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生活 <史料转载>》琉璃王子

52、西汉的教育与举士制度 西汉的教育

　　西汉的教育与举士制度——《西汉故事研究》之十六 Post By：2007/6/17 9:15:00

　　西汉的教育与举士制度——《西汉故事研究》之十六

　　教育，是一个国家文明的基础。中国与西方的教育发源和教育宗旨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学校教育，孕育和脱胎得比较晚近。欧洲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十字军在长达两百年的远征历程中，逐步学习到了他们远征目的地中的阿拉伯和拜占庭的低级学校教育形式，这样，欧洲人才开始在自己本土上逐步孕育和开办了初级学校教育，后来才逐步产生了大学校。西方最初的学校教育的宗旨，几乎都是出于扩张基督教事业和教区扩张目的。欧洲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教廷与各国的基督教教会为了弘扬基督教事业和栽培自己教区中的传教士，而开办了教会学校，随后，伴随基督教本身的教区社会功能的不断扩展，所以，基督教教会学校中逐步产生了各式各样社会需要性质的教育科目，比如，天文、物理、数学、哲学、医学、法律等。

　　像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大学，比如据说是成立于12世纪初期的意大利萨拉尔医科大学和波隆亚法律学校，成立于1168年的牛津大学、成立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等，最初，它们都是基督教教会学校，他们是伴随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变革，才逐步脱胎于教会而成为社会性的大学的。但是，至今为止，西方许多国家中的学校教育，依然要开设传播基督教知识的“国民教育课程”。

　　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校教育起源得非常早，早在距今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国就已经产生了专门培养贵族子弟和政治官员的学校“瞽宗”；距今2600年前的西周时期，西周王朝就已经产生了教学相对完善的贵族学校“辟雍；泮宫”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就是周王朝时期的学校教育科目。但是，这些学校，全部是为统治阶层培养官吏的，且学生都是贵族子弟和官员。这就是说，中国学校教育的起源，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中国的学校教育从一产生起，就是栽培国家政治官吏人才的场所。中国学校教育的这种为国家栽培政治人才的办学宗旨，也就是“读书做官”的教育理念，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历史，这，是需要我们今人研究中国传统教育的时候所有关高度注意的问题，这就像我们研究西方教育，就必须高度注意西方历史教育传统中的基督教内涵问题一样。

　　中国形成大规模的国家社会性质的学校教育，是在西汉后期的汉平帝时代，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王莽通过国家政治力量，在中国各地郡县和乡村都推行了学校教育，还在各级学校中设置了国家和地方政府任命的公职教师，全国形成了一个社会教育的网络体系。可以这样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形成国家社会普及教育形式的国度。

　　一，孔子的私学教育与“士”的产生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私学鼻祖，他也应该算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私学鼻祖。孔子在人类教育历史上的最大功劳有两个，一是他把周王朝的贵族学校教育形式搬抬进了社会民间之中且成立了私学，二是他在自己的私学招生中开辟了“有教无类”的人人平等接受教育的理论实践，这两个教育创举，都是反动于当时周王朝的官方学校教育宗旨的。孔子的这两个人类教育的历史功劳，很可能会使他成为未来世界教育行业的首席宗师人物。

　　但是，今人依然要充分注意到，孔子虽然在民间建立了“有教无类”的私学教育形式，他，却没改变“读书做官”的中国传统教育宗旨，也就是孔子没有在生前建设出一种为社会栽培各式各样社会行业所需要的技术专业人才的社会服务性质的学校模式。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之前，中国的学校教育主要局限在官方贵族领域之中，当时的“辟雍、泮宫”所招收的都是贵族子弟，这些学生从这些学校毕业之后，主要是进入政治领域充当官吏，也有一部分成为了专职从事祭祀、经学、礼仪的文官，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博士”这种职官。“博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化官员，也是后来中国士大夫的源头现象之一。

　　孔子培养的三千弟子，许多人都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员，有的人的官，还做得很大，即使是孔子自己的大半生，他也是在跑官和做官中度过的，所以，他的学生们自然也就要效仿自己的老师，以自己所学习到的知识为本而去争取当官了。当然，孔子的一些学生，也有没有当官的，而有一生都在治学的，比如，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就没有出任过政治官员，他一生都在安心治学，一直到他英年早逝。这样，像颜回这样的人，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士”的楷模之一了。

