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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自百度百科)
白暨豚科(学名:Lipotidae):是哺乳纲、鲸目的一科水生动物,仅有一个物种即“白暨豚”(Lipotes vexillifer)。“暨”音 jì;媒体也常写作“白鳍豚”,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型淡水鲸。
白暨豚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陆生动物进化而来,是世界上所有鲸类中数量最为稀少的一种。2018年11月14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更新发布,暂未确认白暨豚灭绝,保持原定评级“极危”。
白暨豚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特有物种。历史上西起宜昌西陵峡,东至上海长江口,全长约1700千米的长江江段都有白暨豚出没,包括洞庭湖、鄱阳湖等毗连长江干流的大小湖泊及河港,甚至还曾在富春江出现过。
受上游建坝等人类活动的影响,白暨豚的分布区域逐渐缩减,1990 年以后在洞庭湖和鄱阳湖绝迹,在长江干流的分布上限也移至宜昌葛洲坝下游 170 千米处的荆州附近,下限缩减更为严重,到南京附近便已踪迹罕至。1997-1999 年国家农业部组织的三次大规模考察中,南京下游临近江阴以下就再未有发现。
2000-2004 年的几次观测中,其分布主要限于长江洪湖段、九江段和铜陵段三个区域。最后一次发现白暨豚的确凿记录,是 2004 年8月在南京江段搁浅的一具尸体。 [1]
保护现状
保护级别
列入《华盛顿公约》(CITES)附录Ⅰ(1979. 6.28) [14]
列入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日期待查证)
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Ⅰ级(1988. 12.10) [15]
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ver 3.1——CR(极危,可能灭绝) [1]
种群现状
“2006长江淡水豚类考察”结束后,一般认为白暨豚已基本绝迹,尽管未被 IUCN 宣布灭绝,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显示白暨豚仍然存在。
“2006长江淡水豚类考察”是 2006 年11月中科院水生所和瑞士白暨豚保护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规模科考活动,组织了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瑞士七国的近 40 名学者,对宜昌到上海的长江干流展开为期 38 天、行程达 3400 多公里的细致调查。此次考察动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声呐采集设备和远程探测技术进行地毯式搜索,却未发现一头白暨豚。由于鲸豚类需要频繁出水换气,并不是很难观测到,所以部分外国学者确信白暨豚已经灭绝。考察队联合组织者之一、瑞士白暨豚保护基金会负责人奥古斯特·弗鲁格(August Pfluger)说道:“It is a tragedy, a loss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entire world”(这是一场悲剧,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整个世界的损失)。
中国方面对外国学者的判断未予认可,提出根据惯例,要 50 年未观测到活体才能确定一个物种灭绝,并强调“在当前情况下”不宜宣告白暨豚灭绝。外媒据此认为,中国官方可能在抑制有关白暨豚及其灭亡的信息,因为事件背后折射的是政府为加快工业化进程、提高GDP增长而对长江资源的大力开发利用,公布白暨豚灭绝将掀起不利于国家发展的舆论。
2007 年以来零星的目击报告和未经证实的影像资料表明,安徽至南京的江段可能还有残余个体,然而参考近年持续性大量死亡的江豚,可见长江当下的环境已不适合淡水豚类继续繁衍,比江豚更脆弱的白暨豚更难以长久生存并延续种群。残余个体即使存在,也不具有实际意义。
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认为,现今濒危程度最高的水生哺乳动物不再是白暨豚而是加湾鼠海豚,原因是白暨豚早已灭绝。按照此观点,在20世纪 50-70 年代加勒比僧海豹和日本海狮灭绝后,白暨豚成为半个世纪以来首个灭绝的大型动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个灭绝的国家保护动物,更是全球首个被人类灭绝的鲸种。学界指出,拯救白暨豚的行动太少而且太晚了,当人们开始着手保护时,这一古老物种就已经走到末路,其种群已经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
