人看到她意气风发的样子都不大可能不被她迷住。少部分时候，我会难受为什么我的母亲不像我的舅妈一样，那么的温柔，总是有大把的时间陪伴我和我的表哥。
这无所谓，因为时间像流水，还没等我想明白，我已经不太需要母亲这个角色了，或者说，我的内心已经做出了选择，只能自己还不知道。
我站起来，端起杯子，我的咖啡已经喝完了。
“RioRioRioo，RioRioRioo，RioRiayRiayo，RioRiayRiayo”手机躲在沙发和抱枕中的缝隙中，顽强的演奏着Thepolice的《RegattadeBlanc》。
我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走过去，把iPhone从抱枕的压迫下拯救出来。
“嘿，dad。”我扫了一眼来电显示，接通了电话。
“嘿，我的艾丽小天使。你确定今年不回来过圣诞节了？”父亲问。
“我确定。”我一只手举着手机，另一只手端着杯壁上粘着咖啡渍的马克杯往厨房走去：“我得写我的剧本。”
“哦，好吧。第四部对吧？”
“没错。”
“那好吧，好好干我的宝贝！这次应该不会是外语片了吧？”他问。
我知道父亲在说什么。除了处女作《荒诞艺术家》是正儿八经的英语电影外，剩下的几部电影作品，像《撒旦探戈》和《再别了，上海》都无一例外的是外语片。这两部电影在电影院大获成功，还囊括了现有的大部分电影奖项，甚至让我蝉联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不得不承认这里面有我父母家族的功劳）。
这可真是项殊荣，历史上仅有两位导演连续两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一位是英格玛·伯格曼，另一位是费德里克·费里尼。
但我的父亲和教父并不满足，当然我也不满足，我应该有一座真正的小金人，一座名为“最佳导演”或者“最佳电影”的小金人。
好莱坞从不缺少资本和政治的力量，我背后的家族为我省了不少力。在这个地方，女导演能得到的机会少之又少，三年不见得能拍上一部电影，而我却可以三个月拍上一部电影，除了利文斯顿家族，我还得感谢我的教父——康拉德·奥格登，这位出生于美国金融财团，手握多家石油公司股份的天才导演和制片人。
要知道，派拉蒙和福克斯的母公司可都是石油公司。
但这些并非奥格登能够在好莱坞横行的最主要原因，他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比他拍电影的能力还要出彩。多年以前，他一手操作了索尼对哥伦比亚的收购，以及说服松下将MCA转手买个西格拉姆。
含着金汤匙注定惹人讨厌，但我不在乎，嫉妒和贪婪本就是人类的天性，我懒得去装作伪善的样子博取别人的喜欢。我的成功可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出生，还因为我的才华。
一部作品成功可以说是侥幸，连续三部作品成功那是实力。
“当然不会。”我斩钉截铁的回答，因为我明白审时度势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技能。
在我第一次握住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小金人后，我就下定决心我的第二部作品还会是外语片。
于是我选择了描绘二战时期，为了逃离纳粹的迫害，犹太人一家从柏林辗转多地，艰难移民到上海的故事，因为无论我的技法再怎么出色，我背后的家族再怎么强势，奥斯卡也不大可能连续两次将同一个小金人交到我手里，除非我能增加手中的筹码。
奥斯卡这个东西啊，说到底还是资本的游戏罢了。
权衡再三，我将犹太人拉上了我的战车。
事实证明，我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就好。”父亲在电话那头说道，他的声音告诉我他毫无意外，他很清楚我会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对了，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
“还记得你的露丝姑婆吗？”
“谁？”我努力在脑海里搜寻这号人物：“嗯——我想起来了。”
那是我祖父的妹妹，当年带着利文斯顿家族的一栋豪宅嫁给了我教父出生的奥格登家族。她的女儿也顺应时代潮流成为了美元新娘，嫁给了一个落魄的不能再落魄的波兰贵族，落魄的程度嘛，据我父亲说没结婚的时候全部家当只有贵族头衔和一栋破破烂烂的祖宅。
“露丝姑婆的外孙去世了，他以前是阿森纳俱乐部的董事，现在他也没有后代，珠宝什么的估计是拍卖，就是这个俱乐部董事不知道怎么办。”我父亲犹豫了一会，试探的问道：“你要不接替一下？”