　　在孔子之前，或者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各国社会中，应该也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教育形式。但是，毫无疑问，当时由孔子所开创的民间私学教育及其他的“有教无类”教育宗旨，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教育历史新纪元。

　　西汉后期，自汉元帝崇孔儒所肇始，中国官方开始顶礼膜拜孔子，到汉平帝和王莽新朝时代，孔子就已经被高抬上了国家文化圣人的地位了，特别是东汉以降，孔儒更加走向为官方政治服务的社会文化高位。中国自西汉后期以降的崇拜孔儒，及其孔儒的政治化，是中国自西汉后期以降的历朝历代之所以会在国家社会中形成庞大的“士；士大夫”这样的特殊社会阶层的根本原因。如何将知识分子的治学研究从与政权组织运作的合一不分的关系中分离开来，两者彼此形成一种知识的生产和知识采购使用的正常对待关系，这，依然是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未来的重要历史任务之一。

　　二，西汉初期的“博士”及其“师法”教育情况

　　西汉时期的文官“博士”，是延续大秦王朝的文官制度而来的，史书记载说：“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宫令长丞，有雍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庙祀，初置太卜。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王莽改太常曰秩宗。”（《汉书·百官公卿表》）

　　从以上这段史书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西汉前期的博士，都还没有彻底剥离自己隶属于国家礼仪属官的职能，即使是“太史”这样的治学历史知识的职官，当时，也是不独立自主的，只仅仅就是为皇帝提供天文历法和历史知识的属官而已。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学术与史学知识最早脱胎于官方，所以，中国古代王朝几千年，学术与史学为官方所服务的习惯，一直延续于中国历朝历代之中。这点，是值得今人注意的。

　　中国的史学和经学学术，不像中国的医药和艺术那样最早都发源于民间，而是从一产生肇始，其就有服务于官方政治的功利目的，所以，尽管官方领域也有医药和文艺的属官，但是，中国的医药和文艺的主要动力和根祗，依然是在民间，或者说基本不受制于官方操控。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的经学学术与史学这两个行当，却因为它们最早并不发源于民间，且长期隶属于官方且为官方政治所服务，所以，中国的经学和史学，往往伴随王朝的更替，显得非常脆弱和依附性很强。如何改变中国经学学术和史学治学的尴尬历史地位？史学和经学学者和研究者作则应该去民间先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学者可以先自己养活自己了，中国的史学和经学的学术立场才能够超越官方政治功利需要的束缚，而彻底回归于国家和老百姓的价值观的学术立场上去。

　　史学研究者究竟应该是立场于历朝历代官方的正统立场，还是应该是立场于老百姓的和平幸福诉求去审视历史，这，最终涉及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价值观和社会伦理观的建设大问题，所以，要建设出立场于人民大众的历史价值观和社会伦理观，史学者应该大批回归于民间去治学，学者不能够贪图名利场而去依附官方生存。否则，中国永远也进入不了政治民主文化价值观盛行的新历史时代。

　　西汉时期的“博士”教育制度，虽然也有一定的民间治学性质，但是，其主流和根祗，却依然是官方的，或者说，当时的官方，都将“博士”教育制度全部纳入进了国家文官管理范畴中给包养起来了。

　　秦朝时期，特别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的大秦王朝时期，由于大秦王朝急于统一文字，同时打击中原六国的叛乱势力，所以，当时的秦朝统治者是严禁私学的，这样，孔子开辟的私学一度在大秦王朝时期处于地下教学状态。大秦王朝也设置了“博士”学官，但是，这些博士被严格圈用在国家“奉常”礼仪政治管理制度之中。大秦末年，农民暴动四起，孔子的后裔孔甲投奔陈涉军队，以表达自己反对大秦对中原六国文化的灭绝的意志，史书记载说：“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 》，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汉书·儒林传》）

　　孔甲可能不是大秦的博士，他可能只是当时鲁国地区的儒生领袖人物。但是，当时，同样反对大秦灭绝六国文化的暴政的其他大秦博士，还有不少，在大秦末年，他们也开始像孔甲一样投奔了反对大秦的各路军队，或者为新生的西汉王朝所服务。比如，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叔孙通了。

