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向阳花》祁建华

22、第 22 章 在厦门经营

　　在厦门经营的这几年，大姐积累了不少的财富。这不仅仅表现于金钱，还有人脉。看着她一天天的将自己的店做大做强，我们在替她高兴的同时，更多的都是佩服。
　　我读大一的那年冬天，大姐已经在厦门开了三家分店。我们都以为她会继续将店面扩大到第四家甚至是第五家。然而，突然有一天，她却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说，她说她已经做出了新的决定，她要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店面给转让了，而且还准备去银行贷一大笔的款。我们问她究竟想干啥，她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我们说，买地盖房。简单的四个字，我竟不知道在那个年代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大姐也是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思来的，她先是与人合伙投资创办了丰茂房产公司，并且很快从政府手里买下了一块地，然后盖起了商业大楼。
　　大姐是一个行事果断的女人，这一点是我们姐弟三个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了的。她的脾气虽然也很古怪，但是却不像三姐那样的鲁莽和冲动，她有时候也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可事实往往证明，她最终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这是大姐做的最大的一笔投资。商业大楼建好以后，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很快吸引了大批的商家，公司将大楼租给他们，靠着租金一步步的将公司做了起来。
　　后来，公司又拿商业大楼做抵押，从政府手里购买了郊区的一块地，建起了别墅群。厦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依靠着优惠的政策，在吸引了很多内地的富商前来投资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而别墅群的开发，正是对准了这些内地以及海外来的有钱人。
　　就这样，生意越做越大，短短的两年时间，公司的净资产已经达到了数亿美元。这期间，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任大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公司的其他股东回购，最终大姐以百分之五十一的持股比例理所当然成了公司的老大，她也是公司成立以来第一位女董事长。
　　再后来，丰茂房产公司又把矛头指向了上海，上海当时的房价并不高，但是房地产市场却是十分的火热，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很多开发商几乎一夜之间赚的盆满钵满，丰茂房产公司也不例外。这期间，大姐的身价也是突飞猛涨，赚到钱的大姐甚至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为我的母亲购置了一套别墅，还专门给她请了最好的保姆。
　　母亲住惯了老家的小家庭院，突然间搬进来这么大的房子，反倒觉的很不适应。后来，因为实在用不惯家里的保姆，母亲就让大姐把人家打发了。保姆走了以后，家里面更是显得空荡起来，大姐白天忙于生意，一般很少回来，所以住了几天母亲便熬不住了，执意要一个人回老家生活。
　　我们虽然不放心她，但是以她倔强的性格谁也劝不了她。折腾了几天以后，大姐便把她送回了老家。因为老家没有什么亲戚，所以大姐便委托邻居阿婶帮忙照看着，阿婶与我们共事多年，我们彼此之间都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把母亲交给她帮忙照看，也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但大姐并不亏她，临走时给她留下了两万块钱，生性善良的阿婶说什么也不肯要，最后推来推去还是放在了她家的灶台上。
　　后来我们再打电话给我们的母亲，她总是说，自己现在生活的很好。她说她白天没事的时候就会约上几个村里的闲人，大家坐在一起打打牌，聊聊天。有时候谁家有个活儿她也会过去给人家帮忙，人家出于感谢也会以家常便饭来招待她，一碗面条，一个馒头，一个小菜，这对母亲来讲，已经是最大的快乐。
　　其实我们姐弟四个希望母亲过的好，都是希望能给她更好的生活。我们对好生活的理解，不过是相比于以前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罢了。一个漂亮的大房子，花不完的钱，天天的山珍海味，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而对于一个同样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母亲来说，这一切并不那么重要。也许是光阴流逝，人心在变，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对于她而言，似乎一直在找寻失去的东西，那就是快乐。
　　母亲自己想要的并不多，但是对于我们，她却显得很是“苛刻”。她希望我们过得好，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前程，有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家庭。她所想要的，也是我们苦苦追寻的梦。
　　三姐毕业以后，留在了北京的一家外企做翻译，虽然收入不算太高，但是养活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也许是因为母亲不喜欢索尼的缘故，之后的两年，她就再也没有带他回来过。母亲提起三姐，虽然嘴上还会说她的不是，但是心里对她却是十分的想念。
　　后来的一天晚上，母亲正要睡下，三姐突然打来了电话，母亲拿起电话正要说她，却听电话那头，三姐正哭着和索尼说些什么，还不时的传来三姐痛苦的惨叫声和索尼的大喊大叫。
　　“妈，救我。”
　　电话突然挂断，母亲再打过去时，却再也无法接通。母亲拿着电话的手直颤抖，她的心脏怦怦直跳，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母亲拨通了大姐的电话，虽然北京与上海千里之隔，但是这个节骨眼上母亲能想到的也只有大姐了。
　　大姐接过电话，听母亲向她说了个大概，她一边安慰母亲一边安排身边的人联系三姐，可是三姐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最后实在没办法，大姐便联系了北京那边的警方。半个小时以后，三姐打来了电话，她说她正在警察局，大姐听她说了事情的经过，一时间气的把桌子上的杯子摔得粉碎。原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对于三姐来说，索尼现在就是恶魔般的存在，他不但打她，还常常把不三不四的女人带到家里来，甚至当着三姐的面和人家亲热，三姐不敢说她，而且只要她一提分手，索尼就会暴跳如雷，把三姐打的鼻青脸肿，还威胁她说，如果她敢和自己分手，就杀了她。
　　这天晚上，三姐没敢回家，她在警察局待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大姐抵达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她便联系了北京的一个朋友过来接她。她们直奔警察局，见到三姐，大姐便过来查看她的伤势。三姐的眼睛一片片的淤青，脸上也有不少的抓痕，看起来很是让人心疼。
　　“那个黑人现在在哪儿？”大姐问。
　　“这会儿应该在学校”三姐说。
　　“他在学校教书？”大姐问。
　　三姐点了点头。
　　“走，我们去找他。”
　　大姐说罢拉上三姐便上了她朋友的车，直奔索尼所在的学校而来。
　　见到了索尼，他正在办公室里和几个女同事打情骂俏，看见三姐来，他看起来很是生气，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朝三姐吼道：
　　“谁让你到这里来的？”
　　还没等三姐说什么，大姐走上前来，指着索尼的鼻子用一口很标准的普通话大声的说：“我让她来的，你这个黑鬼不是很会打女人吗？今天我把她带过来了，来吧，我倒要看看你们黑人有多厉害。”
　　索尼听懂了大姐说的话，他自知理亏，看了看周边的同事，见她们正疑惑的看着他，他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这时，她的同事忍不住向大姐问道“怎么回事啊？”
　　大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她们一说，她们这才恍然大悟，虽然嘴上不说，但从她们再看那黑人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她们该有多么的鄙视他。
　　因为这件事，索尼在学校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丢了工作，再加上大姐“从中作梗”，在北京混不下去的他，便灰溜溜的回了美国，之后就再也没敢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