“······”我开冰箱的手停顿了一下：“dad。”
“what？”
“我是切尔西球迷。”
“哦！”
对话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父亲率先打破了这片尴尬：“好吧，那算了。加油宝贝，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爸爸。”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面前的冰箱空空如也，牛奶和三明治全被我吃完了。
我长叹了一口气，煮了一杯咖啡，心里暗自祈祷着楼下的咖啡店还开着门，同时我也非常清楚那希望渺茫的好似此时大西洋彼岸的小提琴家此刻颤动的琴弦上的音符能被我听见的可能性。此时，就算是这栋公寓楼里也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咖啡机嗡嗡作响，浓郁的香气搔首弄姿的挑逗着我的味觉，我走回书房关上电脑，目光触及桌面上摊放着的笔记本，上面满是一行行被划去的废话。
线条都透露着绝望。
又是一声叹息回荡在空气中。
我总喜欢在纸质的笔记本上写草稿做批注，我觉得真能让我的思路清晰，不至于写着写着离题千里。
我重重的合上笔记本，瘫倒在椅背上。
我想起了我的第一部电影《荒诞艺术家》，那时候我在西区的剧院里当Attenborough爵士执导的舞台剧《罗密欧和朱丽叶》的助理导演。
英国人都喜欢莎士比亚。
早在十七世纪的时候，英国人无论是否读书写字，或是受过教育都会去剧院欣赏莎士比亚的剧作，我相信这其中很多人并不懂莎士比亚，只是纯粹为了消遣。就像现如今的人们走进电影院，并不是为欣赏所谓的“艺术电影”，他们甚至不知道费里尼，无所谓安东尼奥尼，分不清戈达尔和特吕弗，他们只是为了消遣。
这无所谓，可能很多导演认为这不可原谅，但对我而言这无所谓。
懂不懂莎士比亚有什么关系，就算是很多自以为有文学素养的人其实也不懂莎士比亚，他们只是附庸风雅。
这就够了，恰到好处的营销和宣传足以抓住普罗大众附庸风雅喜欢炫耀的心思，将他们骗进电影院里。
那我懂莎士比亚吗？
我不懂，尽管我写了无数回莎士比亚。
所以我的第一部电影选择了菲利普·麦辛哲，一个在英国本土也鲜为人知的英国剧作家。
他的《罗马演员》令我着迷，那时候西区一家小剧院正在上演这部戏剧，我总是趁剧组休息的时候抽空跑去看一场。
随即，缪斯女神叩响了我家的门，我将这个故事搬到了现代，用极度的荒谬和离奇包裹住故事的内核，将所有的人物推向矛盾的极端，让他们坠下命运的悬崖。
剪辑完成后，我顶着在剪辑室里熬出来的黑眼圈和满身的尼古丁烟草味将拷贝带交给了教父。
我觉得自己拍的好极了。为了省钱，设备是找教父借的，演员是去RADA找的，除了导演的工作，剪辑、作曲、配乐，连海报设计我都一手包办了，在我看来，《荒诞艺术家》就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谁看了都必须夸一声好。
教父拿到拷贝带就拿去他在比弗利山庄的私人放映室里看了。经历过在剪辑室度过的数十个昼夜不分的暗无天日，我现在不太想再看见这部电影了，所以我找了一部希区柯克的拷贝带放着看。
教父的这座私人放映室是我电影生涯的启蒙摇篮，从我识字起，我在这里看了一部又一部传世作品。
学院派的伯格曼、费里尼、塔可夫斯基，文艺先锋派的戈达尔和特吕弗，评论家们最爱的奥逊威尔斯，还有独一无二的鬼才库布里克······
在我心目中，这里就是电影界的博物馆，电影人的藏经室。
放映机咯啦咯啦的响着，胶片带终于走到了尽头。我站来了，关掉放映机，转过身就看见教父从另一件放映室里走出来。
“怎么样？”我忐忑的问，像等待成绩的考生。
“很棒！”教父没有多余的表示，开始问我电影制作完成之后的问题：“发行呢？”
我耸耸肩：“我准备过几天去电影节找找买家，不过在此之前，我得找我爸爸要点钱吃饭，我已经在邻居家蹭了四个月的饭了。”
为了拍这部电影，我把这么多年来的积蓄全拿了出来，搞得我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去邻居家蹭饭。
“那交给我吧，我看威尼斯比较合适。”教父一锤定音。
我不置可否，眼下电影发不发行不太重要，利文斯顿家的基金什么时候给我发零花钱才重要，我快穷疯了。
就这样，教父挂名了《荒诞艺术家》的制片，将发行权交给了福克斯探照灯，同时带着这部电影去了威尼斯电影节，回来的时候还为我带了金狮奖和最佳导演的同时入围。
尽管最终只是陪跑，也足够让我一炮成名。
可又有谁能想到呢，这个年少成名的导演现在已经江郎才尽了。