　　叔孙通是个典型的以出卖自己的知识为生的知识专业户，他没有太明确的政治倾向，谁重用他和采用他的知识，他就为谁卖命服务。可以这样说，叔孙通，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典型的职业知识分子。当然，像叔孙通这样的职业知识分子，在中国是有很久远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周王朝时期，就存在着王公贵族豢养大批为自己服务的门客和食客制度，这，就是叔孙通这样的职业知识分子的早期源头，即使是西汉初期，这样的门客食客制度，都还在延续和存在，比如，西汉前期的各王公贵族，也豢养过不少这样的门客和食客，汉景帝时期的梁王刘武就曾经豢养过像司马相如和枚乘这样的各位文豪在自己门下听用。

　　叔孙通最初为秦国博士时，他还是对大秦王朝忠心耿耿的，他还对秦二世建议了许多强国和镇压天下农民军叛乱的谏议。只可惜，秦二世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于是乎，叔孙通便跑到反叛大秦王朝的汉军中为刘邦服务了。像叔孙通这样的多姓文奴的情况，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并非罕见，所以。怎么样看待这种以出卖自己知识为生的且带有强烈的文化商人本质的中国“士；士大夫”，的确应该值得今人去正确评估和界定。否则，知识分子可能永远超越不出卖身依附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的历史怪圈，中国知识分子也就永远无法真正立场于国家和人民大众的价值需求上去治学自己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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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记载上看，一旦像叔孙通这样的博士脱离了大秦王朝的文官制度，他们马上就会恢复私学教育形式，当时，叔孙通叛离大秦王朝投奔楚汉大军，他的身边，就已经有像孔子私学弟子那样的大批追随学生了，史书记载说：“通之降汉，从弟子百余人，然无所进，剸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曰 ：“事先生数年，幸得从降汉，今不进臣等，剸言大猾，何也？”通乃谓曰 ：“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汉王拜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书·叔孙通传》）。

　　从以上这段历史记载上看，当时追随叔孙通的学门弟子，全部都是为了当官求仕途。所以，儒者也有严格意义上的“士；士大夫”的两种区分。不过，一般而言，儒家之士，很难有不“大夫”的，这，是由孔门开创的儒学本身门派的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宗旨所造成的，所以，中国儒家，本质上是一门直接参政和议政的政治社会学知识形式。叔孙通之所以被后世儒家尊称为西汉王朝的头号“儒宗”，就在于叔孙通本身的“士大夫”阅历，几乎就是中国儒生的人生阅历的一个楷模。

　　那么，大秦博士中，有没有不是“士大夫”，而单纯是“士”的呢？根据历史记载来看，还是有的，比如西汉初期的“伏生”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之一，伏生，也与叔孙通一样是秦博士，但是，他在西汉初期并没有出任西汉文官，而是一心一意在家中开设学堂去传授弟子的《尚书》学问，汉文帝时期，伏生已经九十余岁高龄，朝廷为了抢救历史文献，曾经专门派遣文官去他那里整理和纪录他口耳相授的《尚书》。当时的伏生，就接续起了孔子的私学教育形式，在自己门下开设了私学学堂，所以，伏生应该算是“士”。

　　西汉时期，还有一种私学教师游离在“士，大夫”之间，比如，西汉初期的申公，就是这样的人物，申公，是传授《诗经》的学派教师，但是，他一生都游离在学校和官场之间，最初，他是西汉初期楚元王刘戊的门客，后来又一边教学，一边担任汉景帝的少傅，也就是担任皇帝孩子们的职业教师。汉武帝时代，他又因为学生当上了大官而被学生奉养在京中，他也因此一直游离在政治和学问之间。申公的这种虽然立身于官场之外治学却又时常顾问政治的人生阅历，也是中国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楷模现象。

　　由于孔子开辟的私学形式及其西汉初期像伏生、申公这样的治学教师的私学形式，这样，就在西汉中前期产生了“师门；家法”这两种独特的教育形式。

　　所谓的师门家法教育制度的产生，完全是西汉大秦王朝灭绝中原六国思想文化所造成的扭曲学术现象，并非是中国早期的教育形式。由此可见，扭曲的时代因素，也可能应运而生相应的新教育形式。师门家法教育制度，自西汉以降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其当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这种教育制度也是后来桎梏中国社会普及教育和导致许多学门学派参与朝廷政治党争的直接原因！

　　所谓的师门教育，就是教师严格按照某个特定的教师的师徒传承关系的教学形式。可以这样说，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曾经把这样的师门教学形式演义到了登峰造极地步，史书记载说：“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书·董仲舒传》）。