国际上白暨豚被视为动物保护失败的典型案例,中国因此受到外界批评。西方媒体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对白暨豚的保护需求给予关注,但中国政府没有为保护它而做任何严肃的投资。
原为保护白暨豚而划出的五个自然保护区,现阶段保护对象为江豚及珍稀的鱼类、水鸟等,这些保护区积压的诸多问题尚待解决。以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半自然保护区为例,这是一个长约 21 公里,宽约 2 公里的牛轭湖,像一个微型长江,半封闭的环境使其免受来自长江干流的许多侵扰,是对淡水豚实行迁地保护的理想选择。保护区的规划面积近 7 万亩,实则萎缩到 3 万多亩,除了农业生产,当地一些工业项目也侵占了保护区。长江排污情况依然严峻,附近城市和工厂向长江直排污水,保护区水质持续恶化。沿岸工矿企业排污口报备的仅一两处,实际却有好几百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监测数据显示,污水废水的排放量逐年增加,从 2005 年的 296.4 亿吨增加到 2014 年的 338.8 亿吨,增幅高达 14.3%。同时天鹅洲上约有 6700 人居住,允许有限的钓鱼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禁止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中核心区禁止人类活动。
事实上,不要说缓冲区和实验区,连核心区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是司空见惯。不仅外部环境掣肘保护区的经营运作,内部维护同样困境重重。首先是专业人员过少和基础设施落后,保护区面积广大,但巡护、监测、管理等人手常常捉襟见肘,未能组建一支专业救护团队,救护人员均由养殖技术人员兼任;名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却始终未配备现代化远程监控设施,监控防护全靠“脚跑眼看”。保护区的水量,也不由保护区自主控制。原与长江连通的保护区,出于 1998 年的洪灾,在上游建起堤防,阻断了长江来水。
区内成一片“死水”后,只能人为从长江引水,但泵站管辖权归属地方水利部门,保护区的需求并非水利部门的首要考量因素。放水会淹没一些农民违法占用的滩涂,抽水可能造成农民取水困难,所以每次协调区内水量都大费周章。物种保护和人类利益的冲突,导致执法主体不明确、执法力度不够,是各个保护区面临的主要难题。 [16]
白暨豚灭绝事件,反映的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对淡水豚实施迁地保护,终究只是权宜之计,自然保护区外的长江水域目前仍被人类占用,未来能否再次成为淡水豚的栖息地,暂时还无法得出答案。
截至 2010 年末,世界上保存的白暨豚标本共 89 件,有性别记录的共 72 件,34 件雄性,38 件雌性。
中国大陆存有 86 件,有资料的剥制标本共 39 件,骨骼标本 20 件(完整的骨骼标本 10 件,不完整的 1 件,头骨 9 件)。还有 7 件浸制标本,其中 4 件为胎儿(2 件存于中科院水生所,另 2 件分别归属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和岳阳市农业局水产组),3 件为成体(分别存于中科院水生所、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和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国外的 3 件均为采集自洞庭湖的骨骼标本,分别藏于美国华盛顿国立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英国伦敦南肯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华盛顿国立博物馆所藏的头骨即为 1914 年霍依在城陵矶采集,后交由米勒研究的模式标本,是全球第一件白暨豚标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则是全球第一件完整的白暨豚骨骼标本,雌性,系 1921 年该馆工作人员组成“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到中国考察时,由武汉分队长波普(C.H.Pope)以21 美元从岳阳渔民处购得。伦敦南肯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是 1922 年英国阿伯丁大学医学教授斯基纳(Skinner)在中国工作时偶然所获,雌性,整个尸体被运回伦敦,使英国学者得以首次对白暨豚进行解剖研究,并将骨骼制成标本。 [17-18]
所有存世标本中,有 4 件骨骼标本是 20世纪上半叶的“古董”,即国外的 3 件和上海科技馆自然历史分馆的 1 件头骨(1920 年左右采集于未知地点,填充于剥制标本内)。 [19] 1949年后收藏的标本中,采集自 50年代的有 10 件,60年代 11 件,70年代 20 件,80年代 28 件,90年代 15 件。21世纪采集的标本仅 1 件,即 2002 年人工饲养至自然死亡的“淇淇”,是最后一件白暨豚标本。许多珍贵的标本都未得到有效的保护,标本损坏、腐烂变质、遗失、信息不详、信息混乱等问题非常严重,亟待有关方面的重视和管理。