手机又一次响起来。
“Hello？”我接起电话，听筒传来一个很好听的男声。
“我听你外婆说你还在伦敦。”
“是这样，没错。”我坐直身子：“日本也流行过圣诞节？”
“嗯——”他沉吟了一会，笑道：“没什么宗教氛围，主要是商家渲染，银座整条街都写着“消费”，没有伦敦的有趣。”
我抓了抓两天没洗的头发，心底莫名有些酸楚：“但总归是和你父亲团聚了，不是吗？”
“也是。”他像是在电话那头低笑了一声，然后说：“对了，我给你寄了礼物。”
“什么？国际快递很慢的，等收到可能都是明年圣诞节了。”我毫不留情的吐槽英国的物流，在我看来它和这里四月的天气一样糟糕透顶，最好能被扔进大西洋里喂鲨鱼。
这让我突然想起马尔克斯的《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我找出一张纸巾，小步快跑找来一根笔，在上面记下我脑海里那一刹那浮现出的台词：”这里的物流跟这里的天气一样，糟透了，应该被扔进海里喂鲨鱼，是的，鲨鱼！你听说过马尔克斯的《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吗？”
笔尖刺啦一下划破了面巾纸，扯出一条长长的口子。我直起腰来，这次我听清了，他的确在笑。
“艾丽，你打开窗户。”他说。
“什么？”我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快递员从窗户进来？
“你打开窗户，艾丽。”他好脾气的重复。
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好奇心驱使着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冬天刺骨的寒风嗖的一下窜进屋里，把只穿着毛衣的我冻的一个哆嗦。
“好吧——”我战栗着，像猫一样蜷缩身体，咬牙切齿：“你最好赶紧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在我被冻死前。”
他发出一阵笑声，说：“你往下看。”
缩头缩脑的我壮着胆子探头出去，却发现他穿着卡其色的大衣站在楼下的街上，昂起头望着我，举着手机贴着耳朵，微笑着。
“圣诞快乐，埃尔莉。”我听见他说，我已分不清声音来自楼下，还是手机的扬声器了。
“圣诞快乐，邻居。”
二十分钟之后，我舒舒服服的坐在餐厅的酒吧椅上，喝着亲爱的邻居泡的茶，心安理得的看他在流理台上忙来忙去。
茶是他拿来了，食材也是。
正式介绍一下，现在正在我家的厨房里忙里忙外的人叫白马探，我的邻居。住在我隔壁的公寓里，日英混血，父亲是日本警界的高官，据说家族在日本挺有影响力。小的时候就在英国留学，我刚回到英国的第一天就遇见了他。
那天我在飞机上睡得昏天暗地，起因是我到了机场才知道我要离开哥哥和爸爸了，于是年幼的我在机场嚎啕大哭撒泼打滚，现在想来这件往事无论怎么算都足以列入我人生最丢人的一百件事清单里。
哭累了的我一上飞机就睡死过去，醒来发现已经坐在伦敦的出租车里了。
没过几分钟，睡眼惺忪的我被母亲牵着手走进了现在我住的这栋公寓里，迎面就遇见了放学的小邻居，焦糖色的眼睛配上金色的头发，彬彬有礼，面带微笑的冲我母亲问好，声音好听到让还没睡醒的我误以为遇见了天使。
当然这只是个误会。
没过几天，我就知道他叫白马探，虽然和妈妈住在英国，但爸爸是日本人。
我母亲彼时已经在英国外交部就职，工作让她忙的没空管我一日三餐，隔壁的白马夫人实在不忍心，每天都叫我去吃饭。
于是这么你来我往，我就知道了小邻居的很多秘密。比如白马夫人怀孕时满心期待会是个女孩，于是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樱”，等白马探生下来才改成了发音相似的“探”。他起初十分不开心，等到发现自己的名字字母重新组合后便是福尔摩斯就开心的不得了。再比如他总是喜欢打扮的跟福尔摩斯一样，怀里还总是揣个表，时不时装模作样的拿出来报个时。
我实在不能理解这个智能手机什么功能都有的年代怎么还有人用怀表，就不怕丢吗？
不过我和他做朋友可不是因为白马夫人——哦，抱歉，她坚持让我称呼她为卡莱尔女士——重申一遍：卡莱尔女士做的饭。
而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声音好听，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做饭很好吃。
可能是因为我所有的天赋点都加在了拍电影上，我做的饭压根不能吃。
这不恰巧说明了上帝是公平的吗？给了我出色的外貌和世间少有的天赋，总得在别的地方少给点什么才对，否则让别人怎么活。