　　根据以上的史书记载看，董仲舒的师门祖师不知道是谁，但是，由于董仲舒治学《公羊春秋》已成为一门学派，在加之他在当时已经是名儒，且作过二千石的国相和担任过太中大夫，所以，他是当时朝野中很有名气和和很典型的“士大夫”代表人物，这样，拜他为师的弟子就非常多了，董仲舒按照当时的习惯，依照学生不同的学习程度分成多级别，高年级的学生就代替他教授低年级的学生，他自己则只教授最高年级的学生，这样的师门教学，有严格的家法和师承程序，有的学生长期都见不着董仲舒的面。

　　所谓的家法教育，就是指意直接的师门关系。比如，《易学》在西汉初期由田何传易之后，有施仇、孟喜、梁丘贺三种易学师门，单一的传承关系，就是家法，西汉时期有十三门家法，比如，施仇传授易学于张禹，张禹传授彭宣，这就是家法关系。所以，师门是经学教育的源头，家法是经学教育的分流。说白了，谁开拓了某种学派，学生学习他的经学，就叫做接续了这门学问的某个师法。但是，传承教育中，又有教师分流现象，这样的分流学派的学问传承关系，就叫做家法。

　　西汉时期，不管是官方或者民间的经学教育，都十分注重师法和家法的传承关系。之所以当时人们那么注重师门和家法传承认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两个原因所致，一是大秦王朝时期，因为除了易经没有被焚烧之外，其他经学典籍都遭遇了焚毁，即使是易经，当时正式在社会上传承的师门也不多，而且，他们的传承的经学，大多是口传心授的，带有强烈的个人师门特点，所以，西汉初期发掘这些典籍，几乎都是由像伏生、田何这样的一批老者重新整理的，这样，自然就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师法和家法的经学教育现象了，为了保持经学传承认师门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以防止经学传承走样，所以，社会上的师法和家法也就盛行起来了；二是由中国古代传统的私学教育形式本身，助长了这种师法和家法的教育现象。

　　师法和家法的经学，在西汉时期得到官方认可，即使当时国家的射策科考，也严格遵循这样的家法和师法，这样，当然就会直接造成朝野中的以家法和师法而拉帮结伙和结党营私的党派官僚现象，这个现象，当然是不利于国家政治统治的，也不利于经学的社会普及。所以，西汉后期，由刘向和刘歆父子发起的所谓的“古文经学”整理和推广运动，刘歆还利用自己担任王莽新朝国师的政治地位和势力，试图使用自己整理的“古文经学”强行去排斥那些师法家法纷繁的“今文经学”。历史结果是，东汉以降，刘歆推行的“古文经学”由于统一了经学形式，这有利于经学的普及和预防以家法和师法学派去结党营私，所以，古文经学后来在官方的支持下开始流行中国，但是，今文经学也并没有从此就退出中国经学舞台。这样的经学事件，史称“今古文之争”。

　　西汉初期的“博士”是单纯的文官，尽管他们自己也有师徒教育情况，但是，他们的师徒教育不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官方教育行为，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私事，这些博士，在国家职官序列中，依然属于太常属官，实际职能是皇帝的文化顾问和国家礼仪官员。

　　西汉正式设立“五经博士”，也就是开始把博士转化成为国家正式的经学教师，肇始于汉武帝的建元五年，即西元前136年，与此同时，汉武帝免掉了所有太常属官的博士，这样，自汉武帝建元五年肇始，博士，就不再仅仅是国家文官了，而同时是专职从事经学教育的学官了。这就是说，汉武帝建元五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博士”职能的一次分水岭，之前的博士，只是国家文官，并不主管国家教育；之后，博士，就是职业的教育官员了。

　　所谓的“五经博士”，就是国家通过政令将那些治学经学的博士的家法和师法正统职业化，让他们一人带五十个学生，他们栽培出来的学生，今后就可能会被朝廷任用成为官员。这样，就有了国家“太学”的雏形了。

　　据说，汉武帝时期兴建了国家太学，但是，非常遗憾，无论《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关于太学究竟建设于汉武帝什么年月的记载，但是，《汉书》却又明确记载了汉宣帝本始二年的五月，即西元前72年的五月，当时的国家正式设立了太学。这就是说，有可能汉武帝时代只是设立了五经博士，却又是按照当时这些博士过去以往的私学教育习惯去教学的，所以，当时可能并没有设立正式的国家学校的“太学”。而到了汉宣帝时期，由于此时研究开始进行了国家一统经学的工作，且对师法和家法经学现象有了限制，这样，国家就有条件把五经博士的私学教育形式转化成为国家学堂教育的“太学”了。所以，这段关于太学究竟建设于何时的中国教育公案，还可以长期持续下去。但是，笔者却是认为国家太学仅仅正式产生于汉宣帝时代。

　　应该说，国家的太学，就已经有国家社会学校的内涵了，私学，却还称不上是国家社会的正式学校形式。

　　三，汉景帝时代的蜀郡官学——石室学校

　　严格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社会性质的学校，是汉景帝时期的蜀郡官学石室学校。史书记载说：“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汉书·文翁传》）

　　从以上这段史书记载上看，汉景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文翁出于使用中原经学去文化蜀地民俗和为地方官方培养官吏的目的，他动用蜀郡太守的内府资金而派遣了张叔等蜀地学子到京师长安就学于当时的博士，以学习国家法律和经学，这样，这些学成归来者，文翁就任命他们为各行各业中的主事和官员。与此同时，文翁又在成都市中正式修建了学校，公开在社会上招生，文翁并使用了许多方法去表彰这些学生和教师，于是乎，蜀地就兴起了浓郁的学风，石室学校开始兴旺发达，石室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一些当官，一些则成为“孝悌力田”，所谓的“力田”，就是农业技术专家，由此可见，当时的蜀郡石室学校已经开始为社会栽培技术专业人才了，这样的学校教学宗旨，就已经不仅仅是只学习经学和只培养政治人才了，同时也为社会培养各类技术专家人才了。

　　汉景帝时代，蜀地的学风盛况，就已经与儒学母地的齐鲁一带不相上下了。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正式兴办的社会性质的学校，应该是当时的石室学校。石室学校，也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开办的国家社会服务性质的学校。西汉初期的石室学校的遗址，就在现在四川省成都市石室学校的原址。

　　蜀郡的石室学校，虽然是地方官学，但是，这样的公开对外招生的办学形式，却已经与现代学校形式基本上无异了，这，显然是对当时中国盛行的私学教育和官方礼仪学校的“辟雍；泮宫”等教育形式的根本性超越和升华，“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在全国推行的学校形式，并非“太学”，而是蜀郡的石室学校。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央政府中的那些经学博士还习惯于自己私学教育和家法师法教育形式的原因吧。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的对外公开招生的社会服务性质的学校教育，最早兴于地方，而不是中央。应该说，这是符合人类办学规律的。任何一种教育新形式，都应该最早兴于下面，然后再由下而上发生制度变革。

　　西汉时期的石室学校，师生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汉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汉宣帝以降的蜀中名人，诸如李仲元、王褒、何霸、何武、严君平、扬雄、林闾、杨终等，都曾经就学或者就师于当时蜀郡成都市中的石室学校。而且，蜀郡的石室学校，后来成为了西汉时期各地郡县效仿的学校教育的榜样，这样，中国的社会服务性质的学校，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大量诞生了。

　　四，王莽执政时期读中国学校教育的推动

　　毫无疑问，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教育事业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功勋人物之一，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大概因为一些坚持汉正统理念的文人历来愤怒谴责王莽“篡汉”的原因，这样，王莽在中国教育事业上的巨大功劳，则长期不为人知。这，是极其不公平的！

　　汉武帝时期的五经博士的教学不仅延续的是私学，而且，国家准许的就学的博士弟子不过五十人，像汉武帝时期的学官的董仲舒自己蓄积私学弟子达上百人，可能在当时都算是违法的了。

　　之所以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博士弟子不过五十人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董仲舒提出的养士政策是要求国家对博士弟子免税赋的，这在汉武帝进行全面扩张周边的战争时期，免除税赋，当然就是国家额外负担了。所以，汉武帝时代的博士弟子和太学之所以不普及，也大概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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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汉武帝以降，战争减少，国家开始和平安定，国家财政已经可以负担养士了。于是，“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汉书·儒林传》）

　　从以上的史书记载上可以知道，自汉昭帝时期起，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博士和博士弟子的数量，就开始逐年上升了，汉成帝时期的太学博士弟子，就已经达到三千人了。

　　中国的学校教育大兴旺，是由王莽所推动和推行的。王莽本人就是个儒生，汉平帝时期，他担任安汉公，实际上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样，他就依仗自己的政治权力把孔子推崇到了国家文化圣人高位了，“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汉书·平帝纪》）。紧跟着，“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 》，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廖，一异说云。”（《汉书·王莽传》）