“我爸爸竟然让我去当阿森纳的董事，他在开玩笑吗？虽然我不是热刺球迷，但切尔西的球迷也不能去阿森纳当董事啊······”
我絮絮叨叨的说着他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然后，他问：“你的剧本写的怎么样了？”
锅里的红烧石斑鱼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汤汁咕噜作响，他舀了一勺酱油洒在鱼背上，旋即盖上了锅盖。
我这才把注意力从鱼上拉了回来。
“还行吧。”我敷衍着。
他把汤勺丢进洗碗池，打开水龙头，流水冲刷着不锈钢，带走了油污。
“你要不要换个题材？”他问。
“什么题材？”
“悬疑，你不是喜欢希区柯克吗？”他关掉水龙头，擦干手，在我对面坐下：“你瞧，活着的素材库。”
他指了指自己。
我盯着他。
他也盯着我，眼神异常真诚。
突然，我福至心灵。
“你是不是认识工藤新一？”
“？”白马探满脸写着错愕和疑问，每一丝表情都在诘问我：我这么优秀的侦探解决的案子还不够精彩吗？！
“请帮我引荐工藤优作！”我学着平时在油管上看过的日本电视剧里人物的样子，双手合十举至头顶，虔诚的请求着。
很明显，白马探不太高兴，但他还是答应了我。
“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你。”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是怎么让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你思想中共存的？”
我很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我精分。
“这和我让你帮忙引荐工藤优作有什么关系吗？”
我当然知道我精分，我可以上一秒还深情款款的和原著作者谈情怀上价值，下一秒就可以无缝切换到商人模式做出最有利于片方的利益分割。
有时我在推特上闲逛时，会看到影评人对我的评价，他们说我的电影残酷、黑暗却仁慈，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怀。
可跟我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说我精明狡猾，是个天生的商人，亦或者政客。
所以呢？
这有错吗？
我要是露出半点仁慈或者同情，制片厂就能狮子大张口吞食掉本属于我的那部分利润。
我这是在自我保护。
有一位经纪人在跟我商谈完他所负责的演员的片酬后在旁人面前大骂我虚伪没良心，就因为我毫不留情的将这位演员的演技贬的一文不值，直接把经纪人提出的片酬砍掉了三分之二。
良心？得了吧！我本就没多少良心，仅剩下的那点都拿去奉献给电影事业了。
吃完饭，白马探拿起手机给工藤新一打电话，而我，酒饱饭足后，重新坐在书桌前折磨我自己，逼迫自己写点什么。
就在我绞尽脑汁终于写出了一句想点样子的台词后，白马探出现在了房间门口。
“工藤告诉我，他父亲这段时间恰巧都在日本，听说你想改编他的作品很高兴，让我转告你：他随时欢迎你拜访。”
白马探话音刚落，我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急不可耐的拖出床底下的行李箱开始往里面塞衣服。
“等等。”白马探哭笑不得的拦住我：“你这么着急干嘛？你看看现在还有没有航班了。”
我这才醒悟过来，现在是平安夜晚上七点，明天是圣诞节，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没有航班。
想通了这点，我像一只漏光了气的气球瘫在地板上。
白马探在我身边坐下，好言好语的安慰我：“去看球赛吗？我买了阿森纳对切尔西的票。”
“好主意。”我迷茫的眼神终于对上了焦。
看我终于不在像个尸体一样瘫在地板上，白马探看了一眼手表：“唔，现在还早，我们要不出去逛逛？买点礼物。”
我回忆了一下刺骨的寒风，摇头拒绝。
“那······我给你讲讲我办过的案子？”
“好吧。”
不想写剧本的我终于妥协了，十分钟后，我抱着热茶，缩在沙发上，电视机里重播着诺顿秀，耳边是白马探的声音。
我猛然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就算整栋公寓里就我们两个人，也不会觉得孤独。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01 序章——圣诞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