　　由此可见，王莽当时推行的国家社会普及型的学校教育，是何等的盛况，仅仅在京城长安建筑的学校和校舍，就有上万间。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专区的“大学城”了。而且，当时这样数量众多的学校和师生，都是“皆诣公车”的，这说明，当时的学校师生，都是国家财政包养的。

　　王莽时期的国家财政包养学校师生的做法，明显是过头了，所以，王莽政权崩溃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再没有搞过这种由国家财政包养在校师生的事情了，西汉以降，国家虽然对考取功名的士依然有许多减免税赋的优待政策，但是，对那些在校学习和教学的师生，却不再施行国家财政包养的政策了。中国国家政府再次对在校师生实行国家财政包养的政策，后来又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但是，这已经不是继承的王莽学校改革经验，而是来自于全面模仿前苏联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红色教育模式了。

　　王莽在教育方面的历史功劳，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实现了全国性的普及学校教育，当时，王莽通过国家政治权力手段，连村与里这一最低级行政单位都设立了学校。二是王莽时代的学校，不仅仅有了经学大学教育，甚至还有了少年儿童的启蒙教育。更为重要的是，王莽时代的学校教育，开始把社会化服务科目纳入了学校教育教学，这，就很了不起了。王莽教育改革以降，一直到宋朝时期，中国的学校教育都是多学科和带有社会服务科目设置的，只是到了宋朝王安石教育改革时期，他在学校教育领域里实行了独取选拔政治人才的进士科目的改革，这样，其他社会服务性质的教育科目，就开始退出中国学校教育领域了。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化学校教育体系，发端于王莽，终结于王安石，中国学校教育的成败，都被王姓人所操控。自中国学校教育在宋朝实行了独取进士科目的改革以后，中国的学校就彻底堕入“读书做官”的笼子之中不能够自拔了，这种学校教育一直持续到1905年，终于运作不下去了，为朝廷贡献士大夫的“贡院”学校教育体制终于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古代，一直就有这样的教育理想，即，“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
　　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汉书·食货志》）

　　但是，事实上是，即使西汉王朝的中前期，这样的社会普及式的教育理想依然没有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学校的社会普及教育系统，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建设历程，且需要多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条件。但是，王莽时代，王莽却初步实现了这样的社会普及教育体系，史书记载说：汉平帝元始三年，即西元三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痒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

　　以上这段历史记载中所说的“聚”，就是指意的村子这一国家最低级的行政单位。由此可见，汉平帝时代，安汉公的王莽就已经实现了全国性的普及学校教育制度了。同时，根据史书记载中的当时开设的教育科目来看，有“《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即当时的学校设置的课程科目，已经超出了西汉中前期的博士弟子只学习经学的教育情况了。这里所说的当时教师中的“异能之士”，显然是指意的那些社会各行各业中的技术专家。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中的许多技术专家也可以进入学校讲学和在学校中开设社会需要的专业技术知识科目了。

　　王莽在执政时期所实行的在学校中设置多学科的教育改革，一直持续到宋朝王安取消学校中的这些科目为止，时间大约持续了一千年多年，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得特别快速的时期。而自宋朝的学校教育取消了这些“异能知识”教育内容，只进行经学知识传授的政治教育科目之后，中国的学校就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栽培官吏的场所了。

　　王莽时代之所以能够设置社会需要的多学科，这一定是与蜀郡的公开招生的石室学校就形式有直接关系，因为，只有公开招生的学校，才能够有人才市场的需求，才能够有对学校设置多学科的教育现象的产生！而且，史书记载，蜀郡石室学校从最初开办的时候肇始，就不是单一的栽培官吏和传授经学知识的学校，同时学校还在为社会培养”力田“这样的农业技术专家人才。这就是说，像当时京城博士弟子那样的讲究师法家法的私学形式，只是极少数士大夫们的教育需要，而不是社会大众的教育需要！所以说，汉景帝时期的蜀郡的石室学校实行的面向社会公开招生和设置社会实由实用教育科目的开放性学校教育的重要历史功劳，应该得到后人高度赞扬！

　　五，西汉时期的蒙学教育

　　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中的教育普及情况的主要指标，不是看他的的大学开办了多少，而是要看他所开办的少年儿童教育的基层启蒙学校的情况如何。但是，很奇特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教育历史都显示，人类教育历史上，都是先有大学，后才有小学的。这主要是因为人类教育的初端，都是精英教育和政治需要，只有当一个国家建设出了相对完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组织社会运作形态以后，国家社会才会产生出人民大众希望接受教育的历史需要，这时候，才可能产生出普及教育形式的启蒙小学教育。

　　西汉王朝的启蒙小学学校教育，也产生得也非常晚，大致是到王莽改革时代，才真正在全国实行起来。因为，这时候用于小孩子的启蒙教材的识字教材才开始完善起来。如果不是王莽教育改革已经将学校推行到了村和街道这一最低级的行政单位之中的时代需求，当时的启蒙识字教材的产生，可能还要推后。

　　史书记载说：“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敝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汉书·艺文志》）

　　通过以上历史记载可以知道，到汉平帝时期，国家才专门组织扬雄等一批语言文字学者和专家整理和编撰出了用于小孩子启蒙的识字课本。在扬雄主持全国性的识字教材整编之前，中国当然也有了文字标准教材，但是，很不系统，这主要是因为大秦王朝焚书坑儒造成了许多文字的丧失及其语言的断裂。所以，汉末期，西汉王朝中保留的自古以来的文字标准教材有：“《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八体六技》。《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爱历 》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训纂》一篇。扬雄作。《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汉书·艺文志》）

　　汉平帝时代，王莽把学校教育形式推广到了村和街道这一行政级别之中，所以，所以，语言文字的统一和整理编撰，就显得特别急迫了。当时，主持全国语言文字整编工作的，是蜀人扬雄，他是当时全国最有声望的语言文字专家。除开班固父子整理的十三章，当时，扬雄整理编撰了《苍颉训纂》凡89章，按照当时六十字为一章的规矩，那么，扬雄就已经整理出了中国的不重复汉字5340字。这些汉字，在东汉时期全部被许慎编撰进了他的《说文》之中了。

　　这些识字教材，当时对中国十五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的启蒙教育，起到了极其大的作用。

　　六，西汉时期的举士制度

　　西汉王朝初期，国家政治管理人才资源十分稀缺，所以，当时的国家各级政府主官，都十分在意从民间选拔政治人才，皇帝则给当时二千石高官规定了一个额外任务，就是要求他们随时放开慧眼去替国家选拔各式各样的人才参加国家政治治理工作，如果二千石高官们长期不给国家选拔和推荐人才，他们还可能因此被皇帝处罚。

　　西元前196年，即汉高祖十一年，汉高祖这年还在四处平叛打仗，他就对天下了道诏书，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纪》）

　　这道诏书，是求贤诏书，表达了刘邦个人求贤若渴和自己希望与贤人共同治理天下的的诚心。

　　西元前178年，也就是汉文帝二年，汉文帝正式下达了举贤良方正的诏书，这，就是西汉王朝举士制度的发端。汉文帝诏令道：“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徭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裥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汉书·文帝纪》）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皇帝之一，他虽为皇家血脉，则因为母亲地位低贱而长期在边疆小城艰苦度日而成年，这样的境遇，造成汉文帝自小有强烈关注民生和自身节俭的好习惯，通过汉高祖和汉文帝这对父子的诏令，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求贤若渴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汉高祖是以名利场去利诱天下贤士为自己个人的统治天下所服务。但是，汉文帝则直白地告诉天下说，治理天下，仅仅依靠自己个人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希望天下贤良来与他一起治理天下和为老百姓服务，并希望贤良方正能够多多指正自己的政治不足。

　　汉文帝的这道诏令所示意，几乎就是后来中国士和士大夫们的人生最高宗旨，像后来历朝历代的许多士大夫中的直言敢谏之士，大多都是遵循的汉文帝所提示的贤良方正的标准。汉文帝于西元前164年下达的关于贤良文学参与策论考试应该注意的要点的诏书，后来也成为了历朝历代科举策论的范本。所以，汉文帝应该算是中国科举的先师之一。

　　西汉王朝的“贤良方正”最初都是从民间推荐产生的，这一定与西汉政权最初奠基于民间民权组织的“三老”有直接关系。关于三老民权组织的产生和功能，笔者已有另文专论了，这里不再赘述。

　　汉文帝十五年，即西元前164年，汉文帝开始通过文字和口头的策论考试方法选拔贤良文学之士。“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文帝纪》）。由于汉文帝选拔贤良文学要策论考试，有笔试和口试科目，这样，就必然会刺激教育与国家选拔士大夫互相挂钩，所以，汉文帝之后，京城中的博士弟子和各地的私学学生就开始参与角逐策论考试了。这就是中国科举举士的发端。

　　国家策论科举的程序是，不问考生的出身、年龄和职业，考生可以平等参加策论，策论考试的题目，一般采取“射策”方式，就是多题封闭，由考生随机自选，随机自选到什么题目，就策论什么题目。考试完毕之后，策论试卷封闭，交给皇帝亲自拆封阅卷，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决定名次。汉文帝时期，晁错就被汉文帝钦定为射策第一名，相当于后来的全国状元。不过，晁错被皇帝钦定为全国钦定的文学策论的第一名的时候，他已经是国家高官了，当时的晁错因为是伏生的《尚书》的师法弟子，已经在朝廷中担任了太常属官的“文学掌故”，后又被迁升为博士，且还担任了太子的教师，即后来的汉景帝的教师。所以，晁错虽然为中国科举第一人，但是，他并不是白衣出身。

　　中国科举策论的白衣出身第一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公孙弘。公孙弘少时为家乡的狱吏，因为家庭贫困，还放过猪，四十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学习《春秋》，“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 ：“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 。”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汉书·公孙弘传》）

　　由此可见，公孙弘的仕途是比较坎坷的，六十高龄了，才遇到汉武帝招考贤良文学，他被汉文帝钦定为了射策第一名以后，他担任了学官的博士，但是，出使匈奴又因为不符合皇帝旨意而遭贬斥。回乡为民以后，地方官府还是尊重他的，又推举他为地方贤良文学，这样，公孙弘才又被朝廷任命为太常属官，后来，他就担任这个部门的主官了，就算走上九卿高位了。公孙弘后来做官做到了丞相，成为了当时朝廷中的首席重臣。汉武帝时代，汉武帝特别注重提拔白衣高官以钳制皇亲国戚贵族的势力，科举举士，则为汉武帝的这种政治策略和需要提供了条件。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中国古代科举举士的原委之一，是皇帝栽培自己的白衣近臣，以在朝廷中形成对其他老贵族势力的制衡。所以，一旦出身白衣的新生贵族拉帮结伙在朝廷中形成了相当顽固的政治势力以后，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快到头了，皇帝就可能要打击他了。卫青这个从奴隶到全国军权最重大的大将军，日后之所以被汉武帝逐步冷落和以年轻将军霍去病所取代，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其中。

　　贤良文学，并非都会当官，他们是一种士的荣民称号，也是学子们学习的楷模，所以，西汉王朝时期的贤良文学，相当于是后来科举时代中的秀才、举人和进士的一类人。贤良文学大多都是满腹经纶的学人，他们也可能成为地方上的民意代表，从《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与朝廷御史大夫们的对话的尖锐和口气上看，新西汉王朝时期的贤良文学还是有相当生水平的，他们在担当民意代表上，也是尽职尽责的。由此可见，士，应该为地方民意所服务。

　　举孝廉，也是举士的一种，孝廉，是“孝悌；廉吏”的合称。西汉初期，孝悌和力田，是地方上的两种荣民，力田是地方上的农业技术专家，孝悌，则是国家孝道伦理的楷模人物。后来，由于学习知识就可以参与举士，这样，孝悌和地方廉洁的低级职官只要具备了知识，他们也可以参与举士了，也就是他们可以利用举士制度升迁成为更加高级的官员，这样，孝悌和力田，就逐步分离了，孝悌与廉吏成为了国家选拔官员的对象。力田，则一般不参加官员选拔。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技术专家的社会地位和俸禄相对稳定，他们没有必要去参与政治官员的选拔。西汉后期，水工和异能之士，也成为了地方上的受人尊重的技术专家。当时，技术专家与政治官员已经分离开来。

　　什么是西汉王朝时期的“秀才”，这方面的记载一直不多。根据笔者判断，西汉时期的“秀才”，可能是“异能之士”的别称，其全称是“国家社会中各行各业中的俊秀之人才”，也就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的意思。“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汉书·宣帝纪》）。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秀才是与异能之士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西汉时期的秀才，可能还不是单纯的文士。秀才成为单纯的文士，是东汉以后是事情了，这说明，中国各王朝过分重视以文治国和过分表彰和优待文士，以至于导致了各行各业中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大量流失和减少，这，可能也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之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